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红帮

青红帮即青红帮组织，红帮建立在先，红帮本名“洪门”，青帮（亦作清帮）又名“安清帮”，他们基于对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代的怀念，故以“洪门”命名。

青洪帮当时已形成全国性的帮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反抗清朝统治的力量，辛亥革命之后，被反动势力操纵和利用，日趋没落。

[]

目录

上海滩

上海青红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

黄金荣爱钱，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这是三人的性格特点。

“流氓大亨”黄金荣

黄金荣 （1867—1953） 浙江余姚人，字锦镛。早年在上海当学徒。1900年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当巡捕。后勾结帝国主义、官僚政客发展封建帮会势力，成为上海青帮最大的头目，门徒达1000余人，操纵贩卖鸦片、赌博等罪恶勾当。1927年组织中华共进会，参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同年辞去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职务。1928年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抗日战争时期寓居上海，拒绝出任伪职。抗日战争胜利后重新从事帮会活动，但是权势衰退，地位被杜月笙代替。建国后，曾向人民政府坦白罪行，1953年在上海病死。

流氓大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上海滩里的特有产物。那些出身地位家道贫寒，但又不学无术的流氓，利用帮会势力，网罗门徒，成为 地方一霸。这些人无孔不入，在旧上海的三百六十行中权势相加，左右 逢源，一路而为上海闻人。对于这些人，老百姓给他们一个绰号，叫做 “流氓大亨”！而旧上海的大亨里，排行第一的头号大亨，当推黄金荣。

黄金荣（1868－1953），字锦镛，小名和尚，绰号麻皮金荣，祖籍浙江余姚，生于江苏苏州。系旧上海赫赫有名的青帮头子，流氓“三大亨”之首（另二人是杜月笙、张啸林）。清光绪18年(1892年)任法租界巡捕房包探，后升探目、督察员，直至警务处唯一的华人督察长。倚仗帝国主义势力，在上海广收门徒，欺压民众。1927年与杜月笙、张啸林等积极支持并参与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曾任少将参议及行政院参议。

黑吃黑

黄金荣自幼不爱读书，稍长与地痞流氓交往。为了加强租界内的治安，法国驻沪总领事白早脱和公董局总董白尔研究决定招募120名华人巡捕。黄金荣曾当过裱画匠，后又在上海县衙门里做过一阵子捕快，这时黄金荣听说进了巡捕房当巡捕能吃香喝辣、前途无量，他不甘寂寞，便决定去碰碰运气。这一年，他才22岁。他来到设在公馆马路法租界总巡捕房报名应试。也许是他那强壮的身体占了便宜，他居然给录用了。进了巡捕房后，黄金荣就跟着法国巡捕的屁股后面，挨家挨户去征收“地皮捐”、“房屋捐”，还要到越界筑路区为新建的房屋订租界的门牌号码。在这些工作中，他表现得格外卖力，还参与镇压那些不愿意动迁的农户、坟主和抗议加捐的小东主活动。由此，他就被警务总监看中，一下就由华捕提升为便宜，也就是包打听。提拔后的黄金荣被派差到十六铺一带活动。这时候的他，一身便装，成天地泡在茶馆店里，喝喝茶、吹吹牛，从中收集情报，联络眼线，也算是一项工作。莫看黄金容人长得五大三粗，但脑子蛮活络。他用“黑吃黑”、“一码克一码”的手法，网罗了一批“三光码子”，即那些惯偷、惯盗、惯骗分子给他提供各类情报，破了一些案子。另外，他还制造假象，用贼喊捉贼的办法提高自己的威信。有一天，法国巡捕房的街对面有一家咸货行的一块金字招牌突然不翼而飞。老板急得六神无主。这时，有人就对那个老板说对面的黄金荣破案子“交关灵光”。老板进了巡捕房就直接点名找黄金荣破案。谁知，不等黄金荣跑出巡捕房，一班小瘪三就敲锣打鼓地将那块招牌给送了回来。由此，黄金荣名声大噪。其实，这全是黄金荣在幕后一手策划、导演出的一出丑局。

升为领班

不久黄金荣又被提升兼任刑事出外勤股和强盗班二个部门的领班。不过，

黄金荣在任期间还真的破过几件大案子。有一次，法国总领事的书记官凡尔蒂偕同夫人去太湖游览。没想到竟遭到了那里土匪的绑架。法租界闻讯后，就派黄金荣前往营救。黄金荣找来了手下的小喽啰找到了太湖土匪的头领“太保阿四”、“猪猡阿美”，便轻而易举地将这一对“法国肉票”保释了出来。还有一次，福建省督理周荫人的参谋长杨知候带了六箱古玩、字画到上海来。不料，一出码头就被人盗走。为此，松沪护军使何丰林特请黄金荣协助追查。结果，不到半天黄金荣就将原物如数追回。在当包打听的生涯里，最令黄金荣得意的还是侦破法国天主教神父被绑架案。为此，法国东正全权大臣授予黄金荣一枚头等金质宝星。法国巡捕房提升他为唯一的一个华认探督察长，另派八名安南巡捕给他当保镖。从此以后，黄金荣更是飞扬跋扈、胆大妄为，成为地方一霸。

不动黄金荣

实际上，对于上海的帮会人物，如何做好其工作，为我所用，党中央在上海解放前夕，已有明确的方针，即只要他们不出来捣乱，不干扰上海解放后的社会治安，老实接受改造，就不动他们。特别是对于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帮会头面人物，“观察一个时期再说”(刘少奇语)，其目的是“努力使上海不乱”(周恩来语)，这样对全国大局有利，对恢复上海经济发展有利。

陈毅市长和分管政法工作的潘汉年副市长，

都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正确的方针政策。上海市人民政府出面召见黄金荣，向他说明既往政策不变，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进一步向人民交代，老实认罪，以求得人民群众在某种程度上的谅解。

“黄金荣扫大街”

1951年5月20日，上海《新闻报》、《文汇报》刊出了《黄金荣自白书》，结果非但没有平息群众的愤怒，反而引出更大的风波，已如前面所述，“黄金荣可杀不可留!”的口号响彻上海滩。 黄金荣在“自白书”中，自称“自首改过”、“将功赎罪”、“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云云。上海滩第一大亨的“忏悔”，在当时轰动一时.不用说，对稳定社会秩序，震慑帮会残余势力起了不少作用。随后，黄金荣响应政府的改造号召，开始扫大街。

黄金荣扫大街”的新闻不胫而走，传遍世界各地。旧上海另一大亨杜月笙在香港得知这一消息，暗自庆幸自己没有留在上海，躲过一劫。考虑到国内外的反响，对黄金荣的这项“改造”措施只是象征性的并没有持续下去，毕竟他已是风蚀残年的老人。两年后，这个曾在上海滩显赫一时的人物，因发热病倒，昏迷了几天，就闭上了眼睛。时年86岁......张啸林(1877—1940)，乳名阿虎，原名小林，后更名寅，慈溪庄桥(今属江北区)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移居杭州。早年游手好闲，斗殴滋事，与流氓为伍，为当地地痞。后进武备学堂读书，结识张载阳。民国初，结识上海英租界流氓季云卿，随季至沪，后拜上海青帮“大”字辈樊瑾丞为“老头子”，与黄金荣、杜月笙结为把兄弟，并称“上海三大亨”。1920年，三人合股开设“三鑫公司”，贩卖鸦片，逼良为娼，横行霸道。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组织“中华共进会”，率“敢死队”冒充工人，袭击工人纠察队，旋被蒋介石委为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委会少将参议。1932年经杜月笙推荐，充任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监事。抗战爆发后，指使徒众组织“新亚和平促进会”，收购军需物资资敌，大发国难财。1939年附逆投敌，筹建伪浙江省政府，拟出任伪省长，因遭国民党军统暗杀(未成)作罢。次年1月被军统收买的贴身保镖林怀部刺毙于上海。杜月笙（1888－1951)是近代上海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原名月生，后改名镛，号月笙，出生于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南杜家宅。四岁以前，母父相继去世，先后由其继母和舅父养育。十四岁到上海十六铺鸿元盛水果行当学徒，日夕与流氓、歹徒为伍，又嗜赌成性，不久被开除，转到潘源盛水果店当店员。后拜青帮陈世昌为老头子。陈世昌是小东门一带的流氓头子，绰号“套签于福生”，在青帮中属“通”字辈，杜月笙按序排在“悟”字辈。由于陈世昌等人的关系，杜月笙获得机会进入黄金荣公馆。他机灵诡诈，善解人意，很快获得当时法租界华探头目、黑社会头面人物黄金荣的赏识，成为其亲信，由佣差上升为鸦片提运，并负责经营法租界三大赌场之一——公兴俱乐部。

因善于纠合同伙，勾结军阀，他成为鸦片提运中最有势力的一个。1925年7月，杜月笙在租界与军阀当局庇护下，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势力日大，成为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的“上海三大亨”之一。同年，担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在上海三大亨中，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比起黄、张来，杜月笙确实高明一些，他善于协调黑社会各派势力之间的关系，善于处理与各派军阀之间的关系，善敛财，会散财，他通过贩卖鸦片、开设赌台等活动，大量聚敛钱财，然后，又以这些不义之财，笼络社会上各种人物，从政治要人、文人墨客到帮会骨干，无所不有。由于他在上海善待下台总统黎元洪，黎元洪的秘书长特撰一副对联：“春申门下三干客，小杜城南五尺天”。他因此被其党羽吹捧为“当代春申君”。杜月笙也做些收买人心的事情。他持续多年购买预防传染病的药水，送到浦东老家，按户免费发放。每逢上海及附近地区发生灾害，他必定出面组织赈济。他有时装出维护工人利益的形象，出面调解劳资纠纷。他一改传统**身着短打、手戴戒指、卷袖开怀的打扮，而是四季身着长衫，打扮斯丈，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形象。他附庸风雅，广结名流，大学者章太炎、名士杨度、名律师秦联奎都是他的座上客。由此，杜月笙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

1927年4月，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为蒋介石镇压革命运动充当打手。4月11日晚，他设计骗杀了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随后又指使流氓镇压工人纠察队。他因此获得蒋介石的支持。南京政府成立后，他担任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虽是虚衔，但有助于提高社会地位。同年9月，任法租界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1929年任公董局华董，这是华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

1929年，杜月笙创办中汇银行，涉足上海金融业。通过结交金融界徐新六、陈光甫、唐寿民等著名人士，他的银行业务颇为兴旺。

1930年起，杜月笙在家乡买地五十亩，大兴土木，起造杜家祠堂，1931年6月8日至10日，举行家祀落成典礼和“奉主入词”典礼。仪仗队有五干人之众，自法租界杜公馆出发，长达数里，巡捕开道，鼓乐震夭。杜祠开酒席三日，每日千桌。包括蒋介石、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上海市长张群等在内的党国要人都送了匾额。排场之大，靡费之巨，极一时之盛。1932年，杜月笙开始组织恒社， 1933年2月25日，举行开幕典礼。杜月笙自任名誉理事长。社名取“如月之恒”的典故，名义上是民间社团，以“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为宗旨，实际上是帮会组织。杜月笙借此广收门徒，向社会各方面伸展势力。恒社初成立时，有一百三十余人，到1937年达五百二十余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社会局。新闻界、电影界等许多方面的人士都参加进来。1934年，杜月笙任地方协会会长。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8月，又发动进攻上海的八一三事变。上海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投入英勇悲壮的抗日斗争中。在全国人民抗日要求推动下，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送到抗敌后援会。他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中共将领。他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将从外国进口的一千副防毒面具，赠送给八路军使用。

上海沦陷后，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1937年11月迁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活动。他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上海党政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门徒协助军统特务刀劈了大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筷庵。1940年他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这是在国民党支持下的中国各帮会的联合机构，杜月笙为主要负责人，由此实际上成为中国帮会之总龙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杜月笙迁居重庆，建立恒社总社，向大后方发展势力。他组织中华贸易信托公司、通济公司等，与沦陷区交换物资，借此中饱私囊。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杜月笙于1945年9月初返回上海、收割旧部，重整旗鼓。这时，由于租界已被收回，国民党势力可以公开活动，帮会的作用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1946年12月，上海参议会选举议长，杜月笙经过多方活动，虽然以最高票当选议长，但因国民党不那么支持他，所以，他当选后马上辞职。此后，他致力于向工商、金融、交通、文化、教育、新闻等各业中发展势力，担任各种各样的董事长、会长、常务董事、校董达六七十个。

1948年，蒋介石为了挽救严重的财政危机，派蒋经国到上海实行市值改革，发行金圆券，要求民间将所持法市外币及金银一律兑换成金圆券。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没有完全照办，被蒋经国以投机倒把罪逮捕，后被判了六个月的徒刑。经过此事，杜月笙明白自己在上海大势已去。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连获大胜，上海解放指日可待。5月1日，杜月笙携家仓惶逃往香港。1951年8月16日在香港病逝.

历史

洪门以“忠义”二字为统治思想。组织形式仿效梁山泊，以“山”命名，例如太行山、终南山、九龙山、少华山、武当山、楚金山等。山下设“堂”，如忠义堂、忠信堂、仁义堂、洪顺堂等。帮内均以兄弟相称，没有辈份之分。帮中执事分“内八堂”、“外八堂”。“内八堂”的职位是：“龙头”(亦称“山主”，有正副之分)，“坐堂”(左相)、“陪堂”(右相)、“礼堂”(掌管礼仪)、“执堂”(掌管总务)、“刑堂”(掌管刑法)，以及“盟证”、“香友”(均为客卿)。“外八堂”名义上有十排，计：一排“心腹”(“外江总督”)、二排“圣贤”(军师，通常由和尚充任)、三排“当家”(掌管粮饷)、四排“金凤”(亦称，“金姐”、“四姐”，弟兄们的家室)、五排“红旗”(掌管号令、执法)、六排“巡风”(巡营查哨)、七排“银凤”(亦称“银妹”、“七妹”，未婚女子)、八排“守山”(山口守将，通常以道士充任)、九排“江口”(山口水口守备)、十排“么满”(卫戍)，十排中的四、七两排为妇女散将，不入堂，故称之为“外八堂”。入帮上山时，要交纳钱粮，以三、三十六、一百零八为掭’准数，不能多，也不能少。“三"表示桃园三结义，“三十六"表示贾家楼三十六友(亦称瓦岗三十六友)，“一百零八"表示粱山泊一百单八将。

青帮来源于红帮。相传有洪门中人翁某，钱某、潘某被清王朝收买叛变，把洪门反清复明之宗旨，改为安清保清，另立门户，成立安清帮。安清帮不再以“忠义"为本，而以混杂的僧道俗“十三祖”为供奉的偶像。他们把过去的兄弟相称，改为师徒相传。组织形式，以帮命名，例如北方常见的“嘉白帮”、“江淮四帮”、“嘉海卫帮”等。安清帮香堂分大小两种，大香堂供“十三祖”，有达摩、惠能、陆祖、罗祖……，以及创帮人翁、钱、潘等；小香堂只供翁、钱、潘三祖。安清帮的辈分，原定二十字，即“清静道德，文成佛法，仁论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到了清末，这二十个字用完，又添了“大通悟学”四字，即二十一辈至二十四辈。民国以后，帮中人又续添二十四个字，即：“万象依皈，戒律传实，化渡心回，普门开放，广照乾坤，带法修行。”在帮中称之为“前二十四代”、“后二十四代”。

安清帮投靠清王朝以后，清廷责成安清帮护运军粮，从杭州运到通州，沿运河设码头官，分段护卫。洪门视青帮为叛徒，洪门有一谚语：“由青转洪，披红挂彩；由洪转青，抽筋剥皮。”由于长江航运原在洪门势力范围之内，所以洪门见安清帮护送的粮船就打，并曾杀害了不少安清帮的码头官。后来海运发达，粮食改由海道北运，运河失去作用，安清帮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转而投向其他行业，如开设赌局、妓院、烟馆、戏院、戏班、澡堂、茶楼、饭庄、旅店等等，以至走私贩毒，贩卖人口，或为军阀、政客、资本家充当保镖，打手、刺客等。安清帮遂演变而为结交官府，坐地分赃的恶霸流氓集团。

天津位处九河下梢，是水路运输的中转枢纽，船舶云集，商业繁盛。航运行业是青红帮的主要职业，因此帮会势力随之而来。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政府曾严令禁止“混混儿”打架斗殴，并惩治了一大批流氓恶霸，从而帮会活动大为收敛。至一九二六年奉系军阀褚玉璞进占天津之后，青帮分子又大肆活动。原因是褚玉璞的军警督察处处长厉大森，原在山东系青帮头子，属“大”字班(二十一辈)，来津后收徒不少。厉的徒弟白云生更是大开山门，广收门徒，如大恶霸袁文会即出自白的门下。从此青帮在天津的活动便嚣张起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进而企图吞并华北，纠集青帮分子及其他流氓匪徒，组织“便衣队”，在天津制造暴乱，曾几次从日租界冲出，到东马路、大胡同、金钢桥一带，鸣枪骚扰，向天津市政府施加压力。其中最猖狂的一次是在于学忠担任河北省主席期间，省政府警卫部队击毙了一名进行挑衅活动的日本警察署特务张德禄，为此日本警察署向于学忠发出照会，责令缉捕凶手，为死者偿命。随后日本警察署唆使青帮头子袁文会纠集其羽翼爪牙，为张德禄举行出丧游行，抬着张张德禄的血衣，沿东马路，过东浮桥，再穿兴隆街绕小关大街到金刚桥旁的省政府，高喊“为张德禄偿命”的口号。于学忠的警卫部队受命严阵以待，防范意外事件发生。这一群民族败类未敢轻举妄动，又抬着血衣返回日租界。“七七”事变日军占领天津以后，袁文会更加受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宠信。他为虎作伥，利用青帮为日本效劳。在日本特务机关支持下，袁文会组织天津安清道义会，由“江淮四帮”“大”字班的吴鹏举任会长(吴死后由盐商王慕沂继任会长)，副会长为袁文会、张逊之，“嘉白帮”“大”字班王大同任顾问。安清道义会的地点设在三岔河口金龙大王庙。安清道义会成为日本统治压迫中国人民的御用工具。 日本投降后，安清道义会解散。国民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指示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陈仙洲把青红帮控制在手，并指派金玉波协助(金系上海大流氓)。由于内部勾心斗角，各派系酝酿多日也无法合作，只好分别成立两个组织：一是忠义社(后改名忠义普济社)，一是共济社。忠义社由陈仙洲任理事长，张俭斋、朱佑衡任副理事长，姜般若任顾问，周大痴任常务理事。忠义社下设九个分社，大部分以脚行码头为主。共济社以张逊之任理事长，参加者行业比较复杂，有妓院、戏院、澡堂、饭馆的老板以及一些地痞流氓。这两个帮会组织，全属于国民特务外围组织。直至解放以后，这些组织才被摧毁。

劣迹

天津的青帮头目中，有所谓“东西北中四大霸”，即袁文会、刘广海，佟海山、王士海。其他比较恶名昭著的有江湖骗子王大同，开杠房的魏子文(绰号“魏小辫”)，大连码头脚行头子杨聚祥，东浮桥菜市脚行头子翟春和(绰号“翟瞎子”)，小刘庄摆渡口的把头张凤楼，东站脚行头子马金龙，饭店业年光垚，旅店业高步云，戏院业李吟梅，影院业杨季随，妓院业李万有等，此外还有一些专搞“腥赌”(且骗人赌博)的如李连城、王云波等。红帮头子有姜般若。

袁文会

杀人越货、淫乱无伦

一九四0年冬，我由于工作上的需要，经天津日租界“红帽衙门”(日本宪兵队)特务刘恩第的介绍，结识了袁文会。当时袁文会住日租界闸口街北口，是一所二层楼房，内有四方大院(后来袁搬到亨得利胡同)。我和他往来接触约计七、八个月的时间，在他家中结交了青帮中的许多人。我清楚地了解到袁文会是一个杀人越货、淫乱无伦的亡命徒，甘心充当汉奸特务出卖国家利益的民族败类。他的羽翼是一群趋炎附势、为虎作伥、捧场架势、卑鄙无耻之徒。袁文会的叔父袁八，早年在日租界芦庄子鸿义栈开设赌局，袁文会从十来岁时就在袁八的赌局当一名小伙计，以卖崩豆萝卜为幌子，为赌局站道报风。稍长，拜天津青帮头子白云生为师。白云生是“通”字班，二十二辈，袁文会是“悟”字二十三辈。袁入帮后，又拜日租界警察署(俗称“白帽衙门”)侦探长刘寿岩为干爹。袁在帮内结交了一伙流氓，整天在一起鬼混。当时日租界乃藏污纳垢之地，坑人害命的行业遍布各处，例如赌局、鸦片烟馆、明妓暗娼，土匪小偷窝子等等。这些害大魔窟全在青帮分子控制包庇之下。袁文会等人进财之道不断增加，帮派势力日益膨大，逐渐形成日租界的一霸。袁文会夺了赌局，又夺车站码头。在三十年代，天津的鸦片走私活动相当猖獗，多从西北一带运来。说是走私，实际上是半公开的活动。彼时在绥远省有禁烟善后局，是收购贩运鸦片的机构，运津时派有士兵押车，到天津东站“下贷”时，必须买通车站的帮会头子，才能运往日租界交收货人，否则必然横生枝节。

血拼

一九三五年天津日租界发生了一场青帮血拼事件，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因为袁文会称霸逞强，八面进财，与另一青帮头子刘广海发生矛盾，双方都想寻找机会制伏对方。日租界有个、万国公寓，是袁文会一伙人的“窝子”，有一天刘广海率手下几个人到万国公寓办事，与袁文会的人相遇，发生误会而动起武来。在斗殴中，刘广海手下大将宋国柱(绰号“宋秃子”)被袁文会手下的郭筱波捅了一刀，因流血过多，当场毙命。刘广海以寡不敌众，乘人不备偷偷溜走，得以逃命。日租界警察署闻讯赶来，立即通知天津地方法院验尸，追缉凶手。刘广海向天津地方法院控告袁文会行凶杀人，法院传讯袁文会，袁拒不到案，派其羽顶替出庭。刘广海扬言不肯善罢干休，法院对袁文会下了拘票，袁经其干爹刘寿岩的介绍，前往大连“避风”。由于袁文会贿通法院，此案一拖再拖，最后不了了之。袁文会避居大连期间，结识了日本特务小日向，彼此过从密切，袁进一步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后来袁文会返回天津，经小日向的介绍，与日本宪兵队曹长莳苗拉上关系，被派任日本宪兵队特务队长。小日向也经袁的介绍，参加了青帮，拜“嘉自帮”“大”字班王大同为师，得以插手控制青帮。在日本侵华期间，袁文会利用其帮会组织，不遗余力地为敌人效力此外，袁文会还在日军指使下，改编土匪武装，自任大队一长，直接受日军指挥。“袁部队”经常在天津周围的农村窜扰，以搜索八路军为名，抢掠烧杀，鱼肉乡里，人民对其恨之入骨。袁文会还有仗势巧取豪夺，走私贩毒，拐卖人口，蹂躏妇女等方面罪行，罄竹难书。袁的一生，可谓之恶贯满盈，坏事做绝。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袁文会被其仇人刘广海手下的高玉璞扭送警察局，又移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看守所拘押，后移交天津地方法院。经天津肃奸委员会起诉后，法院仅仅判了他。七年徒刑，直至天津解放后，人民掌握了政权，才被判除死刑，偿还了欠人民的血债。

刘广海

刘广海是天津西头人，早年在西头南大道大酒缸胡同。以卖柴草为生，后拜青帮头子王文德为师，又收罗很多羽，在西头湾子一带很有势力，成为一方霸主。因争权夺势与袁文会发生嫌隙，终于在一九三五年演出万国公寓斗殴事件，其手下大将宋国柱被袁文会手下人杀害，刘、袁两派更加势不两立。一九三七年日本占领天津以后，袁文会得势，串通日本宪兵队，将刘广海逮捕。刘越狱逃跑，奔往上海，又避居香港，直至日本投降后才重返天津。这时袁文会已被关押，刘得意洋洋，成为天津的青帮头子。一九四八年国民在天津建立参议会，刘广海以其帮会势力，捞得个参议员身分。国民的参议会本来就是个御用工具，一个流氓头子当上了参议员也是不足为奇的。在天津解放前夕，刘广海逃往香港。

佟海山

佟海山是在天津河东郭庄子长大的，从小便到处胡作非为。他是青帮头子王如兴的弟子，“学”字二十四班辈。他手下一有一伙喽罗，专门盗窃铁路运输物资，号称“黑旗队”，当时在河东地道外一带地区，称王称霸。

王士海

王士海是天津丁字沽人，其父系封建脚行把头，王士海子承父业，称霸于丁字沽、堤头一带。王士海及其弟王士江为争夺脚行，曾杀害脚行把头李六，逃匿于日租界，托庇于日本人及帮会势力，逍遥法外。日军占领天津以后，王士海认贼作父，成为日本侵略者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帮凶。大约在一九四一年，天津铁路警务段的日本特务头子阿部，授意王士海组织特务队，负责维护京山、津浦、京汉等铁路沿线的治安。这个特务组织命名为“义侠队”，王士海任队长，总队部设在河北贾家大桥(现河北区文化馆)，下辖四个大队，约有五、六百人，都是王士海的徒弟。“义侠队”在铁路沿线，对群众任意扣上“私通八路”的罪名，烧杀抢掠，敲诈勒索，无恶不作。

王大同

简介

王大同，山东沂县兰陵镇人，自幼失去父母，为当地基督教会一外籍女牧师收养，后将他携往国外读书，到二十多岁时，被派往南洋群岛一带传教。

青帮“老狐狸”

二十八岁时来到上海。他在上海见到帮会势力很吃得开，便冒充青帮，自称在南洋传教时曾拜南洋商船主郑老板为师，并说郑是“嘉白帮”二十班辈，他是“大”字二十一班辈。当时在上海还没有他这么高的班辈，杜月笙、王晓籁、黄金荣等人的班辈都比他小。王大同更以他善于应酬的权术，又能说英、法、德等国语言，因而名声大噪。王大同广收门徒，从他的一九四三年的收徒登记册来看，编号约计二万二千多号，说明已收徒二万多人，张宗昌、杨宇霆、何应钦、陈觉生、冯司直等许多军政界人物都在其收徒名册之内。王大同哄骗讹索的手段多种多样，在青帮中被称为“老狐狸”。王大同在天津伦敦饭店也设过香堂口，在华荫南里有他的住宅。这个人装束怪异，道貌岸然，而讹诈有术，勒索有方，是一个手法高超的江湖骗子。

姜般若

姜般若是天津红帮头子，还是个小有名气的文人，又笃信佛教。我和他并不太熟悉，只在北京章夔一摆香堂时见过一面。日本投降后，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陈仙洲奉戴笠之命，在天津重建青红帮组织，我当时是稽查处的秘书，曾有机会接触一些青红帮头子，在陈仙洲办公室里又与姜般若相见。后来我才知道姜般若与陈仙洲称为知己，姜在国民里资格很老，据说曾和孙中山在一起照过合影，后来属于汪精卫一派。由于他在社会上较有声望，所以很受帮中人的尊敬。忠义普济社成立以后，他出任顾问。他在天津还办了一个育德学院。姜般若在天津也设过香堂口，摆过多次香堂，上山的人多系小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