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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案
,创建页面，内容为“大悲案是明末清初的一起政治案件，南弘光朝“南渡三案”之一。大悲是一位和尚，俗家姓朱，徽州人，跟潞王朱常淓相识，…”
大悲案是明末清初的一起政治案件，南弘光朝“南渡三案”之一。大悲是一位和尚，俗家姓朱，徽州人，跟潞王朱常淓相识，被潞王认作本家。1644年12月大悲来到南京水西门外，自称是明朝亲王，崇祯时封为齐王，又改封定王，声称“潞王恩施百姓，人人服之，该与他作正位”。弘光帝原本对潞王有所猜忌，怀疑大悲是来为潞王刺探情报，便将他投入监狱，又传谕戍政赵之龙、锦衣掌堂冯可宗与蔡忠“三堂会审”，严加刑讯，大悲在供词中提到钱谦益，于是阮大铖开了一份黑名单，共有一百四十三人，牵涉有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张慎言、刘宗周、祁彪佳等东林党和复社的成员，要大悲招供，大悲抵死不从。马士英亦不愿牵涉过广，遂将大悲绑赴西市问斩，此事不了了之。
==基本内容==
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福王朱由崧在南京被拥立为帝。这个混乱的朝庭建立半年之后，即1644年十二月，一僧人名大悲者忽从北而至南京，在南京的水西门外当众自称是出自于齐藩的宗室，获封齐王，从兵乱中逃出做了和尚。他语出惊人，说是崇祯帝早就预料到了日后的危局，于1641年就令他南下避祸，后来又说崇祯并未殉国身死，意指弘光帝不是正统。大悲还扬言，讨伐弘光帝的大军不日即到，当下他就统率了一支伏兵，秘密分散潜藏在城外江畔的船里，不用再过多久，就会剿灭南京的弘光“伪政权”。[1]
听到如此轰动的消息，对弘光帝多有不满的南京人，无不是带有几分幸灾乐祸的心理。事情很快就被报告到了西城兵马司，又经兵马司上报到了朝廷。负责南京城防的官员虽然不知事情的真假，但也不敢怠慢，于是赶紧行动了起来，连夜把城外江畔的数千艘大小船只驱赶到观音门集中，勋臣刘孔昭则率部将散布消息的大悲和尚逮捕，交给刑部发落。[1]
弘光帝派京师提督赵之龙审讯他的来历，大悲起初信口开河说崇祯时封他为齐王，他没有接受，又改封吴王。接下来他又推翻了之前自己发布的崇祯并未殉国身死的说法，声称“今潞王贤明，应为天子，欲弘光让位”，“潞王恩施百姓，人人服之，该与他作正位”，改为支持潞王朱常淓称帝，要求弘光帝主动退位让贤。
弘光帝原本对潞王有所猜忌，怀疑大悲是来为潞王刺探情报，便将他投入监狱，又传谕戍政赵之龙、锦衣掌堂冯可宗与蔡忠“三堂会审”，严加刑讯，吃不住痛的大悲很快招供，他本姓朱，安徽休宁人（一说徽州人），十五岁就在苏州的寺院出家为僧，他招摇撞骗的目的，无非是想趁乱蒙蔽他人罢了。因为他知道，弘光帝朱由崧继统并不受欢迎，所以他自称亲王、想要颠覆弘光的说法，在民众当中确实获得了一定的支持，有不少的追随者。[1]
如此荒诞的结果，令刑部尚书解学龙也感觉很意外，大悲和尚不过是个疯狂而拙劣的骗子，案件没有再追索下去的必要，于是准备结案。但是，兵部尚书阮大铖却不这样认为，他坚称背后必定有幕后主使者。他先是派遣亲信前往审讯，发现大悲在供词中提到钱谦益，于是阮大铖开了一份黑名单，共有一百四十三人，牵涉有东林党首领钱谦益、都督史可法、内阁高弘图、礼部尚书顾锡畴、都御史易应昌、刑部尚书解学龙、礼部尚书徐石麒、副都御史袁继咸、翰林吴伟业、科道姚思孝、乔可、姜曰广、张慎言、刘宗周、祁彪佳等东林党和复社的成员，想把这件本来很普通的诈骗案，捏造成一起众人支持潞王称帝、妄图颠覆弘光政权的谋反案件，要大悲招供。
阮大铖拟定的这份黑名单里，大部分是东林党人和复社的成员，双方的仇怨由来已久。东林党和复社都是明末时期于体制外形成的政治结盟，因士大夫依附响应者众，社会影响力很大。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专权，形成了与东林党对立的阉党集团，本是东林党人出身的阮大铖为了仕进，倒戈投靠魏忠贤，为士林所不齿，双方就此决裂。后来阮大铖为避李自成的起义军前往南京避难，以东林后继自任的复社中人又作《留都防乱揭》逐之，不准他留在南京城，双方的梁子越结越大。等到弘光政权建立，权臣马士英当政，援引阮大铖为兵部尚书，上位以后，阮大铖就对东林党和复社中人展开了疯狂地报复。在他看来，大悲和尚招摇撞骗一案，无疑是一个报复夙敌的天赐良机。[1]
清人陆圻的《纤言》载，阮大铖曾秘密派人把拟定好的黑名单送到狱中的大悲手里，让他在受审时按照名单上的人一一指认，声称若是照办，就可以免他死罪。大悲却不愿助纣为虐，说“吾死耳，奈何累人”，不肯株连无辜。而在此时，钱谦益也知道了阮大铖正在罗织罪名陷害自己，赶紧上疏辩解，抨击阮大铖的拙劣指控，矛盾开始公开化。事情被捅到了内阁首辅马士英那里。老奸巨猾的马士英在了解了经过以后，很快就意识到阮大铖所罗织的罪名很难服众，有可能会把自己也扯下水，遂拒绝支持阮大铖发动清洗。这样，案件才于两个月后以大悲经过九卿科道会审后，被公开处斩而了结。
大悲案虽然最后没有士流因党争株连而受祸，但它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掀起了南明官员彼此互相排轧的序幕，因对弘光帝朱由崧继统不满而引发的一系列派别斗争，一直延续到了南都城破，方才停止。
==基本内容==
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福王朱由崧在南京被拥立为帝。这个混乱的朝庭建立半年之后，即1644年十二月，一僧人名大悲者忽从北而至南京，在南京的水西门外当众自称是出自于齐藩的宗室，获封齐王，从兵乱中逃出做了和尚。他语出惊人，说是崇祯帝早就预料到了日后的危局，于1641年就令他南下避祸，后来又说崇祯并未殉国身死，意指弘光帝不是正统。大悲还扬言，讨伐弘光帝的大军不日即到，当下他就统率了一支伏兵，秘密分散潜藏在城外江畔的船里，不用再过多久，就会剿灭南京的弘光“伪政权”。[1]
听到如此轰动的消息，对弘光帝多有不满的南京人，无不是带有几分幸灾乐祸的心理。事情很快就被报告到了西城兵马司，又经兵马司上报到了朝廷。负责南京城防的官员虽然不知事情的真假，但也不敢怠慢，于是赶紧行动了起来，连夜把城外江畔的数千艘大小船只驱赶到观音门集中，勋臣刘孔昭则率部将散布消息的大悲和尚逮捕，交给刑部发落。[1]
弘光帝派京师提督赵之龙审讯他的来历，大悲起初信口开河说崇祯时封他为齐王，他没有接受，又改封吴王。接下来他又推翻了之前自己发布的崇祯并未殉国身死的说法，声称“今潞王贤明，应为天子，欲弘光让位”，“潞王恩施百姓，人人服之，该与他作正位”，改为支持潞王朱常淓称帝，要求弘光帝主动退位让贤。
弘光帝原本对潞王有所猜忌，怀疑大悲是来为潞王刺探情报，便将他投入监狱，又传谕戍政赵之龙、锦衣掌堂冯可宗与蔡忠“三堂会审”，严加刑讯，吃不住痛的大悲很快招供，他本姓朱，安徽休宁人（一说徽州人），十五岁就在苏州的寺院出家为僧，他招摇撞骗的目的，无非是想趁乱蒙蔽他人罢了。因为他知道，弘光帝朱由崧继统并不受欢迎，所以他自称亲王、想要颠覆弘光的说法，在民众当中确实获得了一定的支持，有不少的追随者。[1]
如此荒诞的结果，令刑部尚书解学龙也感觉很意外，大悲和尚不过是个疯狂而拙劣的骗子，案件没有再追索下去的必要，于是准备结案。但是，兵部尚书阮大铖却不这样认为，他坚称背后必定有幕后主使者。他先是派遣亲信前往审讯，发现大悲在供词中提到钱谦益，于是阮大铖开了一份黑名单，共有一百四十三人，牵涉有东林党首领钱谦益、都督史可法、内阁高弘图、礼部尚书顾锡畴、都御史易应昌、刑部尚书解学龙、礼部尚书徐石麒、副都御史袁继咸、翰林吴伟业、科道姚思孝、乔可、姜曰广、张慎言、刘宗周、祁彪佳等东林党和复社的成员，想把这件本来很普通的诈骗案，捏造成一起众人支持潞王称帝、妄图颠覆弘光政权的谋反案件，要大悲招供。
阮大铖拟定的这份黑名单里，大部分是东林党人和复社的成员，双方的仇怨由来已久。东林党和复社都是明末时期于体制外形成的政治结盟，因士大夫依附响应者众，社会影响力很大。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专权，形成了与东林党对立的阉党集团，本是东林党人出身的阮大铖为了仕进，倒戈投靠魏忠贤，为士林所不齿，双方就此决裂。后来阮大铖为避李自成的起义军前往南京避难，以东林后继自任的复社中人又作《留都防乱揭》逐之，不准他留在南京城，双方的梁子越结越大。等到弘光政权建立，权臣马士英当政，援引阮大铖为兵部尚书，上位以后，阮大铖就对东林党和复社中人展开了疯狂地报复。在他看来，大悲和尚招摇撞骗一案，无疑是一个报复夙敌的天赐良机。[1]
清人陆圻的《纤言》载，阮大铖曾秘密派人把拟定好的黑名单送到狱中的大悲手里，让他在受审时按照名单上的人一一指认，声称若是照办，就可以免他死罪。大悲却不愿助纣为虐，说“吾死耳，奈何累人”，不肯株连无辜。而在此时，钱谦益也知道了阮大铖正在罗织罪名陷害自己，赶紧上疏辩解，抨击阮大铖的拙劣指控，矛盾开始公开化。事情被捅到了内阁首辅马士英那里。老奸巨猾的马士英在了解了经过以后，很快就意识到阮大铖所罗织的罪名很难服众，有可能会把自己也扯下水，遂拒绝支持阮大铖发动清洗。这样，案件才于两个月后以大悲经过九卿科道会审后，被公开处斩而了结。
大悲案虽然最后没有士流因党争株连而受祸，但它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掀起了南明官员彼此互相排轧的序幕，因对弘光帝朱由崧继统不满而引发的一系列派别斗争，一直延续到了南都城破，方才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