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清代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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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1794年4月23日-1857年3月26日)，名遠達，字默深、墨生、漢士，號良圖，漢族，是湖南省邵陽市隆回縣司門前(原邵陽縣金潭)人 。清代啟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道光二年( 1822年)舉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始成進士。官高郵知州，晚年棄官歸隱，潛心佛學，法名承貫。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識分子的代表。
魏源認為論學應以"經世致用"為宗旨，提出"變古愈盡，便民愈甚"的變法主張，倡導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並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開啟了了解世界、向西方學習的新潮流，這是中國思想從傳統轉向近代的重要標誌。
目錄
基本信息
中文名稱; 魏源
別名; 魏遠達、魏默深、魏墨生、魏漢士、魏良圖
國籍; 清朝
民族; 漢族
出生日期; 1794年4月23日
逝世日期; 1857年3月26日
主要成就; 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的人物之一 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主張
出生地; 湖南省邵陽市隆回縣
代表作品; 《海國圖志》《聖武記》《皇朝經世文編》
故居所在地; 司門前鎮金潭村
人物生平
清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23日)，魏源生於湖南邵陽縣金潭(今邵陽市隆回縣司門前鎮)。魏源七歲從塾師劉之綱、魏輔邦讀經學史，常苦讀至深夜。九歲赴縣城應童子試，考官指着畫有"太極圖"的茶杯提出"杯中含太極"囑對。魏源摸着懷中二麥餅對曰:"腹內孕乾坤。"
嘉慶十五年(1810年)庚午科取秀才。
嘉慶十六年(1811年)辛未歲試補廩膳生。
嘉慶十八年癸酉科選拔貢。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全家遷居江蘇揚州新城。
道光二年(1822年)壬午科中式舉人第二名。道光五年(1825年)受江蘇布政使賀長齡之聘，輯《皇朝經世文編》120卷;又助江蘇巡撫陶澍辦漕運、水利諸事。撰《籌漕篇》、《籌鹺篇》和《湖廣水利論》等。
道光九年(1829年)，應禮部會試，與龔自珍雙雙落第，房考劉逢祿作《兩生行》哀之，從此龔魏齊名。魏捐內閣中書舍人候補，內閣藏書豐富，乃博覽史館秘閣官書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時社會動亂加劇，他目睹江華瑤民起義，深感清政權的腐敗;道光二十年爆發了鴉片戰爭，外國侵略危機使他更加憤激，進一步激發了愛國熱情。
道光十二年(1832年)，魏源來到南京即相中地處城西清涼山下烏龍潭邊，，史稱"詩巷"的龍蟠里東側購地建3進草堂，初始魏源為愛屋起名"湖子草堂"後改名"小卷阿"。並在潭邊淺水處建有"宛在亭"。魏源後半生，長年居住此處，其名著《海國圖志》即在此處撰寫完成。其間，他與時任江蘇巡撫的林則徐往來甚密。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魏源入兩江總督裕謙幕府，直接參與抗英戰爭，並在前線親自審訊俘虜。後見清政府和戰不定，投降派昏庸誤國，憤而辭歸，立志著述。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完成了《聖武記》，敘述了清初到道光年間的軍事歷史及軍事制度。在文中提出"今夫財用不足國非貧，人材不競之謂貧;令不行于海外國非贏，令不行於境內之謂贏。故先王不患財用，而惟亟人材;不憂不逞志於四夷，而憂不逞志於四境。官不材，則國禎富;境無廢令，則國柄強"的人才論觀點。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甲辰，魏源再次參加禮部會試，中進士，以知州用，分發江蘇，任東台、興化知縣。期間改革鹽政、築堤治水。他依據林則徐所輯的西方史地資料《四州志》，參以歷代史志、明以來《島志》及當時夷圖夷語編成《海國圖志》50卷，後經修訂、增補，到咸豐二年(1852)成為百卷本。囊括了世界地理、歷史、政制、經濟、宗教、曆法、文化、物產。
咸豐元年(1851年)，魏源授高郵州知州，公餘整理著述，咸豐三年(1853)完成了《元史新編》。後以"遲誤驛報"，"玩視軍機"革職。旋復職，他以年逾六旬，遭遇坎坷，以世亂多故而辭去。晚年，潛心學佛，法名承貫，輯有《淨土四經》。咸豐七年三月初一日(1857年3月26日)，卒於杭州東園僧舍，終年63歲，葬杭州南屏山方家峪。
思想成就
革新圖強 魏源是一個進步的思想家、史學家和堅決反對外國侵略的愛國學者。他積極要求清政府進行改革，強調:"天下無數百年不弊之法，無窮極不變之法，無不除弊而能興利之法，無不易簡而能變通之法。"他着重於經濟領域的改革，在鴉片戰爭前後提出了一些改革水利、漕運、鹽政的方案和措施，要求革除弊端以有利於"國計民生"，認為"變古愈盡，便民愈甚"。這些主張不僅在當時具有進步意義，對於後來的資產階級變法維新運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反對侵華 魏源堅決反對西方資本主義的侵華活動，提出了反侵略的主張與辦法。他對人民群眾的力量有一定的認識，同林則徐"民心可用"的觀點相一致，提出"義民可用"的主張。他從三元里和台灣等地人民抗英鬥爭中得到鼓舞。在三元里人民痛擊英國侵略者之後，他滿懷激情地以"同仇敵愾士心齊，呼市俄聞十萬師"，"前時但說民通寇，此日翻看吏縱夷"的詩句，熱情謳歌三元里人民的抗英鬥爭，憤怒聲討投降派為侵略軍解圍的可恥行經，並在《海國圖志》中寫道:"三元里之戰，以區區義兵，圍夷酋，斬夷師，殲夷兵，以欵開網之而逸，孰謂我兵陸戰之不如夷者?"又說"廣東之斬夷首，捐艦者皆義民"，"兩禽夷舶於台灣，火攻夷船於南澳者亦義民"。他主張利用和依靠人民群眾作為抵抗外來侵略的主要力量，與投降派"防民甚於防寇"的反動政策形成鮮明的對照。
為了有效地進行抵抗，他反對"浪戰"，而主張"以守為戰"。他總結鴉片戰爭的經驗教訓，提出"自守之策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內河;一曰調客兵不如練土兵，調水師不如練水勇"，主張採取誘敵深入的策略，"設阱以待虎，設以待魚"，以殲滅來犯者。這種相信熟悉情況的當地人民群眾，發揮他們的長處和抗敵的積極性來組織反侵略武裝力量，並採取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是切合於當時敵強我弱，敵寡我眾的客觀實際的，也是完全可行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