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是漢代史學家司馬遷創作的一篇年表，列於《史記》卷十八。此表記錄了漢初功臣的業績及其家族的興盛衰亡，是研究西漢開國史和漢初政治史不可多得的史料。漢高祖劉邦封功臣為侯，但列侯都很快衰微。司馬遷編制此表並在序言中探究列侯衰微的原因，指出列侯子嗣因富貴而驕溢，往往犯法亡國。序言文字反覆慨嘆，層層回互，步步照顧，節節頓挫，顯示出很強的藝術性。
目錄
原文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勛，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
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新聞！書曰「協和萬國」，遷於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秏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雲。
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表略）
聖賢影響，風雲潛契。高祖應籙，功臣命世。起沛入秦，憑謀仗計。紀勛書爵，河盟山誓。蕭曹輕重，絳灌權勢。咸就封國，或萌罪戾。仁賢者祀，昏虐者替。永監前修，良慚固蒂。
譯文
正義高祖剛剛平定天下，表明有功勞的臣子會封侯，像蕭何，曹參等等。太史公說，古時人臣的功績有五等：依靠仁德安定國家的稱「勛」；依靠出謀劃策的稱「勞」；藉助武力的稱「功」；明確功勞等級的稱「伐」；憑藉資歷長短的稱「閱」。我朝的封爵誓詞上講：「即使黃河細得像衣帶，泰山平的象磨刀石了，你們的封國也會永遠安寧，還要把對你們的恩澤延及給後代。」朝廷最初不是不想穩固這些功臣們的根本，但那些枝枝葉葉卻漸漸的衰微了。
我讀了有關高祖給功臣們的封侯的史料，考察了功臣侯們初次受封及他們後嗣失掉侯位的因由，認為，這真是和我所聽到的傳聞不一樣！《尚書》說：「各個邦國都應協調和睦」，直到夏、商時代，有的邦國竟經歷了幾千年。周朝分封了八百個諸侯，經幽王、厲王之後，在《春秋》的記載上還能見的到。《尚書》上記載了唐堯、虞舜時的侯伯，經歷夏、商、周三代的千餘年，仍然保全着自己的地位而屏衛着天子。這難道還不是因為他們深信仁義，遵奉君主的法令嗎？漢朝興起了，受到分封的功臣一百多人。當時天下剛剛安定，以前那些大城名都的人口離散逃亡，可以統計的戶口不過原來的十之二三，因此，大侯的封戶不過萬戶，小的只有五六百戶。以後幾代，民眾們都回歸故鄉了，戶口才日益繁衍起來。蕭何，曹參，周勃，灌嬰這些人的後裔有的封戶達到了四萬，小侯的封戶也增加了一倍，財產也象這樣不斷積累，他們確實富裕厚足了。於是，這些人的子孫驕傲自滿了，忘記了自己祖先創業的艱難，干起了荒淫邪惡的勾當。從開始受封到太初時只有百餘年的時間，而原來的侯爵保持至今的只剩下五家，其餘的都因犯法而喪命亡國，一下子就全完了。這由國家法網漸漸嚴密的緣故，然而他們自己也沒有小心翼翼地對待當世的禁令啊！
生活在今世，記住古代的道理是要把它當作鏡子來對照自己，可不一定今天就與古代完全一樣。帝王們完全可以制定不同的利益而採取不同的統治方法，主要還是以成就功業為原則，豈能完全一樣？觀察功臣侯門為什麼受到尊榮恩寵和為什麼受到廢黜羞辱，也是當今政治得失的經驗教訓，何必非得古代的傳聞！在此，我考察了功臣侯們的始末，把關於他們的文獻改列成下表，其中有有些沒能完全弄清本末之處。不過，以後如果有人想繼續推究和說明其中的道理，這個表還是可以參閱的。 [1]
作品出處
本文出自《史記》。
《史記》是西漢著名史學家司馬遷撰寫的一部紀傳體史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該書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與後來的《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史記》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與《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其首創的紀傳體編史方法為後來歷代「正史」所傳承。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2]
作者簡介
司馬遷（約公元前145或前135年—？），字子長，夏陽（在今陝西韓城西南）人。出身史學世家，父親司馬談官至太史令。司馬遷繼承父親太史令的職位後，得以飽覽朝廷藏書，又隨漢武帝到各地巡遊，增長了見識；他同時開始着手整理史料，以完成父親寫一部「名主賢君、忠臣死義之事」的通史的遺願。漢武帝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司馬遷因上疏為李陵辯護觸怒武帝，被處以宮刑。受此大辱，司馬遷憤不欲生，但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決心「隱忍苟活」。出獄後任中書令，繼續發憤著書，完成了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名著《史記》。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