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照片(雨晴)
作品欣賞
黑白照片
從父親那裡，繼承了一個上鎖的小書櫃，一如父親當年會從裡面拿出各種被我視為新奇的稀罕物，我從裡面同樣拿出被兒子視為古董的小物件——一本老相冊。
這些黑白膠片時代，留存下來的珍貴記憶，讓兒子狂笑不止：「那時你咋是這個樣子？一點都不像你。」
不像嗎？那就對了，要是這麼多年還是哪個老樣子，那我的人生也就太無趣]了。
小伙子坐過來一點，聽媽媽講那過去的故事。
先從這張穿黑白花毛衣的照片說起吧。
這是我第一次去照相館，那年我三歲。
中年得女，不再年輕的母親，用她奶奶級別的審美，給我剪了一個狗啃式的短髮，然後在頭頂扎一個沖天小辮。
按照母親的說法，趕馬車的大叔要去縣城，我鬧着要去看姐姐。對這話我表示懷疑，大我二十幾歲的姐姐，因為不在一起生活，當時對她不是很依戀，一定是母親帶我有些厭倦了的託詞。或許，我看姐姐是假，她想心閒幾天才是真。
就這樣，我那個無比心大的母親，也不知道有人販子、怪蜀黍之類的恐怖，把三歲的我託付給父親單位上一個趕馬車的大叔，從一個叫彭陽的地方，一路翻山越嶺三、四個小時到了縣城。馬車大叔熟悉姐姐家，七十年代，交通信息不是很發達，他像郵差一樣承擔着許多父母與子女的信息往來。
在姐姐家的大門口，大叔打了一個響鞭。姐姐家在縣城繁華地段，這個曾經的深宅大院，經過解放後的幾次退舍，變成了一座又窄又長的L型院子。幽深的院子，陽光不能直射,狹長的距離阻隔了聲音的傳遞，但是，熟悉的馬鞭聲那是來自故鄉的聲音，姐姐聽得響亮。她來不及搓乾淨和面的雙手，從廚房跑了出來。她抱下馬車上的我，連同我一起下車的還有母親帶來的一袋子洋芋、半袋子蕎面、兩隻大倭瓜。母親堅信，作為娘家人，哪怕是三歲的妹妹也不能空着手去浪親戚。
那時的我笑靨如花，不哭不鬧，領我上哪都配合的很好，姐姐就把這個相差二十幾歲的妹妹當成自己的小孩稀罕。她領着我到處溜達，誰見了都問：「你女兒嗎？真可愛。」她笑着含糊應答，從那時開始，姐姐被誤認為我母親的事一直持續到現在。
姐姐要送我一個禮物，她帶我去了照相館。
照相館裡的陳設已記不清，但是我穿的小碎花襯衫記憶猶新，因為那件襯衫嚴重影響了照片的美觀。花襯衫的胸前已看不出原來的模樣，曾經打翻過的半碗洋芋面、喝水時嘴角和嗓子一樣速度嘩嘩流過的茶水、沒有長好的牙齒，啃漏的西紅柿、杏子，帶着嫩殼嚼碎又吐出的發紫向日葵，這些五顏六色的生活痕跡，在我的碎花襯衫前胸留下斑駁印記，它們日積月累，在時光的打磨下有些發硬發亮。
姐姐望了望我那嬌美容顏，又看了看這不堪着裝，她靈機一動，拉過和她一起來的小侄女，脫下她的毛衣給我換上。那是一件用棉線手套拆線、染色後織成的黑白套花毛衣。穿上別人的衣服，站在鏡頭前的我一臉疑惑。大人照相緊張時會把雙手放到膝蓋上，太過緊張的我，除了睜大一雙烏黑眼睛，毫無表情的面容，定格了那個緊張瞬間。
「遺傳真強大，我好像也有同樣扎小辮的照片。」兒子有些抱怨。
我以為我會有個女兒，結局卻是給你扎個小辮滿足一下願望。一切止於拍照，我的男孩永遠都是男孩的模樣。
「這些和同學的戶外合影，照片裁剪不精緻，沒有花紋邊。」兒子邊翻邊挑剔，「看起來你們經常翹課去拍照。」
不用翹課，因為我家就在學校斜對面，你可以叫它學區房。這些照片都出自我的父親之手。
父親是個及其熱愛生活的人。在我幼年父親酷愛槍支，曾親手製作過三杆土槍，閒暇之餘背上土槍行走在野雞、野兔出沒的地方。後來，槍支統一管理，家裡的土槍全部上繳國家。父親又開始迷戀起照相。我上初中的時候，他省吃儉用買了一台當時很流行的「海鷗牌」雙反相機。下班回來，父親總要先擺弄一翻他的心愛之物：小心翼翼打開相機深棕色牛皮外殼，把牛皮帶子掛在脖子上，他以腰平方式手持相機，左右移動向下觀看毛玻璃取景。
我成了父親的首選模特，坐在板凳上照、站在院子裡的蘋果樹下拍。學校在我家斜對面，知道父親會照相，突然和我關係親密起來的同學越來越多。因為交卷太貴，父親就在大門口的樹林裡給我們拍合影。
這些黑白照片，沒有光影，也沒有九宮格構圖，人物大多中規中矩占據中間。一張張青春、稚嫩的笑臉，比起現在美顏相機下的牛眼、錐子臉美女，個個率真的露着杏核眼、眯縫眼和胖乎乎的大圓臉。
父親之所以愛上照相，一定要說說一位上海支寧老人。
那是一位戴着金絲邊眼鏡一口吳儂軟語的清瘦老人，父親稱呼他為查師。曾是照相館師傅的查師，退休後，老婆孩子回了上海，他卻捨不得這個待了半輩子的地方，一個人留了下來。
查師常來我家做客，父親介紹給我們時強調：「查師可是位科學家。」那是因為查師喜歡鑽研發明創造，他從洗相液里提煉出了貴金屬Ag(銀)，還發明了一種雙絲燈泡，並且申請了國家專利。一直期待能從市場上買到他發明的雙絲燈泡，腦補着閃壞一根燈絲另一根燈絲自動發亮的奇妙畫面。但是，很快高效節能的熒光燈管——電棒替代了燈泡的使用，查師的發明還沒有來得及投入市場就半路夭折。
事業受阻，鬱鬱寡歡的查師需要一個傾訴對象，善解人意的父親成了他的首選。作為回報他教會了父親使用相機以及在暗室沖洗照片，勤學好問的父親着手就把家裡的一間小屋改造成了暗房。
洗照片是個見不了光的活，家裡人是不能隨便進去的，唯獨我是一個例外。
跟着父親走進暗房，一盞暗紅小燈聚攏着一點點紅光，窗戶和門被父親用厚厚的綿簾嚴嚴實實地遮擋起來。父親先在全黑的暗室沖卷，我站在漆黑一片的屋子裡，憑着開燈前的視覺以及父親地解說，判斷他的每一個步驟：在一隻方形平底盤子裡倒上顯影液，用手提着膠捲兩端來回在藥液中浸泡、過水。顯影完畢，倒出顯影液，再注入定影液，定影時間不太嚴格，定影完畢父親打開小紅燈，反覆換水浸泡、漂洗後，用一隻小夾子將膠捲在乾淨、通風、無塵的地方掛起晾乾。
隔天我們又去暗室沖印照片。相紙曝光環節，父親在特製的機子底下曝光，他會讓我跟着一起報數。報數要勻速，不能忽快忽慢，不然相同數字出來的照片就會過曝或欠曝。
趴在桌前，看着相紙在顯影液里慢慢呈現出影像，那些被父親和我過曝或欠曝的照片，有的黑成了「濃眉大眼」，有的輕描淡寫到頭髮皮膚變成一個顏色。父親選取比較滿意的照片定影后用夾子晾在鐵絲線上，細長的鐵絲掛滿一張張成片。跟在父親後面很有成就的從一張又一張照片面前走過，滿心的幸福與滿足。
「這種古董相機，如果保存到現在，價格不菲的。」兒子關心相機的價值。
其實，相機現在還在。父親去世後，那台見證我成長的「海鷗牌」雙反相機，保存在了大哥那裡。
作為父親的遺物，在我和大哥心裡意義迥然不同，就像兒子關心的是相機的價值，大哥只是在謹守父親的疇昔，他永遠都不知道和父親一起拍照片、洗照片的幸福。
「柯達膠捲，這個我知道，它是你們那個時代的Number one。」從相冊掉出的一張柯達底片，打斷了我的思緒，兒子對着窗戶仔細看起來。
沒錯，這個在膠片時代響徹大半個中國的名字，同樣，在我們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縣城光芒四射。
為數不多的幾家私人照相館，有一個姓楊，人稱楊柯達的照相館生意最是紅火。高中時候，同學之間為了見證友誼，常跑去楊柯達的照相拍紀念照，然後在照片的一角寫上：「友誼長存」或「××年運動會」之類的笨拙文字。
邱同學是我的好友，我們的關係就是那種，每天天還沒亮，就在大門口喊你一起去學校的親密夥伴。學校舉辦田徑運動會，從繁重學業中解放出來的我們，在運動場上盡情釋放激情，我們的友誼也在歡呼聲、吶喊聲、加油聲、聲聲不息中不斷攀升。一如愛情需要儀式感，相愛的人會去見雙方的家長，抑或訂婚甚至結婚什麼的；友情也需要儀式感，當兩個女生好的不知道如何表達時，我們就去了照相館。
那時的我們，穿着現在還在流行的側縫加豎條的運動服，扎着馬尾的我頭上繫着用粉色毛線編織的髮帶，邱同學系的則是同質量的淺紫色。黑白照片讓粉色與紫色——變成了白變成了黑，也讓零星的青春痘若隱若現。照片上的邱同學淡雅文靜，而我則表現的活潑開朗，兩個人親熱的手拉着手，肩靠着肩拍了一張合影，照片一角不出意外的打上了「××年運動會」的字樣。
按說這是一次愉快的留影，卻因老闆收了大尺寸錢給了我們小一碼照片，發生了摩擦。那時，照相館是獨門生意，不怕沒有顧客上門，和邱同學去理論，以最終解釋權歸老闆所有，駁回了我們地訴求。
初生牛犢不怕虎，心裡哪能容下這種不平。一整天，我們在教室竊竊私語，最終決定給當地報社寫一封投訴信。
信發出去很久，都沒有回音，就在我們快要忘了這件事的時候，報社突然寄給我們一封道歉信，大致內容就是，請再去楊柯達的照相館，老闆免費給我們拍一張合影。
合影我們沒有再去重拍，能討一個說法這就足夠了，年輕的心不糾結過往，況且報社的這封致歉信，也讓我們興奮了許久，畢竟這是兩個年輕學生第一次與官方報紙的公平對話，它讓我們有了長大成年的感覺。
多年後，柯達破產，楊柯達的照相館也倒閉。從地方報紙看到這則新聞，已經成年的我對着報紙大笑起來。
時光流逝，歲月如斯。曾以為，黑與白最是空洞，一無所有的色彩，但最後，它卻以最簡單的色彩，呈現給了我一個繽紛的記憶。
孩子，或許，有一天，你也會以類似的方式與你的孩子來一場歲月之外地對話。
但願那時我還不太老，但願我能看清你們彼此交流的眼神。[1]
作者簡介
雨晴，女，寧夏固原人。喜歡閱讀的豐富，運動的健美，但更喜歡書寫文字的愉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