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汲清（

黃汲清（1904.3.30-1995.3.22），男，四川仁壽人，構造地質學、地層古生物學和石油地質學家 。

192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地質系，1935年獲瑞士濃霞台大學理學博士學位，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5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88年當選蘇聯科學院外籍院士。

黃汲清系統劃分中國主要構造單元和大地構造旋迴，進一步開拓了中國地質圖製圖事業，創建多旋迴構造運動說，進而將多旋迴說與板塊構造相結合，建立板塊多旋迴開合手風琴式運動模式，開拓大地構造研究新途徑。提出陸相生油論，具體部署、指導中國石油天然氣地質普查勘探。

目錄

中國石油大發現

1904年，黃汲清先生誕生在「天府之國」的四川省仁壽縣青崗場一個書香之家。身為鄉間秀才的祖父為他取名黃德淦。父親畢業于洋學堂「通省師範」，參加過保路同志會。在新舊兩種文化的薰陶下，德娃子一路讀書上成都，過武漢，到天津，1924年從北洋大學預科進入北京大學地質系。

黃汲清剛讀大三就展現出過人的才華。到北京西山做地質調查，他寫出的論文《北京西山的寒武紀奧陶紀層》，竟指出了開灤煤礦英國地質學家馬休把因沖斷層重複了的下奧陶統地層分成兩個單元的錯誤，得到了中國地質學會和實業部地質調查所頒發的140塊銀元的獎金。就在那西山之巔，意氣風發的黃汲清賦下明志詩：「男兒立志多雄風，等閒總統鄙富翁。但願足踏額非爾士之高峰，痛飲帕米爾高原之晴空。」

北大畢業，黃汲清進入實業部地質調查所，隨後轉入中央地質調查所，在中國地質界先驅翁文灝、丁文江、李四光麾下，從練習生干起，跟隨後來慘遭土匪殺害的著名地質學家趙亞曾，北上東北、華北、陝西，南下雲、貴、川，轉戰四方「敲石頭」…… 黃汲清以突出的才幹和成績為翁文灝所長慧眼識珠，於1932年被中華教育基金會派往歐洲留學，在瑞士濃霞台大學有幸成為著名構造地質學家阿爾岡的研究生。恩師的教導使他確立了一生的學術方向，為他奠定了大地構造學的基礎。

1935年，黃汲清獲得瑞士濃霞台大學理學博士學位後回國，歷任北京大學和中央大學兼職教授、國民政府中央地質調查所所長，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的首批院士。新中國成立後，他先後擔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西南地質局局長，地質部全國礦產普查委員會常委，地質部石油地質局總工程師，中國地質科學院副院長、名譽院長；1955年成為中國科學院地學部學部委員，1980年榮獲瑞士聯邦理工學院自然科學名譽博士稱號，1985年美洲地質學會授予他名譽會員稱號，1988年當選為蘇聯科學院外籍院士；先後被選為中國地質學會第15屆、第32屆理事長，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常委——一連串耀眼的職務貫穿新舊兩個中國，把黃老的一生與中國的地質和石油事業緊緊地聯繫了起來。

中國陸相生油理論的奠基人

黃汲清一生髮表論文二百五十餘篇，專著二十多部，在地質科學的許多領域都有建樹，尤其在生物地層學、區域地質學、大地構造學、石油天然氣地質學等領域功績卓著，奉獻了很多「第一」、「最早」和「最主要」。如：他出版了中國第一部地層學專著《中國南部二疊紀地層》，首倡二疊系三分，是中國二疊紀地層研究的奠基人。他是中國區域地質調查的早期開拓者，首次主編完成了全國地質圖和一套綜合地質圖件。1945年，他的經典著作《中國主要地質構造單位》(英文版)，系統地劃分了中國的大地構造旋迴和基本構造單元，全面論述了中國及鄰區的大地構造特徵及其演化歷史，提出了多旋迴構造運動的著名論斷，創建了中國大地構造理論體系，對我國地學研究、區域地質調查和礦產普查勘探發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他也因此成為中國大地構造學無可置疑的奠基人。這本書出版後，立即在國內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成為高校、科研和實踐工作的經典名著，在前蘇聯、日本、印度和其他亞洲相鄰國家受到了特別的重視。

黃先生曾經詼諧地解釋過自己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為什麼沒有被打成右派：這得益於《中國主要地質構造單位》成為援華蘇聯專家的必讀參考書。黃老的野外地質記錄本被蘇聯專家戈魯斯看到後，引起了一片驚嘆：內容豐富，記述準確，素描圖清晰美觀，不用再加工就可以印作教科書。

大自然中石油的生成，流行至今並廣為接受的是有機成因說，即石油是由動植物的有機質沉積轉化而來。因為世界上大多數大油田都是海相沉積生成的，因此許多人認為「海相生油」而「陸相貧油」。在這種推理之下，因為中國大陸多是陸相沉積盆地，所以中國就不可能有油。再加上上世紀20年代美孚公司在中國沒有找到石油，中國由此戴上了「貧油」的帽子，「海相生油」而「陸相貧油」在30年代便被一些人奉為石油地質的法則。但是，黃汲清和另外一些地質學家並沒有為這一「法則」所束縛，而且，當時正值抗日戰爭時期，前方急需煤炭、石油、鋼鐵等戰略資源，為祖國尋找石油便成為他們魂牽夢縈的理想。

黃汲清擔綱中央地質調查所所長，既是運籌帷幄的少帥，又是腳踏實地衝鋒在前的戰士。1937年，中央地質調查所與顧維鈞的「中國煤油勘探公司」合作組成西北石油考察隊，黃汲清在翁文灝的建議下選派了孫健初與兩位美國專家，結果發現了玉門油田——中國第一個工業油田。1938年，黃汲清帶領所里的青年地質學家陳秉范調查四川隆昌聖燈山的地質構造，他親自布置鑽孔，發現了我國的第一個工業氣田——聖燈山天然氣田。就在同一年，他又率隊在大渡河邊銅街子的茅口灰岩中發現了天然氣苗，糾正了德國學者認為四川天然氣來自上二疊統煤系、經濟價值很小的錯誤。1938～1941年，他率領一批青年地質學家在四川威遠地區進行了1：10000地質填圖和石油天然氣調查，為發現威遠大氣田打下了基礎。初步的勝利鼓舞了胸懷石油大志的黃汲清，他毅然卸下行政職務，投身到西北的石油考察中。1941年，他率領一隊人馬考察甘肅、青海的石油地質。在年底去西寧的路上，他得到了老母重病去世的消息，因為遠在野外而無法送終。

1942年底，黃汲清又帶領楊鍾健、程裕淇、周宗浚、卞美年和翁文波等人開始了為時半年的新疆石油地質考察。那年10月，天山北坡風雲突變，風雪交加，他們乘坐的運輸機竟在迷濛中好久找不到迪化(烏魯木齊)機場，一行人被氣流顛簸得東倒西歪，好不容易才在萬分不安中落到地面。那時，獨山子油田雖然是中蘇合辦，但是蘇方不肯把地質圖全部拿出來，黃汲清只好帶着大家自行測制地形圖和地質圖。春節來臨，迪化的氣溫驟降到零下35℃，幾個人披着棉被在招待所里突擊工作簡報。接着又轉戰南疆，在汗騰格里峰東南坡的草地上，在牛毛帳篷里，挑起馬燈夜晚作業……黃汲清既是一個經驗豐富的實踐家，也是一個才思敏銳的理論家。1943年，在他領銜完成的著名的《新疆油田地質調查報告》里，他提出了「多期多層生儲油」的陸相沉積生油學說。油田的形成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能生油，二是能儲油，三是要有地層蓋住，油氣跑不掉，即生、儲、蓋組合。黃汲清從大地構造學說的地殼運動的多旋迴特點出發，分析了中國含油氣區的地質情況，認為多旋迴構造作用使中國的大中型盆地的發育呈現明顯的多旋迴和多級演化性，油氣的生成和聚集具有多期性、多層性。在談到這一理論的意義時，黃汲清說：「『陸相生油說』看起來似乎很簡單，實際上關係重大。如果準噶爾盆地和酒泉盆地，即中國西部的陸相盆地，可以形成有經濟價值的油田，那麼，中國東部的陸相盆地，例如，華北盆地和松遼盆地，也可以形成同樣的油田。」這就從理論上突破了「中國貧油」論的束縛。

雖然在「陸相生油」的理論探索方面，前有潘鍾祥在美國發表論文《中國陝北和四川白堊紀的非海相成因》，提出了陸相生油可能性的初步論說，後有陳賁、尹贊勛、阮維周、王尚文、高振西等人從不同角度論述石油與陸相沉積的關係，1954年李四光也發表了「從大地構造看我國石油資源勘探遠景」的文章，論述陸相生油的問題，但是最完善並且經受了最多的實踐檢驗的，還要算黃汲清的「新疆石油地質調查報告」及由此發展起來的「多期多層生儲油」理論。黃汲清喜歡用一句四川話「殺死」來說明問題。他有一段學問名言：「研究問題就像打蛇一樣，要打七寸。否則，好像打死了，可是過不多久卻又活過來了。打死，誰來了也說不活。殺死一個問題就是貢獻。關鍵是殺死！」後來的許多事實證明，他的陸相多期多層生儲油理論就是一個「殺死了」、立得住的理論。

圈定松遼平原，揭開大慶石油發現史

所謂石油發現，第一步是個「找」字，即進行石油普查。1954年，新中國組建了全國礦產普查委員會，把黃汲清從四川召喚到北京，委任地質礦產大師謝家榮和他作為技術負責人，統領起全國石油普查的技術工作。從1955～1957年，作為地質部礦產普查委員會常委、石油地質局總工程師、石油工業部顧問，黃汲清得到了翁文灝和潘鍾祥等人都不可能得到的驗證陸相生油理論、施展抱負的機會。

面對960萬平方公里的遼闊國土，憑藉解放初期有限的普查隊伍和裝備，如果漫天撒網尋找石油，無異於大海撈針。因此，石油普查的關鍵是進行科學的預測和布署，即在廣袤的國土上圈定理想的普查區域。若是圈定出錯，搞錯了方向，接下來的一切都將是白費——這就是黃汲清與謝家榮所必須承擔的風險和責任！

黃汲清理論上的優勢立即在圈定普查區域上體現了出來。1954年，翁文波、黃汲清、謝家榮等運用具有中國特色的陸相生油理論，編制了中國第一張系統而全面的油氣遠景預測圖——《我國含油氣遠景分布圖》，圈定含油遠景地區125萬平方公里。

1955年2月，我國召開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會議。作為技術總負責，黃汲清與謝家榮一起，積極組織中青年地質學家全面研究已有的地質資料，分析對比各主要沉積盆地和沉積區的油氣因素，成功優選了五大盆地，組成了五個石油普查大隊，並親自布置了松遼、華北、四川、鄂爾多斯[-4.21% 資金 研報]、準噶爾、吐魯番和柴達木盆地的石油普查。到1957年3月，在地質部石油普查專業會議上，黃汲清先生展示了一幅更為精準的1：300萬的《中國含油遠景分區圖》，並作了「我國含油遠景分區的初步意見」報告，用醒目的桔黃色把松遼、華北、四川、鄂爾多斯四大盆地標示為重點遠景區。後來，大慶以及渤海灣、四川、鄂爾多斯、柴達木、準噶爾、吐哈和塔里木等地大規模儲油構造的相繼發現，充分顯示了黃汲清先生的遠見卓識。

大慶油田的發現還不乏戲劇性的情節。黃老那麼極力主張並寄予希望的大慶所在的松遼平原，在最後的關頭竟然沒有被列入1955年第一次石油普查會議確定的普查項目計劃。沒有計劃就沒有任務，沒有任務何談去發現？等到黃老發覺東北地質局根本沒有動靜時，他着急上火了。雷厲風行的他幸好大權在手。他立即找到普委的技術員蘇雲山，讓蘇趕快補充了「松遼平原石油地質踏勘設計任務書」，這時會議結束已經兩個月了。據蘇雲山後來回憶：「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會議上，松遼平原並沒有列為首選開展戰略普查的地區……會議之後，黃汲清先生……當即指定我……起草一個『松遼平原石油地質踏勘設計任務書』……我記憶比較清楚的是，他在談到設計任務書的寫法時指出，要求踏勘人員乘小船沿松花江兩岸多找出露的岩層，儘量測量地層剖面，對鐵路兩側及平原邊緣的溝谷，要多下點力量，找基岩露頭和油氣顯示。『踏勘任務書』擬定後，曾經黃汲清先生修改和審定。」

1955年6月11日，地質部普查委員會下達了松遼平原石油普查設計書，接着，東北地質局派出以韓景行為組長的踏勘組……如果不是黃汲清圈定了松遼平原，不是他堅持並挽救了這個項目，大慶油田的發現可能就不只是推遲幾年或十幾年了！歷史事件有時是令人詫異的，據說松遼平原項目當時是被遺漏了！但怎麼被遺漏的，卻至今仍是不解之迷。

石油普查有點像軍事行動，要人要槍要裝備。進度的快慢也取決於投入力量的大小，取決於領導者有多大的決心，而領導的決心有時就來自於好高參。為了籌備好第一次普查，1955年1月下旬，地質部副部長劉傑曾經單刀直入地問黃汲清：石油普查、勘探需要多少力量，需要多少技術人員、設備以及經費等。黃汲清熟知石油工業先進國家的情況，立即結合中國的特點提出：至少必須投入地質部現有技術人員的三分之一，以及相應的經費、物資和設備。

黃汲清從1955年5月22日參加石油地質工作檢查組，走遍了西北西南十多個省市，一去大半年，直到12月初才回北京。剛過元旦，1956年1月初，陳雲副總理又在中南海約見黃汲清，主要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以煤煉油的問題，二是中國石油[-1.74% 資金 研報]的前景問題。黃汲清在回答中，一方面堅定地表示了中國有油的充分信心，一方面提出了現在戰線太長，投入的力量明顯不足等問題。黃汲清客觀冷靜的意見切中了中央領導的思慮，後來石油戰線實行「戰略東移」，「集中力量打殲滅戰」，加快了大慶油田的發現和開發。

1958年，在「大躍進」的高潮中，地質部黨組決定：3年內拿下松遼平原！黃汲清在1958年4月、11月及1959年初幾次親赴現場，聽取一線技術員的報告，分析情況，指導工作。很快，在南14井和南17井發現了十幾米至幾十米厚的油沙！勘探取得了重大突破。

從玉門到大慶，中國石油大發現雄辯地展示了從實踐到理論，再從理論到實踐的一個完美的科學過程。黃汲清有幸成為這個全過程的奠基人、領導者和實踐者之一。

搞百家爭鳴！

「文革」中，中國地質科學院這個舊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自然是重災區。黃汲清頭頂着「特字號國民黨員」的高帽，背負着地質系統「頭號反動學術權威」的黑牌，被批被斗在所難免。1966年8月8日，地科院爆發了「文革」史上有名的「八·八暴動」，幾十名原領導和技術權威被揪出來批鬥，戴高帽「坐飛機」，台上跪了一大片。

黃汲清被關進地下獄室一百八十多天，從一百三十多斤的壯漢被鬥成了只有78斤體重的「牛鬼蛇神」，又被趕到江西峽江縣坑西村的中國地質科學院「五七幹校」。從此，在這個農場的養豬班裡總會看到一個瘦弱的老豬倌，戴着頂舊勞動布帽子，穿一件舊藍布中山裝，腳蹬一雙高筒雨靴，腰圍粗布藍圍裙，整天圍着一百多頭「僵豬」忙忙碌碌……

一輩子跑野外，黃汲清從來不會視體力勞動為苦難。但是，當他從幹校回到北京，面對一手組建的「大地構造研究室」和技術隊伍已不復存在，滿耳又充斥着有關大慶石油發現的不實宣傳的時候，他卻感到了無以名狀的痛苦……多年來不爭此功的黃先生，在這樣的逆境中不由得設想：若是人們知道大慶石油發現的真相，大地構造研究也許不會落得這樣的下場吧！於是，「要說出真話」便成為他魂牽夢縈的事情。

1978年11月14日，在全國科協第一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第二次(擴大)會議上，黃汲清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放出了一顆被稱為震動整個中國科技界的原子彈。他在長篇發言中說道：「可以得出結論說，大慶、大港、勝利油田的發現與地質力學完全無關！這恐怕是鐵的事實！……我在這兒提出我的希望，也就是兩個意見吧。第一，今後是不是不要在報紙或雜誌上面吹噓地質力學的理論發現了中國東部的大油田，不要再這樣吹噓了。第二，今後，地質力學這是一個學派了，應該讓它發展，這是不成問題的。但是其他的學派、理論是要和地質力學一樣，同樣有機會發展。」

黃汲清的奮起其實早在一年半以前就已經開始了，他已經向中央向鄧小平發出了兩次強烈的呼籲，獲得過兩次批示，只是後來公開的多是第二次，即1978年1月11日黃老給黨中央的信及鄧小平在此信上的批示。在這封信中，黃汲清全面而詳細地反映了「存在於地質界的一個重大問題，即我國東部的大油田(包括大慶、勝利、大港等油田)到底是怎麼發現的……」黃老在信中說：

我查閱了1955年至1960年期間所有有關松遼平原石油普查工作的報告和資料，確知它們都採用了我的地質構造理論和學派術語，而並無地質力學的理論和術語。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文化大革命」以來，就有訛傳，說什麼我國東部油田是根據李四光同志的地質力學理論而發現的。1974年10月17日《人民日報》等報紙刊登了新華社記者的《獨立自主、高歌猛進》一文，首次錯誤地報道了這一訛傳……如果說這在「四人幫」猖獗的日子裡還算情有可原……不能不提到的是最近在《人民日報》(1977年10月24日)和《紅旗》雜誌(1977年第十一期)上分別刊登的以國家地質總局理論組名義發表的兩篇文章：《毛澤東思想指引我們向地球開戰》和《一面又紅又專的旗幟》，在這兩篇文章中，除了繼續堅持所謂用李四光同志的地質力學理論找到大慶等油田的不符事實的說法之外，又進一步製造了「李四光同志親自指導這項工作」的謊言……我的態度是：

第一、已故李四光同志……在他擔任地質部長期間……為我國東部幾大油田的勘探和開發鋪平了道路。把李四光同志作為科學技術界一面又紅又專的旗幟來樹立是理所當然的。

第二、……儘管他的地質力學理論至今也並未得到國際地質界的承認和採用，我仍然認為地質力學作為一個中國人獨創的學派和其他學派一樣都應當積極發展……那種把一種學派說成是絕對正確的……把其他學派說成是絕對錯誤的……本身就是違反辯證法的，是非常錯誤的。

第三、我國大慶等東部油田的普查和發展與地質力學的理論無關，這是事實……據我所知，李四光同志本人生前並沒有說過大慶油田是根據地質力學理論布置普查而發現的。」

黃老在第二封信里還寫道：「我在去年6月14日曾寫信給鄧副主席反映了地質系統長期以來不能貫徹落實毛主席的『雙百』方針的實際情況。黨的『十一大』之後不久就聽說鄧副主席對我的信作了重要批示，強調總而言之一定要執行『雙百』方針。」這就說明，在此信之前，還有過一封類似內容的信，而且，鄧小平還就此信做過批示。然而，關於鄧公這次對黃汲清的批示，長期以來都只有大意轉述，而沒有原詞原句。事實上十多年來，這個批件在哪裡？準確的內容是什麼？一直留着一個懸疑。

冥冥之中，似乎是天意，更可能是巧合！就在準備鄧公和黃老百年誕辰紀念的日子裡，北京的一位收藏愛好者竟然發現了這份重要資料。

這位淘書人一天偶然光顧京城北三環的一家廢品收購站， 在堆滿舊書報廢紙張的破敗倉房門前，他看到了幾個鼓鼓囊囊的編織袋，顯然正要裝車拉往造紙廠。他隨手打開一個袋子，最先進入眼帘的是一本本中國地質出版社和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出版物手稿。雖然都是改革開放後的科技新書，沒有什麼收藏價值，但他還是跟這裡的老闆商量購買，沒怎麼討價還價就扛回了家。到家後，他泡上一杯茶，倒出袋裡的紙張，悠閒地坐在桌前翻檢起來：裡面還有幾本抗戰前的《中國地質學會地質論評》、中國地質科學院的幾包雜紙、一些私人信件。更讓他大吃一驚的是，從地科院的雜紙包里竟然翻出了一份1977年中科院和地質總局幾位領導批閱過的資料，上面赫然寫着鄧小平的批示！

這是一份藍色鋼筆的手寫件，用的是上世紀70年代的「國家地質總局」信箋，題目是「關於黃汲清同志的情況」，落款只有日期:一九七七年八月二日，沒有撰寫單位或撰寫者，但在首頁上有當時中科院、地質總局和地科院的幾位領導的批示或簽名，當然這一頁上最醒目的字句是:「總之，要搞百家爭鳴。鄧 八五」搶救固然功不可沒，考證或許更加重要。尋找走訪知情人，了解當時的歷史情況，理清事實的邏輯關係……黃汲清兩次寫信，鄧公兩次批示形成的情形在我們眼前勾畫出來。

1977年3～5月，鄧小平在第三次復出前就多次講話，確定了糾正「文革」錯誤，進行撥亂反正的戰略舉措，針對「兩個凡是」提出了自己的主張——這是時代的大背景。

1977年6月14日，黃汲清第一次寫信給鄧小平。鄧公沒有直接在黃的信上批示，而是要求地質總局先拿出一個「說法」——於是就有了地質總局「關於黃汲清同志的情況」的手寫件。

1977年7月下旬，鄧小平復出。8月4日至8日，鄧公主持召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在8日的講話中特別指出「關於學風問題」，要堅持百家爭鳴的方針，允許爭論。就在會議期間的5日，他在地質總局送上的那份「情況說明」上作出了「總之，要搞百家爭鳴！」的重要批示。顯然，因為那份「說明」還沒有脫離「兩個凡是」的立場，鄧公的批示顯示他並不滿意。

這樣的一份東西，當然不便與黃老見面，所以黃汲清只能聽到鄧公批示的傳達。可能傳達本就不準確，也可能記憶有誤，使他只記得：「強調總而言之一定要執行『雙百方針』。」

到1978年1月11日，黃汲清寫出了第二封信，又得到了鄧公第二次批示。接着自然而然他挺身而出，放出了那顆震動科學界的原子彈。

就在黃汲清「爭鳴」後幾個月，又發生了另一場地震。1979年春天，楊顯東在全國政協常委小組會上發言，披露了大寨片面強調「以糧為綱」，毀林造田破壞生態平衡，社員家庭副業都被當成「資本主義尾巴」，實行窮過渡吃「大鍋飯」，自力更生也是假的……到1981年，大寨問題正式得到了解決，後來，幾個戰線上的舊的思想樊籬終於都被衝決。

那一場「黃汲清爭鳴」的意義遠遠超出了科學界，超過了事件本身。

1995年3月22日21時55分，91歲高齡的黃汲清先生與世長辭。

3月31日，北京八寶山哀樂低回，一千多位各界人士為黃老送行。靈堂上高懸的輓聯，極好地總結了黃老的一生：

一代宗師、地學泰斗，旋迴構造奠基礎，指導探寶獻神州，豐功偉績，後人永誌不忘；

油氣勘查，功在千秋，運籌帷幄指方向，九州大地油氣流，斯人雖去，風範長留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