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至1937年這七年間，往往被臺灣文學史家視為[[台灣日治時期|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運動發展史上的高峰期，而造就臺灣新文學運動達到前所未有之成就的原因，無疑是臺灣文藝聯盟的成立與《臺灣文藝》的發行。在1931年之後，儘管臺灣文壇先後出現了彰化的南音社（發行《 [[南音(雜誌)| 南音 ]] 》）、[[東京]]的臺灣藝術研究會（發行《[[フォルモサ|福爾摩沙]]》）、台北的[[臺灣文藝協會]]（發行《先發部隊》、《第一線》）等文藝團體，不過都屬於地域性的文藝組織，無力負擔全台文學運動的推行。到了[[臺灣文藝聯盟]]成立之後，打破地域性的隔閡，這從聯盟委員的名單分屬北中南各地的情形就可以說明此一精神。除了跨地域之外，臺灣文藝聯盟的成員更是不分畛域、不論立場，名副其實的聯合陣線的展現。在臺灣島內，臺灣文藝聯盟的活動不限於文學運動，也同時與[[陳澄波]]、[[陳植棋]]所創設的新興藝術團體「赤島社」有著密切的往來，既而使得《臺灣文藝》的誌面上時而可見陳澄波、[[顏水龍]]、[[楊佐三郎]]等畫家的文字與插畫，由此可見文學與藝術的聯合陣線。在臺灣島外，由於[[張文環]]、[[吳坤煌]]等人為首的文聯東京支部與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東京支部（簡稱東京左聯）亦有交流，構築了臺灣文壇、旅日中國左翼文學者以及東京左翼詩壇之間多邊互動，促成[[雷石榆]]、[[魏晉]]等東京左聯成員在《臺灣文藝》上發表文章。當時臺灣知名的作家[[呂赫若]]就曾針對雷石榆的評論文章，公開致謝：「偉大的詩人雷石榆特地撥冗指導我們。」可見文聯與東京左聯之交流對臺灣文壇造成的正面意義。除此之外，1936年透過文聯東京支部的奔走，邀請朝鮮舞姬崔承喜來台公演。崔承喜譽滿天下，日後赴歐美演出更博得「世界之舞姬」的美名。臺灣文藝聯盟邀請崔承喜一事，足見其藝術視野並不僅僅局限於文學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