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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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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时代会变化，一代学生与一代学生不一样，但是老师不能乱，只要老师有原则、守常识，再大的困难也不怕。
作者简介
王栋生，江苏省特级教师，南京市名教师，著名杂文作家，笔名吴非。
当今教师必须是更有智慧的人
上课间隙，有时我会想：学生这会儿在想什么？他们为什么会那样想？后来我知道，学生和我一样，也在想老师在想什么以及他为什么那样想。
作为任课教师，我并不认为只要上好专业课就算完成任务。
当年我们总把学生当作“可塑性很强”的群体，谁承想，几十年间社会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学校教育会出现那么多预料不到的状况！
学生群体不再那么“单纯”，家庭教育背景变得复杂。教师不能选择教育对象，也因此对职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教师必须遵循教育原则，同时必须是更有智慧的人，他对学生不能再用单一的教育法，他的教育教学要兼顾有不同背景与个性的人。
不同的家庭背景与境遇对学生的人格、性格可能造成影响。
学生到了学校，教育就得发生作用。如果要用相对公平、统一的尺度衡量学生并实施教育，我认为未必是考试成绩，而是个人文明修养，因为这涉及他在未来能否“立于世”。
我长期在高中教学，面对的学生，年龄段在15岁至18岁。学生多为独生子女，而很多教师也是独生子女，很有意思。
考试制度稳定，不讲“家庭出身”和“政治面貌”，没有了“阶级”“阶层”的标签，“背景”淡化，特权受到一定的遏制，人的“文化差异”也就显现出来。
家长的教育观比较乱，学生的思想和学习也会跟着乱，这就会呈现出各种意想不到的矛盾。
但是，教师不能乱。教师的教育理想和教育原则不能变，方法则要应时而化。
最重要的是摆正自己的“教育观”
最重要的教育观，是“人的教育”。教师眼中如果没有“人”，面对复杂的班级状态，肯定束手无策，他的教育教学也必然乱成一团。
教师眼中有“人”，富有人道精神，面对学生时，他才能真正地“以人为本”，注重细节和习惯养成，少犯错误。
目前社会最为敏感的平等诉求，学校和教师都不可等闲视之。
中国的文化积淀，有不少落后的因子埋藏在教育中，人分三六九等，官民之别，贫富之别，一直存在（否则中国文化不至于把“有教无类”当作不得了的原则），直到当下，仍然存在落后的“城乡之别”。
比如，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入学仍然存在一些障碍，即使政府有应对措施，但生活条件差，在校遭遇歧视，也会影响成长。
我在江浦区五里村行知苑小学，听老校长杨瑞清和同事们讲述帮助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事，很感动也很难过。那些冬天里没鞋袜的孩子，他们生活的地方离南京繁华中心只有十几公里。
怎样保护学生的自尊，怎样减少他们内心的纠结，往往不是靠教师慷慨解囊就能解决的。
此类事宜细不宜粗，能不能说服班级节俭办事，减少活动开支，让所有的学生都能想到别人的难处；能不能提请学校制订由班主任掌握的资助或减免名单，形成制度，等等。
无论如何，不让一人向隅而泣。不知为什么，教室里只要有一个学生郁郁寡欢，我就觉得自己的课上不好。
不久前某杂志微信刊出我的旧文，内中提及劝教师上课不要用“寡妇”这个词，防止心理敏感的孩子受伤。
有读者困惑：诸如此类的事很多，教师一一关照，课怎么上？但我认为，只要教师心里有学生，办法有的是。
比如，民间轻慢信仰与风俗的俚语，政治运动留下的伤痕，家庭不幸的记忆，个人遭遇过的挫折，等等，都可能给心灵敏感的学生造成痛苦。教师上课说话，能不考虑学生的感受吗？
教师博大的胸襟充满仁爱，装得下所有的学生、学生的心，就能装得下世界。
做教师一定要有原则、守常识
教师帮助学生，是职责，不能要求学生报“恩”。
曾有学生在随笔中提到“父亲又失业了”，我托班主任悄悄地帮了他几回，学生考上大学后来信感谢，说其实知道是老师帮他的。
我没回信。
这个学生毕业后找到了一份薪水较高的工作，我把喜讯告诉同事时，办公室所有老师都欣慰不已（我很看重同事的这种情感）：一个家庭终于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比这更令人欣慰的，是学生在信中说：老师，我知道怎样报答社会。
——这就对了，教师无论如何不要把学生当作“私产”，否则教育的性质就变了。
我和一些有过各种困难的学生成了对话者。
我们交流对问题的看法，我不试图“改变”他们，我努力去想他们选择的合理性。
我认为，总体而言，学生还是向往美好人间，向往真善美的，这或许取决于教师的教育姿态和价值追求。
教师境界不高，学生的困惑会变多；但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学生因此学会混世，老师是个乡愿，在他的影响下，学生群体会庸俗化、社会化。
虽然一直在一所学校工作，所带的班级也有不少差异。1987年我带南大少年预备班，学生年幼，多数来自农村，为了让他们熟悉南京，星期天我常带他们外出参观、游玩。
有次在博物院大厅，正向他们讲解，有个学生大声往地上吐了痰，我没出声，蹲下，用手帕擦去地上的痰，悄悄扔进垃圾箱，然后低声对大家说：这是城市，要注意；你们以后都会是知识分子的，不能随地吐痰。
我在做这件事时，没抬头，是不想让那位同学难堪。我想的是：他肯定明白了，他们以后想吐痰时能记起我说的话。
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学生，也无论学生有什么样的困难，“教师的样子”最重要。
我认为，只要教师有原则、守常识，任何复杂的问题都不难解决；作为教师，处置问题不能偏向任何群体。做一件事，会不会引发负面影响，会不会留下不良后果，要有预估。
如时下非常流行的“成绩排名次”，对学生的伤害是长期的。有班主任把“名次榜”公然贴在教室讲台边——这种事做了，还有什么错事不敢做？
有两位任课教师见到班主任在教室张贴测验名次，先是耐心劝说，劝说他取下之后，再告知校方，建议重申校规，以绝效尤——宁可得罪同事，也不违背教育原则。
这才是对学生对学校负责的态度，学校有这样的教师，学生才能真正地“成人”。
学生毕业多年后打电话邀请我聚会，但没留姓名，自称“当年我在班上成绩不行，老师不一定记得我”。
我回电严厉批评，告诉她：整个班的语文是我教的，你这样说话，不像是我的学生，我从没以成绩论人，你的话让我生气——教育要教会自由平等、自尊自强，
学生毕业多年，仍没从“成绩”阴影中走出来，这就是说，我的教育任务没有完成。我因之感到沮丧。
无论学生之间存在何种差异——家庭背景、学习成绩、性格特征、志趣爱好，等等，都可以忽略，但在一间教室里，所有的学生都应当成为文明人。
学生有教养，“融合”就不是困难。
学生友爱，是人生幸事，教师为什么要说“重友情也要重视成绩”？（小学生家长要求孩子“和成绩好的同学交朋友”，也是很混账的话。）应试教育鼓吹“竞争”，同窗友情变得淡漠。
有次进教室，看到有课桌空着，记起这张课桌昨天也是空着的，于是有所不安，问：“他怎么没来？”周围几个学生摇头表示不知道。
我无法克制自己的愤怒，发了火：同在一个班，邻桌两天没来，竟然无人关注，这是什么“集体”？这个班有二十多个“三好生”，高一时评上“文明班级”，学生竞选班委颇有豪言壮语，怎么会说一套做一套？
那天我严厉批评了半节课，事后听闻有家长到校长那里去投诉老师训学生。他投诉，我不在乎，我在意的是我教的学生是不是正常人！学生如此冷漠，教师为什么不能生气？孔子遇上这种事，也会生气的。
希望我的学生“做个好人”
教师的职业，要求他眼中看到的是“人”“生命”，而非尊卑贵贱的等级标签。在教室里，我常想，我面对的人，在未来要成为劳动者，要成为父亲母亲，他们要组成“社会”，他们要担负建设新的文明的责任。
因此在这个年龄段，教育要培养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良好习惯。
他的灵魂中应当有这样一些元素：人、人性、生命、仁爱、友情、善良、正直、诚实、坦白……
有这样的品格和修养，当他们站立在社会时，就能有公民姿态，有担当。如果我们容忍向青少年灌输“我死之后任凭天塌地陷洪水滔天”的人生观，必将给自己留下无尽的职业耻辱。
我希望教过的学生能“走得出去”，“站直了做人”，否则我的工作没有价值。我最怕学生变得庸俗猥琐，我常告诫学生：“你有许多自由，但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做的。”学生不会独立思考，价值观出错，有可能无所忌惮地做坏事。
1996届毕业典礼上，全体高三教师致辞，大家让我第一个讲（也许他们认为语文教师肯定最能讲），我只说了四个字：“做个好人”。
不久前这一届有个班纪念毕业20周年，有学生发言，说一直记得老师的“做个好人”。我说：“看来，至少到目前你仍然还是好人。”大家都笑了。
“做个好人”，容易吗？不容易，但也不难。
基础教育就是“打底子”，在这个年龄段，文明教养是一点点地聚合的，教师不能大意。学生不敢奢望教师个个都是指路明灯，至少他能找到值得尊敬的教师，有人格魅力，有智慧，有办法的人，让他不至于蒙受屈辱。
我在教学中想过，规训重要，比规训更重要的，是教师的教育姿态和情感。
引导不同环境背景的学生成长，还要注意接受教育过程中的“趣味”，教育要培养优雅而有趣味的人，一个群体能关注自我品质，能够追求生活趣味，那么，“文明”就能成为共同追求。
教师本人也应当是优雅而有趣味的人，我们社会太缺少这样的人群了。
一个成天唉声叹气翻看学生成绩册的教师，一个因学生家庭背景而生出势利眼的教师，一个只知道鼓励学生“拼搏”追求“成功”的教师，他的表情、眼神都可能成为学生的噩梦。
延伸阅读
给学生多“剩下”些有用的东西
文/王栋生
应当是怀特海说的：当一个人把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忘掉，剩下的就是教育。比怀特海知名的爱因斯坦重复了他的话，再以后的引用者便把这句话当作爱因斯坦语录了。
是学校教给学生的知识无用？是教师的教学令人厌倦？都不是。现在我们能理解了，最有价值的教育，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教养。这就是日积月累的所谓“积淀”，当然属于“剩下的”。既然“剩下的”才是“教育”，而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剩下的”只是一点点，那为什么不在学校教育阶段，多教一些能够留住的东西，让他们多“剩下”一些呢？
为什么有那么多学生在成年后对学校教育不存感激，反而对教育有那么多的误解？我想，这是因为“剩下的”太少太少。教育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未来，因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可能被“剩下”；如果教育者目光短浅，那学生就没有未来，也不可能“剩下”什么——当然，也可能剩下的只是愚昧无知和粗野。
一些初中名校招生时，很看重学生的各类竞赛成绩，这就让一大批家长长年领着小学生参加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领取各种各样的证书，因为“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你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家长在招生办公室摊开孩子一大堆五光十色的证书奖状，而一旁站着的那个神情木然的孩子，就是他“打造”出的“尖子”。在这类奇形怪状的家庭教育推动下，学校则不能不担负起更重的教育任务。
不久前访问北师大厦门海沧附属学校，看到小学部课表上也有选修课，其中有“形体课”，很奇怪。
校长说，当年学校开办时收进的孩子不少都是小胖墩，老师们忧心忡忡：这样放任下去，不作干预，孩子们今后怎么能有健康的体魄？可是学校有哪门课能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学校决定开设“形体课”，于是现在学校基本看不到小胖墩了。
比这门课更让学生铭记的，是学校开办时，周围很多居民来开家长会时，穿着拖鞋，抽烟。学校有针对性地做了一次礼仪教育，老师们认真地向小学生解说：回家告诉爸爸妈妈，请他们无论如何不要穿拖鞋进校园；如果他们忘了，那就请在大门口套上学校提供的鞋套。
——两位老校长告诉我：那以后基本不需要告知了。因为所有的学生都明白，学校是庄重的场所，需要讲究礼仪。
听了她们的述说，我想到，这一次教育有可能经过岁月磨洗而被“剩下”，当这批孩子以后也成为父母时，他们仍将保持对校园的敬重。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成人的粗俗无法容忍，但那些粗野的习惯也是“剩下的”，所以当然有必要像北师大厦门海沧附校那样对学生进行礼仪教育。
前年，在云南普洱二中看到新建的游泳馆，当时我不解，许多都市名校也没有游泳池，这里为什么要耗费资金建这样一个标准游泳池？校长告诉我：游泳是重要的生存能力，我要让每个学生都学会游泳；学生在中学应当会游泳，如果现在不教，以后说不定就没机会了。
我觉得他提出的问题很有价值。现在常看到的“见死不救”，有时可能不完全是人的道德问题，而是能力问题。我在高中问过几个班的学生，会游泳的不到百分之十。
为什么家长不重视培养孩子的这种能力？很可能因为“高考不考游泳”。所以当他们眼见别人落水而束手无策，所以当他们自己落水之后，才有可能想到“高考不考”的东西不一定没有用。
我把这些想法和一些校长交流，也有人认为：学游泳是学生自己的事，学校不能把什么都教起来。我认为，学校要培养的是学习意识、学习方法和态度，就得教会学生正确的思维方式。教会生存，让他们明白，生命中有比高考更重要的，必须支撑一生的东西。
与北师大厦门海沧附校和普洱二中不同的，很多学校对学生仪态，对学生学游泳表示不屑，因为这些教育内容并不“显”，不可能成为校长的“政绩”。他们不在意学生以后能否“剩下”些什么，而只在意自己作为校长教师能“得到”什么。
南京江浦县五里村行知小学校长杨瑞清，践行陶行知的平民教育理念，在乡村小学工作了30年。某次有位“专家”对我说：“杨瑞清的那个学校学生考试成绩不行，他教学生辨识各种作物的苗，考试会考那个么？”我当然不同意他的话，可是我记住了他说话时不屑的神态。
我想的是：同样做教师，职业境界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体现在学生的未来？都市学生学习条件好，考试成绩有可能会略高一点；可是，如果乡村教育不培育学生的劳动意识，不培养他们对土地的情感，他们又能“剩下”什么呢？
一些来自农村的青年教师曾坦言，上学时不但从不参加田间劳动，考出来后连回乡探亲都不大愿意；更极端的，有些大学生甚至不愿意提到“家在农村”。这样的教育，“剩下的”只会是可怕的东西。
不久前和同事们在讨论“教育究竟是什么”时，我说“教育就是接受时嫌多，以后嫌少的东西”——这应当是很多代人的共同感受。既然我们想多“剩下”一些有用的东西，那我们就不能不认真地思考今天在学校所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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