馍馍(许清清)
作品欣赏
馍馍
我的故乡坐落于“七山一水二分田”的井陉县深山区，土地贫瘠麦田稀少，自古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白面蒸馍是人们很少吃到的佳馔美食。作为五谷中的贵族——小麦家族的成员，它以其端庄、富态以及绸缎质感的皮肤被当作礼品，用于亲友之间的馈赠，在红白喜事中则扮演各种不同的身份，用于敬奉神与先人的供品等，游走于大雅之堂。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它的意义远非是填饱肚子那样低端与简单。
蒸馍馍讲究揉面，有句俗话“抱大的娃娃，揉到的面。”面揉得好蒸出的馍馍才能又喧腾又光洁。取粗一点的竹筷子，用刀在方头上劈开一个十字，井字或米字，用小细棍卡开后，蘸上液体的红色颜料，在刚出锅的热馒头上轻轻一戳，点出的红点像一朵盛开的小小梅花，白白胖胖的馍馍便有了喜气。成双成对地被装进竹篮子里，等待着主人带它走进人情世故的江湖。
串亲馍馍的数量由主人根据关系的亲疏而定，多则二十个，十二个，少则十个、八个。用于红事儿的喜庆馍馍，有着严格的数量，一般是一架盒（十二个），事主家计入账单，并留四个或六个于篮子里，作为压盒馍馍意为“富富有余”。娶亲中的“谢媒馍馍”是二十个，在娶亲前夕作为送给媒人的谢礼，然而，它的规格十分微妙地体现着人情的厚度。娶亲时院子里喜堂的八仙桌上要摆供，每组五个。主人家根据自己的财力，少为一组，最多四组。洞房窗台的一个盘子上五个馍馍，下面三个呈三角形摆放，剩余的两个平面对在一起，圆形一上一下磊在三个馒头正中，顿生一种新人端坐之感，一朵桃花插于上馍，白白的馍馍明媚中陡升娇羞，便有了文化的内涵，被称为插花馍馍。据说吃了插花馍馍能生大胖小子。它作为礼仪使者，穿行于旧式婚礼的繁文缛节中。
白事中前来参加葬礼的一般亲戚，要带不点红点儿的素面馍馍。但逝者的女婿、外甥、外甥女婿、侄女婿，须带“猪羊祭”，它是用馍馍面捏成的猪羊头像面塑，后面长长弯弯的身子上贴满面做成的花，中间摆放四个面做的寿桃、石榴等，一整套摆成圆形，用颜料涂点上鲜艳的色彩。一架猪羊祭一般用五斤白面，它是馍馍派生出的面塑艺术品。高寿逝者出殡时，在大街上摆出一大片，一套套争奇斗艳、栩栩如生，犹如一个面塑艺术展。颇具气势的豪华送行，暗含着穷家富路的朴素理念。馍馍以其各种特殊的身份，在人们的悲悲喜喜里，流转着它的风华岁月。
过年时，家里的土地爷、天地爷……逢神便供，供品都是红点馍馍，唯有祖宗牌位前的供品是猪头和鱼的面塑。小时候，跟着母亲到苍岩山福庆寺赶庙上香，母亲和二奶奶都挎一篮子点着红点的馍馍。我和与我同岁的小姑姑跟在她们的后面，进入三门之前，大人深情严肃地叮嘱咐我们：“进庙时不许踩门槛、进庙后不许随便说对神不敬的话、不许随便用手指点……”我们在敬畏与恐惧中穿过四大金刚怒目把守的门楼，母亲和二奶奶拿出馍馍开始上供、烧香，口中念念有词。老母庙、文昌庙、万仙堂……每尊三个馍馍，一直上到山上的“三奶奶”正殿、玉皇顶。馍馍在沉闷的钟声里，行走于香烟缭绕中登上肃穆的供台，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每次磕完头，捡一个馍馍放回篮子里，（传说小孩子吃了这样的馍馍方可祛病免灾。）大部分留在供台上伴着孤灯残香，等候它的岁月静老。我和小姑姑谨小慎微的跟着大人磕头。一直到出了三门，才敢长长地出一口气，终于回到了阳光灿烂的凡俗世界，我和小姑姑坐在河边，就着捧起的河水美美地享受一个红点儿馍馍。
除了过年，只有在麦收后，母亲才蒸一锅让我们饱食一顿，即便是亲戚们送来的馍馍，母亲也会送几个给村里的亲戚朋友或左邻右舍的病人，所剩无几的“珍品”吊在房梁上的篮子里留给爷爷和年幼的弟弟。十多岁时，敢自己走山路了，挎着一篮子红点儿馍馍到姥娘家串亲戚，母亲再三叮嘱：“千万不要让姥娘压盒”。老娘疼外甥，总是夺过篮子装回几个，并挎着篮子送出好远。摸着我的头说：“篮子里多压了一个馍馍，是给你路上吃的，进村之前一定吃完，进了家就轮不到俺孩儿吃了，不要跟你娘说。”我做着思想斗争，但无论如何也无法抗拒馍馍的诱惑，便走一段吃一口，快进村了把剩下的一块拿出来，坐在路边的大石头上，一点一点地放进嘴里慢慢地嚼着，神奇的麦香让每一牙缝都在欢呼，我最大限度地延长着味蕾的享受，直到把它消受完毕，喝一口清凉的河水一渣不剩地把它冲进肚子里，了无痕迹地回去向母亲交差。
随着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引水上山，故乡的麦子逐年增多，但在口粮的比例中依然较低。1973年，我受大队妇女主任陈会香的委派，作为农村幼儿教育先进大队的代表，去参加石家庄地区的妇女工作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言。我寸步不离地跟着公社妇女主任郎春梅第一次走进省城。地位招待所免费为先进代表提供食宿，中饭是大米饭，早晚各是一碗米粥和两个一两一个的小馍馍。一天三顿细粮是那年代最大的奢侈。我一拿起那精致的小馍馍，脑海里便出现了小弟弟渴望的眼神和不断的吞咽唾沫的馋相，实在不忍吃下但又恐惹人笑话，只好留一个用稿纸包好带回房间。第二天，干脆不跟同县里来的熟人在一桌吃饭。三天会议省下的九个小馍馍，让弟弟高兴得眉开眼笑。
1974年，我到省城上学，班里的学霸李成科，是我的井陉老乡且相距不远。一天下课后我们俩坐在大操场的一堆石子上说起理想，他很幽默地说：“共产主义理想太大太远，我不远不近的理想就是白面馍馍随便吃，想吃几个吃几个。”我听了哈哈大笑，这大概是贫瘠故乡那高贵神秘的白面馍馍给我们造就的理想。随着粮票的取消，物质条件逐年充裕，我们的理想终于实现。
故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馍馍从走亲访友的礼品中卸妆退出，走上农家餐桌，但在风俗礼仪中依然履行着神圣的职责。近几年，常居北京儿子家，孝顺的儿子媳妇，让每天的饭菜应有尽有，但我情有独钟的还是那白面馍馍，胡同里“山东大馒头蒸房”的馍馍是我的首选，聪明可爱的孙女，总是眯起眼睛让鼻子贴近馒头深深地吸一口，学着我的口气：“呣——天然的麦香味儿，真香啊！”受我的影响她也很喜欢吃馍，有时把馍馍的皮剥下来，看我眉头一皱，她立刻把皮放进嘴里吃下，然后调皮地说：“报告奶奶，本公主把馒头皮吃了！”我满意地说：“好孩子！一粥一饭——”她马上接茬“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那好听的童声，稚嫩而又神圣。但愿我们的后代莫忘馍馍的历史，牢记祖国的昨天！[1]
作者简介
许清清 女 汉族 1954年11月出生于河北省井陉县胡家滩村，1976年毕业于河北省化工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退休 。现为石家庄市作家协会会员。喜欢散文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