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尔德特·文绣
文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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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 (1909年12月20日-1953年9月17日) |
国籍 | 中国 |
职业 | 淑妃 |
目录
人物简介
额尔德特·文绣(1909年12月20日-1953年9月17日),字蕙心,自号爱莲,蒙古族,鄂尔德特氏,满洲鄂尔德特氏端恭之女,出生于北平方家胡同锡珍府邸。父去世后,母蒋氏携三女析居花市,过平民生活。8岁时,就读于花市私立敦本小学,聪颖好学,颇谙事理。
1922年,以照片入选皇妃,早婉容一日迎娶入宫,以便大婚时跪迎皇后。初期,与溥仪感情尚好。1924年被逐出宫之际,袖藏利剪,自尽殉情,未果。反对溥仪投靠日本人、以图复辟大业,加之后妃争宠,与溥仪感情疏离、龃龉不断。1931年8月,伺机脱出天津,登报公开表示与溥仪离婚,"刀妃革命"一时间成为天字号新闻;10月,正式宣告与溥仪离婚。1932年,任教于北平私立四存中小学,后因不堪忍受骚扰辞职,过隐居生活。"七七事变"后,坚辞拒绝日伪的威逼利诱,大节不亏。抗战胜利后,生活艰辛,以糊纸盒、上街叫卖为生;后于华北日报社做校对工作。
1947年夏,与国民党少校军官刘振东结婚。一年后,因时局动荡,刘退役,靠租平板车生活。解放后,因有立功表现,刘被解除管制,成为一名环卫工人。1953年,文绣因病去世,年仅44岁。
人物生平
成为皇妃 文绣乳名大秀,生于宣统元年农历十一月初八,即公元1909年12月20日。1917年文绣8岁时,到北京私立敦本小学读书,天资颇为聪颖。她当时学名傅玉芳。文绣的家世,是满州八旗中的鄂尔德特色蒙古族,在八旗中属于上三旗的镶黄旗。祖父名锡珍。父亲名端恭,曾任内务府主事。文绣为端恭的继配汉族蒋氏的长女,其妹名文珊。1924年联同皇帝溥仪及皇后婉容离开紫禁城,前往天津张园暂住。她在1931年申办离婚手续,正式离开溥仪。离婚后,前清的旧臣力劝溥仪褫夺对文绣的封号文绣自入宫之后,并未获得溥仪的宠幸。她每天早上梳洗完毕,就先到溥仪的寝殿问安,再到婉容皇后和四位太妃的寝宫中依序请安,之后回到她所居住的长春宫并关上宫门,过著简单朴素的日子,她或刺绣或教导长春宫的宫女认字,四位太妃和宫中仆役都对文绣的娴静有礼赞誉有加,但这并未能改善溥仪对她的冷落,相反的,不论是在紫禁城、或于民国十三年随溥仪岀宫之后,她和溥仪九年的婚姻,可以说是一段灰惨黯淡的岁月,在1925年天津,溥仪下榻在张彪的私人花园中的一幢三层楼的白色小洋房里,他跟婉容住在二楼,而把文绣抛在楼下,在一个农历除夕的晚上,溥仪与婉容在寝宫嬉戏,这时,有宦官奏报淑妃用剪刀捅自己的小腹,溥仪生气地说:“她惯用这伎俩吓唬人。谁也不要理她!”而这件事也造成日后“刀妃革命”的导火线。 刀妃革命 1931年8月23日,溥仪的淑妃文绣正式向溥仪要求离婚,原因是她再也承受不了溥仪对她的冷落,和宫中的不自由。这件事情对逊清皇室及前清王公大臣,还有溥仪本身都造成相当大的震撼,这可以说是对旧式文化的一种挑战,之后的两个月,淑妃文绣坚持自我的想法,不顾家族的反对和指责,也不理睬溥仪聘请的律师所提出的和解方案,坚决的向天津地方法院要求和溥仪离婚。
当时,文绣诉溥仪离婚案中溥仪的代理律师为林棨和林廷琛,文绣的代理律师为张绍曾、张士骏、李洪岳。双方律师寻求庭外和解,于1931年10月22日达成离婚协议。
文绣的族兄文绮为此写了一封信,并将之登在报上指责她:
蕙心二妹鉴: 顷闻汝将与逊帝请求离异,不胜骇诧。此等事件,岂我守旧人家所可行者?我家受清室厚恩二百余载,我祖我宗四代官至一品。且漫云逊帝对汝并无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亦应耐死忍受,以报清室之恩。今竟出此,吾妹吾妹,汝实糊涂万分,荒谬万分矣!
而文绣也不甘示弱地回了一封信给文绮:
文绮族兄大鉴: 妹与兄不同父,不同祖,素无来往,妹入宫九载未曾与兄相见一次,今我兄竟肯以族兄关系,不顾中华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九条及三百二十五条之规定,而在各报纸上公然教妹耐死。又公然诽谤三妹,如此忠勇殊堪钦佩。惟妹所受祖宗遗训,以守法为立身之本:如为清朝民,即守清朝法;如为民国民,即守民国法。逊帝前被逐出宫,曾声明不愿为民国国民,故妹袖藏利剪,预备随逊帝殉清。嗣因逊帝来津,做民国国民一分子,妹又岂敢不随?既为民国国民,自应遵守民国法律。查民国宪法第六条,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妹因九年独居,未受过平等待遇,故委托律师商榷别居办法,此不过要求逊帝根据民国法律施以人道之待遇,不使父母遗体受法外凌辱致死而已。不料我族兄竟一再诬妹逃亡也、离异也、诈财也、违背祖宗遗训也、被一般小人所骗也、为他人作拍卖品也... ...种种自残之语不一而足,岂知妹不堪在和解未破裂以前不能说出之苦,委托律师要求受人道待遇,终必受法律之保护。若吾兄教人耐死,系犯公诉罪。检察官见报,恐有检举之危险。理合函请我兄嗣后多读法律书,向谨言慎行上作工夫,以免触犯民国法律,是为至盼。
这封义正辞严的回信,和“皇妃与皇帝离婚”一事传开后,被当时的人们称之为“刀妃革命”。淑妃文绣的妹妹文珊,是她家族中唯一一位支持她与溥仪离婚的人。
在经过两个月的双方律师签字和谈的结果是;淑妃文绣和溥仪皇帝完全断绝关系,溥仪必须支付五万五千银元作为赡养费,而文绣终身不得再嫁,双方互不损害名誉。
晚年生涯 文绣在离婚后所拿到的赡养费,支付了律师费用和期间种种支出之后,用所剩不多的钱办了一所小学(四存中小学)并任教于该校,她把整个身心的爱都献给了孩子们,抗战胜利后,与一个名唤刘振东的军官结婚,一直到她在1953年9月17日夜晚,因心肌梗塞逝世,年44岁,葬于北京安定门外义地。同时她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担任过教职的皇妃。
溥仪皇妃
文绣乳名大秀,生于宣统元年农历十一月初八,即公元1909年12月20日。1916年文绣8岁时,到北京私立敦本小学读书,天姿颇为聪颖。她当时学名傅玉芳。
1921年,溥仪15岁,将届“大婚”之年。他虽早已宣告退位,但仍留在紫禁城内,过着皇帝生活,照例要选后选妃。按照清朝制度,皇帝挑选后妃必须从满蒙王公大臣的女儿中挑选。这时,文绣12岁,家世合乎条件,年龄又合适,就被选中,居婉容之下称妃。1922年12月1日,溥仪结婚,文绣被娶进宫内,这个13岁的小姑娘,从此离开母亲的怀抱,进入深宫,同外界隔绝,过起形同幽禁的生活。
1924年,冯玉祥将军发动北京政变,溥仪于11月5日被逐出皇宫。文绣随着溥仪先移到醇王府居住,又托庇于日本驻北京的公使馆,最后,1925年2月,离开北京到了天津,初居张园,继迁静园。在天津住了6年,与溥仪相处,落落寡欢。[1]
与溥仪离婚
文绣出生于满洲上三旗中的镶黄旗的贵族家庭,可惜在她的父亲端恭病逝不多时日,大清朝灭亡,满族地位也丧失,端恭家族自此落败。
1921年春,末代皇帝溥仪选后,文绣被五叔华堪哄去照相参加皇上选秀。溥仪在呈上来的几张照片里,圈了文绣。其实文绣并不好看,远不及同时参加选秀的婉容,但溥仪不知为什么看她特别顺眼。结果,他也是做不了主的,端康太妃为他拟定了姿容美丽、家世较好的婉容,而文绣最终被定为淑妃。只是皇后与皇妃之差,但文绣在入宫后即开始了她不幸的生活。
进宫后,婉容因与文绣争风吃醋,平日对她很排挤。文绣也从未曾得到溥仪宠幸,加之性格内向,不善言谈,心内郁闷无法排解。好在,她自幼喜读诗书,于是独居长春宫内,与书为伴。溥仪虽不曾宠幸她,还是为她请来英文老师以及名儒传授英语、四书五经、诗词格律。可以说,在深宫的几年,文绣从书本上受益很多。可惜这样的日子也没有维持多久,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溥仪与宫中人被逐出皇宫,暂居北京醇亲王府出宫后,文绣很想改善先前在冷宫的处境,与溥仪保持平等身份。她也为溥仪献计献策,但溥仪却一心投靠日本人,希望借此复辟清帝王业。文绣不愿溥仪与日本人勾结,力劝几次,很让溥仪反感,竟日渐对她冷淡。在他们举家迁至天津日租界之后,溥仪对文绣就更不好了。以前他对文绣只是冷淡,还不至于反感,现在他是真烦她了,甚至打骂她。以后吃饭上街就更没文绣的份儿,他与婉容去逛大百货公司,乘汽车去兜风,去跳舞溜冰,而文绣这时与溥仪已经情感恶化到极点。那时溥仪与婉容住二楼,文绣住在楼下大厅南边的一间房里,平日无事已不再来往,陌生得如同路人。
他们在天津住了七年,文绣渐成局外人。什么好事都没她的份儿。婉容过生日,收到贡品无数,连文绣也送了宴席一桌、烧鸭一对、饼干两匣。文绣的生日却无人记得,孤灯独坐。
长年与书为伴,文绣眼睛深度近视,还患了失眠症,无人疼无人爱,心内愁肠百结,每到夜深人静孤独感便深深袭来。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
文绣想到离婚。原因不外乎下面几点:看不惯溥仪投靠日本人;溥仪对她的冷淡辱骂让她对他失去最后的幻想;她想自由。
在文绣找到律师向溥仪提出离婚时,溥仪还是很吃惊的,这在史上是从未出现过的荒唐事。但无法改变文绣的坚持,双方最后达成协议:溥仪付给文绣五万元生活费,而文绣答应溥仪永不再嫁。
离婚后,文绣回到北平。虽已开始平民生活,宫中一些习惯还保留着。请了四个佣人,打理家务。她每天换衣,洗手必要洗三道,一次的水要比一次热,最后一盆水还不能烫手。如果不合适,是要被她骂的。在清贫中,还是有点小小的奢华,而那笔七扣八扣所剩无几的生活费,很快让她坐吃山空。她在家读书的日子也告一段落。
文绣改回傅玉芳的名字,去北平市私立四存中小学校做了国文与图画课的老师。这似乎是新生活的开始,文绣脸上渐渐有了笑容,她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而学生也很喜欢她。她年轻,嗓音清亮,学识渊博图画得那么好。文绣真觉得快乐。这是属于一个平民百姓的快乐,是拥有自由的快乐。然而这样的好日子还没来得及细品,有好事者发现傅玉芳原来就是末代皇妃文绣,这下热闹可来了,除了本校的,外面人也每天堵在门口,好奇地窥视这个“沦落”了的皇妃。文绣本想应对过去,但后来连记者也拥来,这让文绣每天过得非常狼狈。在无奈之下,文绣含着眼泪离开了学校。
从学校出来后,文绣失业。以前的家也不能住了,搬到刘海胡同的四合院隐居起来。虽是隐居,也不得安宁,来求婚的、骚扰的很多,文绣那年才24岁,却遵守离婚时永不再嫁的约定,把所有人都回绝了。
这样的日子又捱了四年,带在身边的珠宝首饰也卖得差不多,文绣辞退佣人,卖了房产,仅留一间住着。经济上已现危机,她只好重操挑花旧业。这还是她在年少帮母亲养家时所学的手艺。没想到时光流转,她皇妃也做了,还会重操这项手艺。挑花赚不了多少钱,文绣只得投靠娘家的表哥。
在亲戚家,文绣糊过纸盒,还去做过挑灰、递砖之类泥瓦工才干的粗活,甚至被迫去街上叫卖香烟。在街上叫卖香烟时,又受到记者围堵,她惊慌地逃回家里。好在经人介绍,文绣很快找到一校对的工作,她的第二段婚姻,也是由此开始。
抗战已胜利,文绣不再履行永不再嫁的约定,她要为自己余日着想。国军军官刘振东这时闯入她的生活。刘振东四十多岁,还没结婚,与文绣开始相处时,文绣是犹豫的。毕竟溥仪给她心灵上留有阴影,她不能确定再婚是否明智。相处了五个月,她被刘振东的细心体贴以及感情上的专一打动,两个人在北平结婚。
婚礼在当时有名的“东兴楼”举行,仅鱼翅席就摆了十桌,非常隆重,而刘振东也把二十多年积累的官俸拿出来给文绣用。婚后,刘振东开了个小平板车行,靠租平板车为生。文绣初次感受到婚姻的甜蜜,她辞掉校对工作,家里雇了个老妈子,打理杂务,她看书作画,日子过得十分安宁 文绣是希望日子一直这样下去的。她做了时髦的卷发,穿漂亮的旗袍,偶尔也唱几段花旦青衣的戏。她与刘振东在晚上去吃馆子,去听戏,不再提宫中往事。
这样的和睦生活,维持了两年。时局动荡,刘振东车行破产,他们苦心经营的白米斜街的新家失去了。八辆板车换得一张船票。还没来得及南逃,北平城就被围困起来。刘振东不知该怎么办,反而是文绣给他带来莫大的慰藉。她说不管怎样,我们都在一起的。
刘振东向人民政府交代了历史问题,因表现好,在西城区的保洁队找到工作,虽然收入少,却能维持生活。文绣和刘振东的日子过得清贫,住在十平方米的小屋里。文绣自己打理家务,买菜烧饭,他们一直没有孩子。两个人的感情虽然没有发生什么问题,文绣身体却日渐不好,两年后的一天(1953年9月17日),文绣在家里做事,忽然地,她就倒了下去,那一刻,她什么意识都没有了。
文绣心肌梗塞去世,死时43岁。安葬很简单,四块木板打成的一口棺材,连墓碑也没立,曾经的末代皇妃就这样被掩埋了。
文绣一生悲凉,幸福的日子有限得可数。这个落魄的贵族女,这个遭冷落的末代皇妃,就是做一个平民也如此不易。她一生向往自由的生活,又何时拥有过自由?自由对她而言,也许在进宫那日起,就永不再来。[2]
离婚始末
舆论交锋 文绣爆出自己是处女
舆论界的声势已远远超过案件本身。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华北新闻》等报刊上,都赫然醒目地刊登此事。北京、上海等地的报纸也纷纷转载或发表关于此事的文章。转瞬间,举国皆惊。
封建卫道士们因此事的激发,突然间都从地下钻了出来,对文绣出走大加鞭挞。这些人熟谙攻击手段,并善于戴上虚伪的面具。文绮更是借“族兄”这一冠冕堂皇的帽子,对文绣指手画脚。他在文绣出走后的第三天,便以公开信的方式规劝“族妹”赶紧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文绮此信一出,马上得到同道们一片赞誉声。紧跟着,攻击文绣的文章纷涌而出,直欲置文绣于死地。
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文绣承受着巨大的心理负担,但她并不屈服。当双方律师再一次见面谈判时,文绣也到了现场。溥仪的律师林廷琛尽量想以委婉的口气劝说文绣,文绣则掩面啜泣道:“我到现在还是一个老处女,素常受尽虐待,现在唯有请张律师等依法保障我应享的人权罢了。 ”态度坚决,但流露出无限的伤痛。
文绣姐妹俩拿起民国的法律做武器,便不惧封建卫道士的舆论压力!何况,以溥仪为首的那股势力自有他们自身致命的弱点。
调解搁浅 双方均不让步
双方的谈判仍在继续进行。溥仪一方的阵容已越来越大。上海的遗老们专门就此事在哈同花园集会,推举出代表刘春霖北上,协助溥仪处理此事。一位名叫“左安法隐”者则给“满洲”遗老金梁写信,要求其“执鞭随诸君子后也”。北平的尹群在撷英番菜馆宴请《世界日报》《北平晨报》和《益世报》等报的主编,希望他们不要报道有关溥仪虐待淑妃(文绣)的消息……几乎全国各地的遗老们都出动了,参与了这场史无前例的“讨妃”行动。
实质性的进展是在双方律师间进行的。
在双方律师的交涉过程中,文绣坚持的条件是:一、与婉容分居,分居后溥仪每月至少要与文绣同居两次;二、拨给文绣生活费50万元。
溥仪对第一个条件没有异议,但却遭到婉容的强烈反对。
第二个条件的谈判仍在继续进行中。谈了好多次,赡养费由50万降到15万,但溥仪仍不接受。最后,郑孝胥向溥仪建议:可以给文绣5万元,但只能每月取息为主,不能提本。同时要文绣先接受三个条件:不得改嫁;住在娘家不住别处;不得做有损皇室名誉之事。文绣通过律师接受了三个条件,但要求一次付给10万元。
族人调停 文绣对溥仪仍有眷恋
溥仪的叔父载涛被召到静园,商量对策。载涛说:“按理,文绣不会像律师们说得那么绝情。我们一直在与律师打交道,但文绣是不是真的这个意思,我们不清楚。总得设法见文绣一面才行。 ”众人一听,均表赞同。于是,载涛以族人的名义出面调停,会见了文绣。
文绣其实不像外界传言那么决绝。
她对溥仪仍有很多的留恋,说:“我生是皇家的人,死是皇家的鬼。我从未想过再嫁人。涛七爷,您就跟皇上说,让我好好过日子,给我那笔钱吧。 ”
载涛看着憔悴的文绣,告诉她王公们的意思:“以后由皇上每年支付生活费用6000元,让文绣寄居于北平太妃处。但文绣如欲寄居天津,则另由溥仪在日租界为其觅选相当住所。文绣的一切日用器皿、衣服、首饰等物,均交文绣管有。 ”
文绣听后,断然拒绝。载涛无功而返。
离婚协议 在1931年10月22日签订
不知不觉,时间已到了1931年10月份,文绣的律师们觉得这样耗下去不是办法,于是征得文绣的同意,于10月15日向天津地方法院提出调解离婚的请求。溥仪在当月20日接到天津地方法院发来的“调解传票”,这使他感到了“颜面受损”的威胁。他心烦意乱地吩咐律师:“我已没时间耗下去了,尽快私下解决此事。只要不上法庭,一切都好说。 ”
1931年10月22日,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与淑妃文绣正式签订《离婚协议书》。
几天后,天津地区不少报纸刊登出“宣统皇帝”的“上谕”:“谕淑妃文绣擅离行园,显违祖制,应撤去原封位号,废为庶人。钦此。宣统二十三年九月十三日。”
离婚后,文绣回到北平居住。她深居简出,埋首读书,后用傅玉芳的名字到一家私立小学教国语,把精力献给纯洁的孩子们。她还一度在华北日报社任校对员,过着平凡的生活。文绣通过华北日报社社长张明伟的介绍,和一名国民党少校军官刘振东结婚。她再也不用守活寡了。
1953年,文绣因病去世,终年44岁。[3]
中年再嫁
“房漏偏逢天连雨”,文绣身边惟一的亲人三妹文珊又病逝了,她更觉得形只影单,凄苦无比。虽然还有一位同父异母的“黑大姐”,可是,自入宫后便与这位姐姐断了来往。她只有重操童年旧业,二十多年前文绣曾为读书而拼命地挑花活儿,二十多年后文绣又为吃饭而拼命地挑花活儿了。
马锡五先生这时也来看望过文绣,他述说看到的情景道:“她(指文绣)搬家了,住在一个小院内。她破落了,只住两间小屋,家具简陋;几年不见,她显得苍老了,身穿一件蓝布旧旗袍。她对我感慨地说:‘你看我还像个样子吗?落到这步田地,都是命……’我转达了全家对她的问候,并赠给她一个红纸包(钱),她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收下了。临走时,她流着泪对我说:‘这里的保甲有时找我的麻烦,求七兄弟和他们说说,关照关照。’”
由于这是马锡五先生最后一次见到文绣,所以能留有较深的印象,文绣已经成为极普通的劳动妇女,收入甚微,还不得不忍受地头蛇的欺侮。她重新学会了俭朴,把租用的两间北房又退掉一间,靠自己的双手挣饭吃,洗衣、做饭、买粮、买煤,一切家务活计全部都自己拿了起来。
这时候有些好心人看文绣生活太苦,劝她再嫁。如果能找到合适的人,文绣也同意再嫁。鉴于宫妃生活的教训,文绣追求的是那种专一的爱情,她要找一个未婚男人或是死了妻子而又没有儿女的男人。她希望婚后能够获得丈夫真诚的爱,倘不能如愿以偿,宁可独身以终,死而不憾。
抗战胜利那年文绣三十六岁,已是人到中年,毛遂自荐的,替人说亲的,还是络绎于途。但文绣不愿降格屈就,为了躲避纠缠,她又想搬到别处去住。可是,她能搬到哪儿去呢?
文绣硬着头皮去找在北海公园当工人的黑大姐,倘能找个园艺工的差使,也肯做。作为看大门的女工,黑大姐只能另给文绣指一条路:让她找找娘家表哥刘山。
刘山安家时全仗文绣之母蒋氏接济,后来当了瓦工,技术不错,人又憨厚耿直,眼下一家五口在北京西城石驸马大街后闸租住三间平房。这会儿听文绣述明来意,二话没说就找车帮文绣把家搬了过来。
刘家的生活是很艰难的。所谓三间房,其实只是一明一暗两间,里间是个小套,另有一间厨房。晚上睡觉,刘山夫妇住在最里边的套间内,刘山的两个女儿和文绣住在外间,而刘山的儿子就临时在厨房用木板搭铺,早撤晚铺凑合着住。刘山的妻子是个家庭妇女,家务之余糊包装用纸盒,挣几枚手工钱贴补家用。文绣来这以后不忍白吃白住,也和表嫂一起糊纸盒。
糊纸盒毕竟收入甚微,文绣总想多帮刘家一点儿,就主动提出要出外找点儿活干,经刘山与包建筑盖房的瓦工头说好,让文绣当小工给瓦匠们挑灰递砖。天哪!一个曾为皇妃、动辄使奴唤婢的女人,一个过惯了贵妇生活、整天吟诗作画的女人,居然能干这个苦活儿?文绣有毅力,她挺着做,咬紧牙关做。有半个月吧,刘山看出她实在是支撑不住了,就替她辞了活儿,不让她再遭罪。文绣还想找点儿别的活干,又苦于没有门路,只好回家仍和表嫂一起糊纸盒。
一个瓦工要养活六口大人,生活太难维持了,后来刘山又想出一个道道来。石驸马大街处于闹市区,街上有不少国民党的大机关,如北平党部、华北日报社等,上、下班来来往往的路人川流不息。一天,刘山对妻子和文绣说:“糊纸盒,时间不少搭却没有几文收账,日子还是紧巴巴的。不如在路口摆个纸烟摊,捎带卖点儿瓜果花生,准能多挣几个。”刘山打这个主意也是有点把握:他有个连襟是前门外果子市专门批发纸烟鲜果的商人,进货有保证。至于做买卖的本钱,刘山支支吾吾地不想说出,其实文绣哪里会不知道?这时文绣手边还有最后一件值钱的东西,那就是因特别珍爱而一直舍不得出售换米的珠花头饰,这事刘山也知道,实逼无奈就想到拿它当生意本钱。
文绣的心事可不在一件首饰上,那珠花确是她的爱物,而且是纪念性质的,然而为了生活,卖掉并不足惜。只是这上大街摆乱摊子,可真把文绣难坏了。想当初在四存中小学当教员,不是挺文雅么?却也招惹了那么多是非,如今又要到马路上出洋相,须知这种事形同皇妃展览哪!
刘山是个老实人,一心只想养家糊口,却哪里料得到这一层干系?文绣则苦在心里,说也说不出口,试想:在人家住着,天天要张嘴吃饭,挑灰递砖的活儿又干不了,再嫌摆小摊丢丑怎么行啊!倘又被误解不愿掏珠花,简直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文绣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就在热热闹闹的石驸马大街上叫卖开了。
“烟卷!‘哈达门’、‘炮台’,包金纸的,请来一支吧!”
一位真正的皇妃在大街上叫卖烟卷,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千真万确的事实。
果然不出文绣所料,真相很快就传开了。前来无理取闹或揶揄调笑的地痞无赖,给文绣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刘山这才明白过来,像文绣那样有历史身份的人,上街摆摊叫卖还是不合适啊!于是,他只让自己的妻子上街,文绣仍躲在家里糊纸盒。
不久,刘山受雇为华北日报社修缮房屋,了解到报社需要校对员,就找报社总务科丁科长推荐文绣,为了说明文绣有国学基础能胜任校对工作,就把她入宫并在皇家读书十载的经历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丁科长很惊奇,马上向社长张明炜汇报。张社长对文绣的身世飘零极为同情,立即会见文绣并客客气气地告诉她,马上就来上班。
校对工作虽辛苦,但收入固定。只是年头不大好,通货膨胀很厉害,每月发下薪水就得一分钟也不敢耽误地交给表嫂,换成粮食和煤球搁着,多余的再兑换成银元。
自从文绣的身世在报社传开以后,人们同情她,都想帮她安个家,真可谓求婚者不绝。文绣本人也动了心,实在没必要还守着皇家那条“不许再嫁”的规定。再说长期住在刘家,表哥自然没甚话说,表嫂哪能不挑理?寄人篱下就免不了出闲话,终究不是曲子啊!
社长张明炜颇欣赏文绣的才学,打算把她介绍给自己的姑表弟刘振东。自日本投降后,张明炜即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华北特派员,兼华北日报社长,人还正派,官僚习气也较少,加之一贯同情文绣,文绣对他也很敬重。这回张社长要给她介绍对象,自然多了一层信任。
张社长让太太和文绣谈,文绣听说,刘振东乃是张家两辈老亲,人又耿直憨厚,遂同意见面再说。
文绣这次考虑再婚确实是慎之又慎,虽属中年再嫁,绝不敷衍将就。他与刘振东相识后,居然又用五个多月时间相互了解,似乎可以算是地道的恋爱了。
两人接触之中,刘振东深深同情文绣的遭遇,文绣也逐渐了解了刘振东其人。他本是河南人,出身穷苦,人挺勤快,也读过几年书,到十七岁上已长成身材高大的彪形大汉,继而应征入伍。在国民党军队中他虽说不会阿谀奉承、讨好上级那一套,却是打仗不要命,渐渐攒了点军功,从士兵一直升到少校。与文绣相识之际正在中南海国民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部下任职,管理库房。此人戎马半生年过四十尚未娶妻,最令文绣喜欢的是,他为人爽直,又没有脾气,特别是从不拈花惹草、游逛烟街柳巷。文绣衡量再三,总算满意了。
结婚前,刘振东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交给文绣,让她置办家具,购买衣物用品并筹备婚礼宴席。
刘振东是老实人,任职一向谨小慎微,不敢营私舞弊。积蓄全是从二十多年的官俸中一点一滴俭省下来的,因为纸币不稳,他便随时兑成黄金和银元放在箱底,现在总算要有自己的家了,便高高兴兴地拿出来让妻子派用场。
1947年夏天,文绣和刘振东在北京东华门“东兴楼”包了十桌鱼翅席,隆重地举行婚礼。“东兴楼”可是一家名气很大的餐馆,当时,“看梅兰芳的戏,吃东兴楼的馆子”乃是北京人的两大快事。
男方的主婚人是刘振东的顶头上司北平行营副官处长李宇清,此人后来曾任代总统李宗仁府邸的副官长,女方的主婚人就是族兄傅功清。“东兴楼”距中南海北平行辕不算很远,前来贺婚的刘振东的同事很多,济济一堂,把十桌席坐得登登满。其时,文绣年届四十一,经历多年的颠沛困苦,但看外表并不显老,皮肤仍很细腻而有光泽。当她满面羞容陪新郎挨桌敬酒的时刻,能不想起二十多年前清室大婚而身受册封的情景么?可是,她又怎能愿意重提那一段令人心碎的往事呢?
婚后,刘振东在北平西城白米斜街租了三间平房,摆设了新添置的家具,还雇佣一个老年女仆做饭、打杂,文绣也把《华北日报》的校对职务辞去,一变而为国民党的军官太太。
文绣又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宁静的家,她最不愿意再提宫里的往事。每天料理家务,并不轻易出门,得闲有暇还是看书习字,手不离管。文绣喜欢京剧,嗓音还相当清亮,有时能操琴的族侄来看她,一时兴起便要唱几段花旦、青衣戏,还真够味儿。
白米斜街离前门大栅栏也不算远,文绣常和丈夫一起到那儿看戏、下馆子,也度过那么一段吃喝玩乐的好光阴。她梳起时髦的卷发,身着漂亮的旗袍,打扮得很讲究。
有时候两口子也不免拌嘴,刘振东是个倔人,文绣也有个性,舌头碰牙也是很自然的,然而,毕竟两人都不年轻了,遇事互相担待也就成为过去,夫妻感情还不错。
1948年夏天,李宗仁赴南京出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北平行营名存实亡。刘振东和文绣商量,决定退役,用手头积蓄买下日本人遗留的八辆平板车,当上靠租车吃息的老板。他粗通文墨,社会上的人缘也不错,租车生意满兴隆。
中秋节过后,时局突现紧张状态,李宗仁副总统的副官长李宇清已经撤到台湾去了,刘振东也想卖掉家当投奔李宇清,可文绣却舍不得她苦心经营的这个白米斜街的新家。
白米斜街的家终于被卖掉了,八辆平板车换回一张船票钱,全套家具又换回一张船票钱,可正当刘振东和文绣准备前往天津购买船票的时候,传来天津解放的消息,继而北平城及城内二十余万国民党军队又被铁桶般地围困了起来。刘振东这才放弃南逃的念头,把船票钱换了白米,与文绣两人守在没有家具的空房中,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静待命运的安排。[4]
参考资料: 1. 末代皇妃文绣 2. 末代皇妃文绣 唯一与皇帝离婚的女人 3. 末代皇妃文绣为何自曝是处女 4. 溥仪妃子文绣中年再嫁 潦倒至街上卖烟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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