霍亂與中國的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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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亂與中國的淵源霍亂是由霍亂弧菌引起、由不潔飲食引起的急性腹瀉傳染病，患者表現為腹瀉嘔吐，嚴重者會脫水休克甚至是死亡。不同於普通腹瀉，表現只是拉肚子，霍亂疫情流行迅速，流行期間發病率死亡率高，危害極大。最近一條關於武大出現霍亂病例上了熱搜，疫情還沒有徹底結束，現在又來個霍亂，怎能不讓人緊張起來。今天小編就為大家講講霍亂與中國的淵源。[1]
學者們多遵從伍連德在《霍亂概論》中的論述，認為是從清嘉慶二十五年即1820年傳入中國的。他是依據宋如林在重刊林森《痧症全書》序中所言：「嘉慶庚辰(1820年)秋，人多吐瀉之疾，次年辛巳更甚劇」。又云：「此症始自廣東，今歲福建台灣，患者尤甚」。余雲岫在《流行霍亂與中國舊醫學》一文中考證，中國之有霍亂，約在1817年，由印度經陸地傳入，此前雖有記載，皆不能確定為真正霍亂。對此學術界有兩種看法，一是認為，1817年的傳入沒造成特大流行，可從略。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在1817年由印度源起造成世界大流行時，霍亂就傳入了中國，故首次傳入應從1817年算起。日本井村哮全也支持余雲岫的觀點。
對於霍亂，我國似乎還有更早的記載，如明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塗紳的《百代醫宗》一書中記有「嘉靖甲子(1564年)，人多患此疾，自腳心麻至膝上者，不勝其數，死者千萬矣」。後世醫生據此對霍亂有「麻腳瘟」的病名。醫史學家陳邦賢認為，唐代王燾在《外台秘要》記述霍亂的症狀有吐利、腹痛、手足冷、煩躁、乾嘔、轉筋等，似已認識此病。
在世界霍亂的七次大流行中，我國每次都是重疫區，並且在兩次流行的間期也患者不絕，病斃者甚眾。據伍連德《中國霍亂流行史略及其古代療法概況》記載：「自一八二零年英國用兵緬甸，一旦霍亂流行，直由海道經緬甸達廣州，波及溫州及寧波兩處，以寧波為劇。次年，真性霍亂遂流行於中國境內，由寧波向各埠蔓延，直抵北平、直隸、山東等省。一八二六年夏由印度傳入中國。又自一八四零年由印度調入英印聯軍，遂造成第三次之霍亂流行」。陸定圃《冷廬醫話•卷三•霍亂轉筋》中說：「嘉慶庚辰年(1820年)後，患者不絕」。王清任《醫林改錯•下卷•瘟毒吐瀉轉筋說》中也說：「道光元年辛巳(1821年)，病吐瀉轉筋者數省，死亡過多，貧不能葬埋者，國家發幣施棺，月余之間，共數十萬金」。在清代，以光緒十年(1888年)流行最盛。在民國時代，以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霍亂流行最廣，波及城市達306處，患病者達10666人，死亡者達31974人。
霍亂傳入我國後，因不知病源，醫生則據症狀名病和預防。徐子默在《吊腳痧方論》中，稱此病為「吊腳痧」，同書又以付題稱為「麻腳瘟」，田晉元則在所著《時行霍亂指迷》一書中，稱為「時行霍亂」。民國初年，也有據英語者稱此病名為「真霍亂」。此後，隨着時代的發展，到二十世紀中葉以後，在法定文獻和教科書中便稱此病為霍亂，而不再稱「真霍亂」和其他病名了。在王孟英所著《霍亂論》中，提出在春夏之際，在井中投以白礬、雄黃，水缸中浸石葛蒲根及降香為消毒預防之法。
霍亂雖然與《傷寒論》之霍亂病源和輕重不同，但運用《傷寒論》的辨證和方藥，如用理中湯、四逆湯等卻能收到很好的療效。徐子默在《吊腳痧方論》中就明確指出以溫經通陽之藥為治。這一觀點，歷代以來雖有徐靈胎、王孟英等人反對，謂霍亂屬熱不可以熱藥療治，但從病證有腹痛、米泔樣便、手足厥冷等一派寒象來看，用姜附四逆輩方為契合，這也為實踐所驗證。當年章太炎先生就指出，四逆湯之療效，和西醫的樟腦針、鹽水針(補液)效果不相上下，而且原理也相同。在當代，治療霍亂的幾大原則不外乎是輸液或口服藥物以補充水及電解質，使用抗生素(如磺胺、呋喃唑酮、四環素、強力黴素等)治療併發症和對症治療。運用中醫藥治療霍亂是值得重視的，早在《內經》的運氣學說中，就指出不同類型的氣候模式與某些疾病流行相關。1951年，郁維對上海1946～1950年霍亂流行的研究，證實了霍亂流行與大氣的絕對濕度有關。
1961年的埃爾托型霍亂，也曾出現於我國廣東沿海，後曾波及二十餘省市(自治區、直轄市)。造成一定的危害。而1992年於印度及孟加拉等地流行的霍亂，已經證實是埃托型的變型所致，該菌定名為0139。現已波及巴基斯坦、斯里蘭卡、泰國、尼泊爾、我國香港及歐美等地，我國1993年在新疆首先發現0139，5年多時間報告300餘例，僅占同期愛爾託病例的0.5％。目前，在發展中國家霍亂的流行仍然是一個令人困擾的公共問題。1997年霍亂在扎伊爾的盧旺達難民中大規模爆發，造成7萬人感染，1．2萬人死亡。這證明，霍亂仍是災難性的，這也說明第7次流行還沒結束。[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