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恒（法学家）
高恒，男，汉族，1930年1月生，湖北省老河口市人。1955年武汉大学法律系毕业，1961年苏联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结业，获副博士学位。同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原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和研究员。1992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自1992年起 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会副会长、《法律史论丛》编委会主编。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曾参加云梦秦简的整理、注释，对秦汉简牍中的政治、法律制度有深入研究。对其中的律、令、式等条文，行政、司法、债务等各种文书作分类整理、论考。独著《秦汉法制论考》。合著《中国法律思想通史》(两汉卷)、《中国警察制度简论》、《中国历代治国方略文选》(法治卷)、《中国古代办案百例》等。
| 高恒 | |
|---|---|
| 出生 | 1930年 |
| 国籍 | 中国 |
| 职业 | 法学家 |
目录
主 要 学 术 成 果
专著
1.《秦汉法制论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250000字
2.《秦汉简牍中法制文书辑考》，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出版，375千字
论文
1.《秦律中“隶臣妾”问题的探讨》（11000字），载《文物》1977年第7期
2.《秦简中的职官及其有关的几个问题》（约36000字），载《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
3.《秦律中的徭戍问题》（8600字），载《考古》1980年第6期
4.《秦律中的刑徒及其刑期问题》（8000字），载《法学研究》1983年第6期
5.《汉律篇名新笺》（12000字），载《法律史论丛》（论文集第一集）1981年
6.《汉简中所见汉律论考》（10000字）载《简帛研究》第二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7.《汉简中所见令文辑考》（45000字），载《简帛研究》第三集，1998年
8.《汉简牍中所见的“式”》（12000字），载《秦汉简牍中法制文书辑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9.《汉简中所见举、劾、案验文书辑释》（20000字），载《简帛研究2001》文集，2001年
10.《汉简中债务文书辑证》（27000字），载《法律史论集》（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
11.《汉代上计制度论考——兼评尹湾汉墓木牍<集簿>》（15500字），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编，科学出版社，1999年
12.《汉壁书<四时月令五十条>论考》（18500字），《法律史论集》（第四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
13.《公羊春秋学与中国传统法制》（30000字），载《经义折狱与传统法律》（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编，2004年
14.《富之教之、允执其中及其它——孔子治国之道略说》（10000字），载《法律史论集》（第一集），法律出版社，1989年
15.《论中国古代法学与名学的关系》（11000字），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一期
16.《论中国古代法学与名学的关系（续篇）》（6000字），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学研究论坛——经学典籍中的法律词语研究会》2010年10月25日
17.《张斐的<律注要略>及其法律思想》（10000字），载《中国法学》1984年第3期
18.《沈家本与中国古代律学》（11000字），载《博通古今学贯中西的法学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19.《汉书·刑法志的法律思想》（11000字），载《儒学与法律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
20.《董仲舒的法律思想》（10000字），载《中国法律思想通史》第三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21.《司马迁的法律思想》（5000字），载《中国法律思想通史》第三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22.《杨雄的法律思想》（6000字），载《中国法律思想通史》第三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学 术 自 传
我生于湖北省老河口市，一个鄂北的偏僻城镇，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第五战区司令部所在地，遂成为鄂豫地区政治文化中心。此地汇集有大批大城市流亡至此的知识分子，文化较发达，使我有机会接受现代文化思想。这段经历，对我有较大影响。我上学较早，幼年发蒙先读了四五年私塾，而后才上现代学校小学、初中、高中。1951年，经全国统考，进入武汉大学法律系。武大在解放前就是一所著名大学。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保留的法律系，又进入了大批著名教授，给我年级讲过课的就有韩德培（国际法）、燕树棠（国际公法、私法）、薛祀光（债法）、罗鼎（亲属法、继承法）、刘经旺（民法）、吴绪（罗马法），其它还有曾昭琼、姚梅镇、唐表民诸教授。解放后在人民大学法律系经苏联专家培育的青年教师，讲课也很不错，如马克昌教授讲刑法，给同学留下深刻印象。大学期间，我系统学习了法律知识，此外在学校里，也很注意学习哲学和历史。在大学期间，参加的一系列社会活动，对以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也有影响。解放初期，各种社会运动不断。这些活动，在校的大学生一般也要停课参加，虽耽误学习时间，但像我这样从未接触过社会的学生来说，参加有些社会活动，对于了解社会实际生活也有所帮助。例如，我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和司法改革运动，对于我研究法学是有益处的。
1951年刚入校，就参加了在全国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武大法律系参加土改的地区是湖北荆州市石首县。这个地区属于荆江分洪区，最后没经过分田地阶段，但在该地区也工作了三四个月时间。50年代初还进行一次司法改革运动。学校师生到法院查阅旧司法人员审判的案件，是否有违法问题。我系同学在武汉市、区法院工作了数月。
大学毕业后，经学校推荐通过考试，录入苏联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法理教研室副博士研究生。导师是安德烈·伊凡诺维奇·杰尼索夫，苏联当时最知名的法学家之一（他的著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已译成中文出版：《国家和法的理论》）。入学后要先修两门课：一门是政治学说史，一门是国家与法的理论。学习方式和我国当前的研究生学习方式不相同。学习期间，主要是在导师的指导下阅读参考书，写出读书体会，导师审阅后，作评语。我现在还记得，国家与法的理论方面，读过的原著有《共产党宣言》、《论国家》、《国家与革命》等。政治学说史课程读过的书有：卢梭的《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以及马基雅弗利、亚里士多德、托马斯等人的著作（都是摘要）。这种培养研究生方式，使学生在动手写论文前，既得到了必备的基础知识，又锻炼了写毕业论文的能力。我撰写的论文是有关苏联立法制度问题。论文答辩顺利通过。
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社会科学院前身）法学研究所法制史组（室）。但入所之后，基本上很少从事法制史专业的研究工作。除了下乡劳动、参加四清工作之外，主要完成一些翻译工作。翻译了一些有关西方政治学说史和法的理论的文章。“文化大革命”后期，曾与人合译苏联出版的《政治学说史》、《国家与法律理论》等。
“文化大革命”以后，除个人的法律史研究工作外，还参加了几项大的科研工作。参与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1986年版）有关法制史、法律思想的条目。担任《中国法律思想通史》（多卷本）的常务编委。该项目为国家“七五”社科重点课题，国家“八五”重点出版物。任中国法制史学会副主席，编《法律史论丛》（期刊）。
我研究中国古代法制史，可以说是从参加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工作开始的。1976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一批竹简，内容主要是秦时的法律文献。国家文物局成立简牍整理小组。成员多为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如张政烺、李学勤、裘锡圭、于豪亮、安作璋等教授。我有幸参加了这项工作。由此我了解到出土简牍中有丰富资料，其中值得探讨的问题，毕生也难以尽结。这一认识决定了我研究古代法制史的志愿。
我参加整理云梦秦简的同时，先写了几篇有关秦法制史的论文。其中一篇发表于《文物》杂志1977年第七期的文章：《秦律中“隶臣妾”问题探讨》，曾引起了学者广泛注意。有人统计，我的文章发表后，中外有数十余篇讨论此问题的文章。在文章中我指出秦时的刑徒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妾、司寇、候，都是因犯罪而判为终身服役的官奴隶，非经赦、赎不得为自由庶民。西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颁布的诏令，始废除了此种刑罚，规定出上述刑徒的刑期（见《汉书·刑法志》）。此论纠正了东汉卫宏《汉旧仪》对秦刑徒身份的错误认识。汉文帝废除刑徒为官奴隶的刑罚，不仅是对刑罚制度的重大改革，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废除奴隶制的重要举措。众所周知，奴隶制社会的奴隶，主要来源有三：战俘、罪犯和债务奴隶。废除以罪犯为官奴隶的制度，自然具有瓦解奴隶制社会的重要意义。或者是从这个角度做出的评论，日本著名中国法制史权威滋贺秀三先生说“高恒氏的论文是一篇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这一结论给了学术界一个冲击”。（滋贺秀三《西汉文帝的刑法改革和曹魏新律十八篇篇目考》，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文版）第八卷法律制度。中华书局1992年7月第一版）。
从上个世纪初以来出土的秦汉简牍中，秦简数量有限，多数是汉简。当我接触到这些汉代文献之后，逐渐认识到完全可以从前人已经整理出来的这些资料中，将有汉一代的法律制度清理一个头绪。汉代法制篇目、条文繁多，内容庞杂。史家班固评论汉武帝时的律令说道：“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而且早已失传。清代以来有人据旧史籍中所见到的一鳞半爪资料，对汉法制作过考释、编辑，由于史料所限，远未缕析出眉目，且增添一些新的错误。
笔者立意整理汉代法制后，首先将出版成册的简牍文献，如《居延汉简合校》、《居延新简》、《敦煌汉简释文》、《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等书中辑录的简文，逐条释义、识别、考证，确定是否法制条文。然后将同性质的律令联缀成文，增补汉代律令多条。写出论文：汉律篇名新笺、汉简牍中所见汉律论考、汉简牍中所见令文辑考、汉简牍中和所见的“式”。关于汉“式”的文章是笔者首次对汉代的这种法律规范，做出的专论。从汉简得知，汉时的“式”，按其含义大致可分为三类：一、规定各类文书的格式。二、规定实施律令、政策应遵循的要点。三、确定行政、司法活动的程序。“式”是汉代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法制统一有重要意义。
除上述律令条文外，从简牍中还考释出多篇汉代法律制度，及其如何实施的细则。已经成文发表的有：汉代诉讼制度论考、汉简牍中所见举、劾、案验文书辑释、汉简牍中的债务文书辑证。
自从研究秦汉简牍以来，我十分注意新出土的简牍，每每获得这类简牍文献，就认真整理研究，也发表了多篇汉代法制的论著。其中有几篇很值得介绍给读者：
1.《奏谳书》注释
1983年12月，湖北省江陵县张家山汉墓出土竹简一千二百三十余枚。其中有题为《奏谳书》的案例一册，计二百二十八支简。其中有春秋时期的办案故事两则，秦汉时期的案例二十件。若按案例性质来分，其中除奏谳文书外，还有录囚、乞鞫、复审、集议、侦缉等案例。收录两则春秋时故事，是为了倡导执法者要守法不阿，办案应实事求是。经考证，作者认为这册文献，是西汉统治者于立国之初，为推行新的司法审判制度而颁布的指导文献，也是培训司法官员的教材。它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法制史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汉壁书《四时月令五十条》论考
1992年12月甘肃敦煌甜水井发掘汉代悬泉置遗址，获得以简帛文书为主的大量文物。其中有一篇贴在墙壁上的官府文告。文首是太皇太后颁布《四时月令五十条》的诏令（西汉平帝时的太皇太后，即元帝皇后王政君，王莽姑母）。主要内容是“四时月令五十条”及逐条注解和督促各级政府实施“月令五十条”的指令。经作者注解、考证，使之简明易读。在法制史研究方面也有收获。一，对“月令”有了新认识。这册“月令五十条”是古月令的简易本。所谓“月令”，即根据天文、气候，以及阴阳五行等情况，规定每月生产、生活，以及宗教、政治方面所应做的活动。它对社会的生活、生产有指导意义，可视为朝廷的施政纲要，所谓“法天地、顺四时，以治国家”。二，立法者通过对“月令五十条的注解”，阐明立法意图，补原条文未备和界说律令的名词、术语。经过“注解”使原条文更加完备、简约、严谨。这是对中国古代制定法令的一种方式的继承和发展。
3.汉代上计制度论考——兼评尹湾汉墓木牍《集簿》
1993年初，于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6号墓出土一批西汉时期的郡县级行政档案。其中一方题为《集簿》的木牍，上面记载西汉后期东海郡的社会、经济概况。简牍整理者认为这方木牍“可能是东海郡上计所用的底稿或副本”。另外还有一些与上计有关的文献。所谓上计，即由地方行政长官向上级报告地方治理状况的文书。经过对这方“集簿”的仔细考证，笔者对汉代上计制度有了详细了解，填补了古代行政法规方面的空白。
在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同时，我也撰写了多篇中国法律思想史的论文（具体目录见本网页“学术成果一览表”）。现向读者介绍其中两篇关于中国古代法律理论的论著，它反映我对中国法制史学说、法的理论的认识。史家班固说，春秋以降，“诸子百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汉书·艺文志》）。此说符合历史实际。不仅先秦诸子如此，任何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生、发展及其相互关系也都是如此。法学与同时代的诸意识形态的关系也是相反而相成的。所以，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史、法律思想史，应该注意当时的政治、经济形态、哲学思潮，以及先秦诸子学说与它的关系。在研究工作中，我特别注意与法律制度、法律思想关系密切的先秦法家、名家、儒家学说的影响。在所发表的论文中，我着重论述了名学与儒学和古代法学的关系。
名学，亦称辩学，中国古代的逻辑学。它是一门研究概念、判断、推理及其相互联系的规则、规律的学科。在我的论文《论中国古代法学与名学的关系》中阐明了上述观点。春秋战国时期颁行的法律制度，使用的术语、名词概念精当，论证命题的判断推理符合逻辑，法制体系周密、协调，审判制度严谨有序。所有这些特性，无不与名学的兴起有关。文中我具体论证了名学的主要范畴：类、故、譬、效对秦律的影响。总之以名学为逻辑理论基础的古代法制、法学，成为了有别于政治学、伦理学的一门独特学科。这也构成了中华法系明显特征。
春秋战国后，儒学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主流，对于社会生活各方面有深刻影响。西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后，兴起的儒家公羊学说成为治国思想，从而奠定了法制、法学的政治、伦理的思想基础。我在《公羊春秋学与中国传统法制》一文中，具体阐述了儒家重三纲、大一统、尚法制、任权变等思想，以及董仲舒等人倡导的“经义决狱”主张对立法、司法的影响。在《沈家本与中国古代律学》中，我联系近世西学东渐和中国儒学式微的形势，揭示出了中国古代法学终结的原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