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恆（法學家）
高恆，男，漢族，1930年1月生，湖北省老河口市人。1955年武漢大學法律系畢業，1961年蘇聯莫斯科大學法律系研究生結業，獲副博士學位。同年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工作（原中國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歷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和研究員。1992年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 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法學研究所研究員。自1992年起 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曾任中國法律思想史研究會副會長、《法律史論叢》編委會主編。主要研究中國古代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曾參加雲夢秦簡的整理、注釋，對秦漢簡牘中的政治、法律制度有深入研究。對其中的律、令、式等條文，行政、司法、債務等各種文書作分類整理、論考。獨著《秦漢法制論考》。合著《中國法律思想通史》(兩漢卷)、《中國警察制度簡論》、《中國歷代治國方略文選》(法治卷)、《中國古代辦案百例》等。
| 高恆 | |
|---|---|
| 出生 | 1930年 |
| 國籍 | 中國 |
| 職業 | 法學家 |
目錄
主 要 學 術 成 果
專著
1.《秦漢法制論考》，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250000字
2.《秦漢簡牘中法制文書輯考》，社科文獻出版社，2008年出版，375千字
論文
1.《秦律中「隸臣妾」問題的探討》（11000字），載《文物》1977年第7期
2.《秦簡中的職官及其有關的幾個問題》（約36000字），載《雲夢秦簡研究》，中華書局，1981年
3.《秦律中的徭戍問題》（8600字），載《考古》1980年第6期
4.《秦律中的刑徒及其刑期問題》（8000字），載《法學研究》1983年第6期
5.《漢律篇名新箋》（12000字），載《法律史論叢》（論文集第一集）1981年
6.《漢簡中所見漢律論考》（10000字）載《簡帛研究》第二集，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輯，廣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7.《漢簡中所見令文輯考》（45000字），載《簡帛研究》第三集，1998年
8.《漢簡牘中所見的「式」》（12000字），載《秦漢簡牘中法制文書輯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
9.《漢簡中所見舉、劾、案驗文書輯釋》（20000字），載《簡帛研究2001》文集，2001年
10.《漢簡中債務文書輯證》（27000字），載《法律史論集》（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
11.《漢代上計制度論考——兼評尹灣漢墓木牘<集簿>》（15500字），連雲港市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編，科學出版社，1999年
12.《漢壁書<四時月令五十條>論考》（18500字），《法律史論集》（第四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
13.《公羊春秋學與中國傳統法制》（30000字），載《經義折獄與傳統法律》（論文集），（台灣），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編，2004年
14.《富之教之、允執其中及其它——孔子治國之道略說》（10000字），載《法律史論集》（第一集），法律出版社，1989年
15.《論中國古代法學與名學的關係》（11000字），載《中國法學》1993年第一期
16.《論中國古代法學與名學的關係（續篇）》（6000字），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學研究論壇——經學典籍中的法律詞語研究會》2010年10月25日
17.《張斐的<律注要略>及其法律思想》（10000字），載《中國法學》1984年第3期
18.《沈家本與中國古代律學》（11000字），載《博通古今學貫中西的法學家》，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19.《漢書·刑法志的法律思想》（11000字），載《儒學與法律文化》，復旦大學出版社，1992年
20.《董仲舒的法律思想》（10000字），載《中國法律思想通史》第三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21.《司馬遷的法律思想》（5000字），載《中國法律思想通史》第三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22.《楊雄的法律思想》（6000字），載《中國法律思想通史》第三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學 術 自 傳
我生於湖北省老河口市，一個鄂北的偏僻城鎮，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第五戰區司令部所在地，遂成為鄂豫地區政治文化中心。此地匯集有大批大城市流亡至此的知識分子，文化較發達，使我有機會接受現代文化思想。這段經歷，對我有較大影響。我上學較早，幼年發蒙先讀了四五年私塾，而後才上現代學校小學、初中、高中。1951年，經全國統考，進入武漢大學法律系。武大在解放前就是一所著名大學。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後保留的法律系，又進入了大批著名教授，給我年級講過課的就有韓德培（國際法）、燕樹棠（國際公法、私法）、薛祀光（債法）、羅鼎（親屬法、繼承法）、劉經旺（民法）、吳緒（羅馬法），其它還有曾昭瓊、姚梅鎮、唐表民諸教授。解放後在人民大學法律系經蘇聯專家培育的青年教師，講課也很不錯，如馬克昌教授講刑法，給同學留下深刻印象。大學期間，我系統學習了法律知識，此外在學校里，也很注意學習哲學和歷史。在大學期間，參加的一系列社會活動，對以後從事社會科學研究也有影響。解放初期，各種社會運動不斷。這些活動，在校的大學生一般也要停課參加，雖耽誤學習時間，但像我這樣從未接觸過社會的學生來說，參加有些社會活動，對於了解社會實際生活也有所幫助。例如，我參加土地改革運動和司法改革運動，對於我研究法學是有益處的。
1951年剛入校，就參加了在全國開展的土地改革運動。武大法律系參加土改的地區是湖北荊州市石首縣。這個地區屬於荊江分洪區，最後沒經過分田地階段，但在該地區也工作了三四個月時間。50年代初還進行一次司法改革運動。學校師生到法院查閱舊司法人員審判的案件，是否有違法問題。我系同學在武漢市、區法院工作了數月。
大學畢業後，經學校推薦通過考試，錄入蘇聯莫斯科大學法律系法理教研室副博士研究生。導師是安德烈·伊凡諾維奇·傑尼索夫，蘇聯當時最知名的法學家之一（他的著作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已譯成中文出版：《國家和法的理論》）。入學後要先修兩門課：一門是政治學說史，一門是國家與法的理論。學習方式和我國當前的研究生學習方式不相同。學習期間，主要是在導師的指導下閱讀參考書，寫出讀書體會，導師審閱後，作評語。我現在還記得，國家與法的理論方面，讀過的原著有《共產黨宣言》、《論國家》、《國家與革命》等。政治學說史課程讀過的書有：盧梭的《契約論》、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以及馬基雅弗利、亞里士多德、托馬斯等人的著作（都是摘要）。這種培養研究生方式，使學生在動手寫論文前，既得到了必備的基礎知識，又鍛煉了寫畢業論文的能力。我撰寫的論文是有關蘇聯立法制度問題。論文答辯順利通過。
回國後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即社會科學院前身）法學研究所法制史組（室）。但入所之後，基本上很少從事法制史專業的研究工作。除了下鄉勞動、參加四清工作之外，主要完成一些翻譯工作。翻譯了一些有關西方政治學說史和法的理論的文章。「文化大革命」後期，曾與人合譯蘇聯出版的《政治學說史》、《國家與法律理論》等。
「文化大革命」以後，除個人的法律史研究工作外，還參加了幾項大的科研工作。參與撰寫《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1986年版）有關法制史、法律思想的條目。擔任《中國法律思想通史》（多卷本）的常務編委。該項目為國家「七五」社科重點課題，國家「八五」重點出版物。任中國法制史學會副主席，編《法律史論叢》（期刊）。
我研究中國古代法制史，可以說是從參加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工作開始的。1976年湖北雲夢縣睡虎地秦墓出土一批竹簡，內容主要是秦時的法律文獻。國家文物局成立簡牘整理小組。成員多為著名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如張政烺、李學勤、裘錫圭、於豪亮、安作璋等教授。我有幸參加了這項工作。由此我了解到出土簡牘中有豐富資料，其中值得探討的問題，畢生也難以盡結。這一認識決定了我研究古代法制史的志願。
我參加整理雲夢秦簡的同時，先寫了幾篇有關秦法制史的論文。其中一篇發表於《文物》雜誌1977年第七期的文章：《秦律中「隸臣妾」問題探討》，曾引起了學者廣泛注意。有人統計，我的文章發表後，中外有數十餘篇討論此問題的文章。在文章中我指出秦時的刑徒城旦舂、鬼薪白粲、隸臣妾、司寇、候，都是因犯罪而判為終身服役的官奴隸，非經赦、贖不得為自由庶民。西漢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頒布的詔令，始廢除了此種刑罰，規定出上述刑徒的刑期（見《漢書·刑法志》）。此論糾正了東漢衛宏《漢舊儀》對秦刑徒身份的錯誤認識。漢文帝廢除刑徒為官奴隸的刑罰，不僅是對刑罰制度的重大改革，同時也是中國歷史上廢除奴隸制的重要舉措。眾所周知，奴隸制社會的奴隸，主要來源有三：戰俘、罪犯和債務奴隸。廢除以罪犯為官奴隸的制度，自然具有瓦解奴隸制社會的重要意義。或者是從這個角度做出的評論，日本著名中國法制史權威滋賀秀三先生說「高恆氏的論文是一篇有劃時代意義的論文」，「這一結論給了學術界一個衝擊」。（滋賀秀三《西漢文帝的刑法改革和曹魏新律十八篇篇目考》，載《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中文版）第八卷法律制度。中華書局1992年7月第一版）。
從上個世紀初以來出土的秦漢簡牘中，秦簡數量有限，多數是漢簡。當我接觸到這些漢代文獻之後，逐漸認識到完全可以從前人已經整理出來的這些資料中，將有漢一代的法律制度清理一個頭緒。漢代法制篇目、條文繁多，內容龐雜。史家班固評論漢武帝時的律令說道：「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遍睹。」而且早已失傳。清代以來有人據舊史籍中所見到的一鱗半爪資料，對漢法製作過考釋、編輯，由於史料所限，遠未縷析出眉目，且增添一些新的錯誤。
筆者立意整理漢代法制後，首先將出版成冊的簡牘文獻，如《居延漢簡合校》、《居延新簡》、《敦煌漢簡釋文》、《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等書中輯錄的簡文，逐條釋義、識別、考證，確定是否法制條文。然後將同性質的律令聯綴成文，增補漢代律令多條。寫出論文：漢律篇名新箋、漢簡牘中所見漢律論考、漢簡牘中所見令文輯考、漢簡牘中和所見的「式」。關於漢「式」的文章是筆者首次對漢代的這種法律規範，做出的專論。從漢簡得知，漢時的「式」，按其含義大致可分為三類：一、規定各類文書的格式。二、規定實施律令、政策應遵循的要點。三、確定行政、司法活動的程序。「式」是漢代法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維護法制統一有重要意義。
除上述律令條文外，從簡牘中還考釋出多篇漢代法律制度，及其如何實施的細則。已經成文發表的有：漢代訴訟制度論考、漢簡牘中所見舉、劾、案驗文書輯釋、漢簡牘中的債務文書輯證。
自從研究秦漢簡牘以來，我十分注意新出土的簡牘，每每獲得這類簡牘文獻，就認真整理研究，也發表了多篇漢代法制的論著。其中有幾篇很值得介紹給讀者：
1.《奏讞書》注釋
1983年12月，湖北省江陵縣張家山漢墓出土竹簡一千二百三十餘枚。其中有題為《奏讞書》的案例一冊，計二百二十八支簡。其中有春秋時期的辦案故事兩則，秦漢時期的案例二十件。若按案例性質來分，其中除奏讞文書外，還有錄囚、乞鞫、複審、集議、偵緝等案例。收錄兩則春秋時故事，是為了倡導執法者要守法不阿，辦案應實事求是。經考證，作者認為這冊文獻，是西漢統治者於立國之初，為推行新的司法審判制度而頒布的指導文獻，也是培訓司法官員的教材。它對於研究中國古代法制史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漢壁書《四時月令五十條》論考
1992年12月甘肅敦煌甜水井發掘漢代懸泉置遺址，獲得以簡帛文書為主的大量文物。其中有一篇貼在牆壁上的官府文告。文首是太皇太后頒布《四時月令五十條》的詔令（西漢平帝時的太皇太后，即元帝皇后王政君，王莽姑母）。主要內容是「四時月令五十條」及逐條註解和督促各級政府實施「月令五十條」的指令。經作者註解、考證，使之簡明易讀。在法制史研究方面也有收穫。一，對「月令」有了新認識。這冊「月令五十條」是古月令的簡易本。所謂「月令」，即根據天文、氣候，以及陰陽五行等情況，規定每月生產、生活，以及宗教、政治方面所應做的活動。它對社會的生活、生產有指導意義，可視為朝廷的施政綱要，所謂「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二，立法者通過對「月令五十條的註解」，闡明立法意圖，補原條文未備和界說律令的名詞、術語。經過「註解」使原條文更加完備、簡約、嚴謹。這是對中國古代制定法令的一種方式的繼承和發展。
3.漢代上計制度論考——兼評尹灣漢墓木牘《集簿》
1993年初，於江蘇連雲港市東海縣尹灣村6號墓出土一批西漢時期的郡縣級行政檔案。其中一方題為《集簿》的木牘，上面記載西漢後期東海郡的社會、經濟概況。簡牘整理者認為這方木牘「可能是東海郡上計所用的底稿或副本」。另外還有一些與上計有關的文獻。所謂上計，即由地方行政長官向上級報告地方治理狀況的文書。經過對這方「集簿」的仔細考證，筆者對漢代上計制度有了詳細了解，填補了古代行政法規方面的空白。
在研究中國法制史的同時，我也撰寫了多篇中國法律思想史的論文（具體目錄見本網頁「學術成果一覽表」）。現向讀者介紹其中兩篇關於中國古代法律理論的論著，它反映我對中國法制史學說、法的理論的認識。史家班固說，春秋以降，「諸子百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說）〔術〕蜂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漢書·藝文志》）。此說符合歷史實際。不僅先秦諸子如此，任何時代的社會意識形態的產生、發展及其相互關係也都是如此。法學與同時代的諸意識形態的關係也是相反而相成的。所以，研究中國古代法律制度史、法律思想史，應該注意當時的政治、經濟形態、哲學思潮，以及先秦諸子學說與它的關係。在研究工作中，我特別注意與法律制度、法律思想關係密切的先秦法家、名家、儒家學說的影響。在所發表的論文中，我着重論述了名學與儒學和古代法學的關係。
名學，亦稱辯學，中國古代的邏輯學。它是一門研究概念、判斷、推理及其相互聯繫的規則、規律的學科。在我的論文《論中國古代法學與名學的關係》中闡明了上述觀點。春秋戰國時期頒行的法律制度，使用的術語、名詞概念精當，論證命題的判斷推理符合邏輯，法制體系周密、協調，審判制度嚴謹有序。所有這些特性，無不與名學的興起有關。文中我具體論證了名學的主要範疇：類、故、譬、效對秦律的影響。總之以名學為邏輯理論基礎的古代法制、法學，成為了有別於政治學、倫理學的一門獨特學科。這也構成了中華法系明顯特徵。
春秋戰國後，儒學逐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文化的主流，對於社會生活各方面有深刻影響。西漢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議後，興起的儒家公羊學說成為治國思想，從而奠定了法制、法學的政治、倫理的思想基礎。我在《公羊春秋學與中國傳統法制》一文中，具體闡述了儒家重三綱、大一統、尚法制、任權變等思想，以及董仲舒等人倡導的「經義決獄」主張對立法、司法的影響。在《沈家本與中國古代律學》中，我聯繫近世西學東漸和中國儒學式微的形勢，揭示出了中國古代法學終結的原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