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菲·安南标准名是科菲·阿塔·安南(Kofi Atta Annan，1938年4月8日-2018年8月18日)，加纳库马西人，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他是一对双胞胎之一，孪生的姐姐在1991年去世。安南1972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通晓英语、法语及非洲多种语言。2001年，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2018年8月18日病逝，享年80岁。

科菲·安南1938年4月8日出生于加纳库马西市，早年就读于加纳库马西理工大学，曾到美国和瑞士留学，先后获美国明尼苏达州马卡莱斯特学院经济学学士学位和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硕士学位。安南1962年进入联合国工作，先后在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总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联合国难民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等部门工作。1974年中东"十月战争"后，他担任驻开罗的联合国紧急部队民事长官。20世纪80年代初，安南调回联合国总部，先后担任人事和财政部门的领导工作。1986年升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负责人事厅的工作。

安南曾于1997年5月、1998年3月、1999年11月、2001年1月和2004年10月五次访华。安南于2006年5月正式访华。

科菲·安南出生时是双胞胎。那是在1938年4月8日，先是他的孪生姐姐埃芙降生，然后是他出世。科菲出生在黄金海岸腹地的省城库马西的一个名门望族家庭。安南家族不仅富有，他们也属于贵族阶层，因此享有特别的名望，在阿散蒂地区影响很大。安南的父亲虽然是阿肯人，但严格地说，他一半是 阿散蒂人，一半是芳蒂人，他来自位于腹地的阿散蒂地区。他的母亲--和他的继母一样，属于芳蒂部落，她们生活在沿海地区。这两个部落讲同一种语言的方言， 同样被称为阿肯语，而方言的区别更多的在于口音而不是词汇。属于阿肯语变种的包括芳蒂语、特威语、阿克瓦皮姆语、阿基姆语和布朗语。科菲和他的兄弟姐妹们 学会了好几种非洲方言，但基本上是在芳蒂语的环境下长大的。

16岁那年，在多次转学之后，和所有的兄弟姊妹一样，他终于来到了位于海岸角的一所寄宿学校，离他的故乡库马西大约有200公里。"曼特西皮姆"是这个国家最好也是最古老的学校之一。加纳独立那年，安南从曼特西皮姆中学毕业，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库马西市，在本地的大学攻读国民经济学专业两年。安南家族也拥有一套多层住宅，房间众多，每个孩子都拥有足够的空间。科菲可以在一个物质无忧的环境下开始自己的学业。库马西的条件要比加纳其他省会城市好得多，而且安南一家的条件也要比国内许多家庭好得多。那时，科菲·安南深深地扎根在非洲人的价值体系中，他计划过一种在某些方面和父亲相似的生活:45岁之前，他想做个商人，然后在加纳从政15年，到了60 岁，作为可可种植主安度晚年。可他的将来并非如此。两年不到，他就去了另外一个国家，去了另外一个大洲，那里有着完全不同的氛围。尽管他在一开始还始终打 算着若干年之后回到自己的祖国去，但这注定是一次长久的告别。从那时起，40多年过去了，只是在20世纪70年代，他才在加纳有过一次短暂的停留。但在他的心里，科菲·安南始终是一个非洲人，并对自己的家乡始终充满深情。

安南在库马西科技大学攻读了四个学期的国民经济学。这所大学也是基督教徒建立起来的，不过后来为了表示对独立运动先驱的敬意，这所大学更名为"克瓦米·恩克鲁玛科技大学"。学校将其学术重点明显地放在工程技术科学和农业科学上。这并不完全符合安南的爱好，或许这也是为何他选择两年后离开该校的原因。学校位 于本国最丰富的一个金矿附近，距离金矿仅仅60公里路程，这也就很容易理解学校设置专业方向的理由所在了。他当选为该校的大学生代表，不久荣升为加纳全国大学生组织的副主席。1958年，他以此身份参加了在塞拉利昂举行的西非大学生领导人国际会议。就在 那儿，著名的美国福特基金会的一名代表"发现"了这位聪明的年轻人，并和他进行了接触。那名代表让他申请美国的奖学金，福特基金会将为信守诺言、奋发努力 的非洲学生领导人提供赴国外留学的机会。该项目的名称为"外国学生领导人项目"。这个"总是急于长大成人"的安南，递交了一份申请，非常顺利地获得了麦卡莱斯特学院提供的全额奖学金，对他来说，这是一所他完全陌生的学校，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首府圣保罗市。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他认为，不管怎样，要离开加纳，从热带换到寒冷的明尼苏达州，这对他来说是跨出了一大步。也完全可以说，这是一次文化冲击:因为该州位于美国中北部，与加拿 大相邻。那个地区几乎渺无人烟;是一个古老的美国联邦州，整个地区大约有500万居民，当时人口还要少。而且，或许在安南的眼里最为至关重要的是，那里90%以上的居民为白人。这对60年代初一个21岁的黑人确实是一件要命的事儿:在美国北部的一个几近"白种人的"州里，种族冲突已经开始爆发。尽管有 着享有特权的家庭背景，变化如此之大如此之深还是安南所始料未及的。非洲之外的第一次旅行，成为安南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数十年之后，他还能感觉到这一点。1959年夏季，在最终去麦卡莱斯特学院注册之前，他还在哈佛大学度过了几个星期，这很可能使他初来乍到的美国生活变得轻松一些，使他不必直接感受从炎热的非洲到美国北部的巨大气候差异。

1962年初夏，安南在为谋得联合国的一个职位而努力。在理想主义的年轻学子看来，联合国也恰恰是实现他们梦想的合适途径。学生们在科菲和罗伊的公寓里经常通宵达旦地讨论世界的未来问题。于是安南开始了他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先是签订了一份短期合同，由于工作出色，他又获得了续约。实际上，他到日内瓦的目的是想攻读博士学位，但学业很快退到了次要位置，博士论文也同样如此。他甚至没有获得硕士文凭;在日内瓦国际高级研究学 院求学期间，除了丰富了人生阅历之外，他还结交了许多新朋友，掌握了还算过得去的法语知识。不久，联合国吸引了他的视线。

安南刚开始工作时的职位很低:他从最低的级别开始做起，在世界卫生组织中担任行政与财政专家。作为预算干事，他任职于世界卫生组织总部，距他离开不久的校园不远。他按照P1级别拿薪水，这是给予大学毕业生的最低工资级别。联合国将人员级别分为专业人员和一般人员两大类。可以从P1提升到 P5，部门分部负责人层面之后是主任级官员D1到D2，然后是作为助理秘书长的部门领导人，然后是副秘书长，最高一级就是秘书长本人了。安南在他长达40多年的联合国服务生涯中经历了所有的级别，从最下面直至最上面。他比大多数人更了解这一组织，而且他差不多了解了它的每一个角度。安南在驻外的维和行动中积累的经验最少，仅仅在70年代有过几个月时间，而且即便是这段时间他也是在行政机构中度过的。

在他当时的人事主任代表瓦尔特·科伊瑟的印象中，安南是一个具有"伟大的领导素质"的人，他的顶头上司弗朗兹·约瑟夫·霍曼-赫林贝格也持同样的印象。因为他更新了整个人事管理，重新组织流程，给这个部门起了个时髦的名字--"人力资源处"，完全按照电子数据处理、调整工作。但在他直接的职责范围之外，安南始终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直到80年代初，安南才被长期派往纽约，进入了联合国的核心。

1997年1月2日，新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上午10时乘专车来到联合国总部，开始他新的工作。

埃克哈德说，安南计划在1月底以前完成行政办公室的组建，在2月底以前完成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的任命。安南已要求所有原先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辞职，以使他在人事安排方面有较大的回旋余地。[1]

夫人娜内·拉格尔格伦(NaneLagergren)生于瑞典斯德哥尔摩，是一名职业画家，其父贡纳尔·拉格尔格伦是著名的国际法学家。拉格尔格伦曾担任过律师和法官，并在联合国难民事务署工作过。安南夫妇均为再婚，1981年结婚，有3个孩子。

对蒂蒂·安南来说，孩子出生之后--"他们给了她乐趣"--正如她后来回忆的那样，总是将随身衣物托运打包，到哪儿都是重新开始，寻找新的朋友，而且常常 和艾玛、科乔一起等着她的丈夫从办公室回到家里，这样的生活并不轻松。这并不是说，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不幸福的。至少她是这么认为的。她谈起过他们度 过的"美妙时光"，而且直至今日，她仍然将她的前夫视为两个孩子的了不起的父亲，是一个镇定自若的人--她认为这是"上帝的礼物"，并且也视他为一个非常 "合群的和喜欢交游的人"。那一段时间，即便从表面上看，他们俩也被认为是一对完全和谐的夫妇，因为谁也没有从另一个人的生活中消失。当时的朋友们将蒂蒂·安南看作是一个富有魅力、懂得世道常情、热情大方、喜欢享受生活的人，尽管出身在特权阶层，但仍然是一个特别讲求实际的人。而安南也始终被认为是这样 的一个人，他能够以一种克制的方式其接近他人，并且可以将很大的一个朋友圈保持下去。尽管如此，他们俩还是在70年代末分手了。她到伦敦定居，他先是去了纽约，后来去了日内瓦。

安南不喜欢，也特别少地谈起他的第一次婚姻生活的情况或者婚姻失败的原因。蒂蒂·安南也对某些细节问题语焉不详，但从他们的解释中可以看出，在三大洲中频繁更换工作，这种动荡不安的奔波生活不是特别有利于他们的家庭和睦的。和人们普遍的想法不同，这样的国际生活恰恰不是一件顺心如意的事。她叙述过孤独的时 刻、艰难的居住条件、随时做好动身的准备，还有她住在那些宾馆房间里，而自己的丈夫却早已奔赴到另一个工作岗位了。相反的是，她的丈夫可以为了一个更好的职位而同意一次又一次的变动。"于是他就情愿一而再、再而三地搬家。"她叙述说，分手是她首先提出来的:她突然一走了之了。后来，她是愿意回心转意的，可是他不肯回头了。70年代末，他们各奔东西，那时两个人都40岁左右，正处在人到中年阶段。正如她叙述的那样，等到1983年他们最终离婚的时候，科菲·安南的生活中已经有了新的女友了:娜内·拉格尔格伦。一年后他和她结婚。蒂蒂·安南没有再次 走进婚姻的殿堂。在她的祖国尼日利亚，有时候她仍被认为是科菲·安南的妻子。"这是非洲的一种传统，你做过他的老婆，就永远是他的老婆。"尽管伴随他走过 他最初的职业生涯，但蒂蒂并不为自己不在这位联合国秘书长的身边而感到悲哀。"如果我注定能站在这个位置上的话，那我今天一定就在那儿。"这位虔诚的基督徒直截了当地说。

分手之后，这对前夫妇达成一致，儿子科乔留在父亲身边，让他上一所国际学校，直至像姐姐艾玛一样，大到足以去上寄宿学校为止。所以，70年代末，安南处在一个对男人而言相当不寻常的境况下:他是一个独自养育孩子的单身父亲，必须兼顾工作和家庭，以便让科乔少受痛苦的折磨。他"必须顽强战斗"，儿子如此描述 父亲当时的情形。安南感觉到时间太紧张了，于是，半年后，他请了一个女佣。尽管如此，他还是尽可能亲自到学校接儿子，把他带回家，自己却常常还要再回到办 公室的写字台旁。正如他后来喜欢承认的那样，这是一个艰难的分身术，然而他却远比一个处在同样情景下的女子更为轻松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因为首先作为领导 人，他有权确定会议在何时举行，第二，作为一名具有同情心的单身父亲，他可以完全信赖他的同事们。"在工作和家庭两者之间来回奔波，这对他确实不容易，但 他的男性同事们对女性所持的态度和他不同。"

安南1983年调往纽约时，娜内在考虑了一阵后决定跟他一起去。纽约的联合国难民署没有她的职位，她只好提出辞职。在结束作为自由法学专家的几个短期合同 之后，她放弃了这项投入了长达16年巨大热情的工作，将未来的时间投入到绘画艺术的研究中。这位事业有成的瑞典女子开始在科菲·安南的身边过起了一种崭新 的生活。安南当时是联合国管理事务部下属部门的负责人。1984年，在他们搬家后不久，两人在纽约结婚了。他们并没有去曼哈顿的任何一所教堂，而是作为这 一世界组织的真正"孩子"，去了这一世界组织高楼对面的"联合国小教堂"里。这是一座不引人注目的小礼拜堂，有点昏暗、简陋，除了因为和联合国的关系而散发着国际性和多文化性的氛围之外，实际上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对一对在联合国内认识的伴侣来说，这是举行婚礼的理想场所。在他们的结婚照上，两个人看上去稍 稍留下了70年代的痕迹:一身非洲民族服装的打扮，他穿的是蓝色服装，她穿的是白色服装。新娘头发上戴着小花。她外表出众，和平时完全不同，而且看起来非 常幸福--根据她自己的说法，她至今还感到那么幸福。

2018年8月18日病逝。

安南是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懂英语、法语和几种非洲语言。他讲话温和，性格直率，待人坦诚，头脑冷静，富有幽默感。身高1米75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虔诚的天主教，站着的时候总是腰板挺直。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即便是在劳累、忧伤或处在危险境地，安南总是非常注意自己的仪容仪表。因此熟悉他的人常戏称他为"世俗教皇"。美国著名男性杂志《君子》曾经评选出"全世界最会穿衣服的男性"，名单中除了英国影星休-格兰特和大帅哥裘德-洛以外，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榜上有名。正如同服装追求简单之美，在为人处事中，安南也喜欢说自己是个简单的人。

安南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双眼睛。他的眼睛，映射出的不仅有对这个既富饶又贫穷、既美好又痛苦的世界的忧患和悲悯，更多的是力量和希望。圣·马修福音中有这样一句话:上帝保佑和平使者，因为他们应该被称之为上帝的孩子!这句话被刻在一个走在钢丝上的木雕小熊上，在2003年2月8日的安理会午宴上，由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送给了联合国秘书长安南。

科菲·安南1959年，他首次离家出国，获福特基金会的奖学金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的麦卡莱斯特学院学习，并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还曾就读于日内瓦高等教育大学。33岁时进入美国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获得管理学硕士学位。1962年进入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工作，其后一直在联合国总部、日内瓦办事处、日内瓦难民专员办事处、世界卫生组织等部门担任行政工作。

联合国大会16日投票通过了一份有关叙利亚问题的决议，决议呼吁联合国任命一位特使，为和平解决叙利亚危机进行斡旋，并通过提供技术和物质援助的方式，为阿盟处理叙利亚危机的努力提供支持。

安南对国际和平的贡献有目共睹。无论是在非洲战乱、中东危机，还是在南亚克什米尔争端、东帝汶暴乱、阿富汗战争或者其他极度敏感的政治危机中，到处都有安南和他的团队穿梭斡旋的身影。

安南在200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奖感言中说:"在21世纪，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圣洁的，都是应该得到尊重的，不应该由于种族和宗教信仰的不同而有高低之分，联合国的任务就是为了实现这一切而努力。联合国首先要解决的3个问题是:消除贫困、制止冲突和促进民主。"

安南是锐意进取的改革者。他高擎多边旗帜，力推改革，重塑联合国。从1997年到2005年，他提出多个一揽子改革方案，成立联合国改革名人小组，迈出了联合国制度性和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步伐。安南任内确定了联合国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框架，这是他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

瑞士日内瓦当地时间2015年10月15日，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被授予国际奥委会的最高荣誉--奥林匹克金质勋章。

在1997年至2006年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安南数次出席奥运会。巴赫对安南基金会在多年间对体育事业的帮助和支持表示感谢。

综观安南任期内所提出的各种改革措施和理念，成功实施的有之，引起争议的也不少。例如，在安理会扩大问题上，他表示要吸纳那些在财政、军事和外交方面对联合国贡献最大的国家，这同要求优先解决发展中国家在安理会代表性不足的众多国家的愿望不相一致，自然很难获得赞同。

作为一个来自非洲的秘书长，最让安南失望

的也许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在全球化趋势中日益被边缘化。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远远没有达到联合国的要求。

在人权领域，安南也有很多遗憾。国际社会对人权和法治的践踏依然随处可见。安南认为安全和幸福取决于对人权和法治的尊重，必须通过法治保护人类尊严和权利，在维护人类社会的多样化中相互学习，国家必须遵守国家间的规范。然而许多弱势群体的尊严和权利不能得到保障，依然苦苦挣扎在痛苦的深渊里。

未能阻止伊拉克的战争

"可以说我为消除世界上的不平等和贫困奋斗了一生，我的部分愿望已经列入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这是最好的事情。最糟的事情是，我没能避免伊拉克战争，我不同意发动伊拉克战争，但最后只能接受伊拉克战后重建工作，而联合国驻伊拉克代表却被炸身亡，更令我痛苦万分。"

2004年11月26日，美国《纽约太阳报》披露，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儿子科乔·安南卷入了"石油换食品"丑闻。该报称，科乔·安南曾经在1999年2月开始，一直接受一家名为"克泰科纳"的瑞士公司每月2500美元的酬金，而这家瑞士公司从联合国对伊拉克的"石油换食品"计划中得到了利润丰厚的合同。从报道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人们怀疑科乔·安南利用父亲的关系帮助这家瑞士公司获得了合同。安南当天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对于儿子没有把与瑞士克泰科纳公司的关系和盘向他托出感到"震惊和失望"。

伊拉克当地时间2003年8月19日下午5时许，设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联合国大楼遭到炸弹攻击，联合国驻伊拉克最高官员、安南秘书长特别代表塞尔希奥·比埃拉·德梅洛在爆炸中不幸身亡。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为此发表声明，指出德梅洛的身亡，对联合国和对他个人都是一个痛苦的打击。

懂得放权的管理者

"作为发言人，我需要掌握内部信息，他很理解这一点，让我出席所有会议，确保让我获得一切信息，从不忘记我。每天早晨我都和他碰头，他告诉我当天会发生的事情。他到哪里都带上我。是个懂得放权的好的管理者。"

王光亚向安南秘书长转达了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的问候，并表示，安南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里，积极倡导多边主义理念，推动加强联合国作用，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和深化全球合作做出了不懈努力和突出贡献。

《华盛顿邮报》:有史以来最活跃的联合国秘书长

《华盛顿邮报》日前刊发一篇署名文章，题为《安南留下的东西》称，冷战时期赋予联合国秘书长一职以新的价值，而安南无疑是有史以来最活跃也是最有争议的一位联合国秘书长。

媒体对安南的描述:一个非常镇静的人

一个非常镇静的人，一个几乎从不会提高嗓音的人，一个从来不会发怒或者失去耐心的人，人们最多能从他连续不断的搓手和眼睛猛烈的颤动中，感觉到他内心的焦虑。"这是媒体对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性格的一种"典型性描述"，也是人们从频繁出现的电视画面中所得到的对于安南的印象。

加纳人眼中的安南:他是加纳的英雄

"他是加纳的英雄""我为他感到自豪""非洲人民感谢他"在西非国家加纳，一提起"科菲·安南"这个名字，从总统到百姓，人们最常说的就是这些话。

2012年8月2日，叙利亚危机联合特使安南在日内瓦记者会上表示，虽然他已经请辞，但是他将工作到他任期的最后一天。他同时强调，有关的"安南六点计划"和各国在日内瓦达成的叙利亚问题"行动小组联合公报"并不会因他的离去而死亡。中国官方称尊重安南决定，并赞赏其为推动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发挥了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安南说，不断升级的军事冲突和明显缺乏团结的安理会，已经根本改变了他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环境。流血冲突还在继续，大部分由于叙利亚政府的不妥协以及拒不执行"安南六点计划"，也因为反对派不断升级的军事行动，同时伴随着国际社会的分裂。

不过安南也强调，即便他决定离去，"安南六点计划"是受安理会决议支持的，是安理会的决议内容，所以"依旧还留在安理会和国际社会的台面上"。同样，6月30日各国在日内瓦达成的叙利亚问题"行动小组联合公报"也同样将继续有效。安南表示，任何进一步的安排必须依靠安理会和"行动小组"推动。

安南说，对于这样一个调解任务，国际社会的团结被视为最重要的因素，当他第一天接过这一任务的时候，他就强调国际社会团结，必须只有一个调解进程，各方必须通力合作。当时，"我们看上去的确是在这样做，安理会声明和两个决议都是全体一致通过的"，但到了后来安理会出现分野。

安南表示，安理会的团结可以重建，他们可以和叙利亚危机区域各国的政府、反对派方面以及新的叙利亚危机联合特使一起推进局势向前发展。他并表示继续为团结各方而努力。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联合国-阿盟叙利亚危机联合特使安南决定辞职事表示，中方对安南辞去联合特使一职表示遗憾。中方一直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持和配合安南斡旋努力。我们理解安南斡旋工作中的困难，尊重他的决定。自担任联合特使以来，安南先生为推动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发挥了积极和建设性作用，中方对此表示赞赏。安南向中方通报了他的决定，并感谢中方对其斡旋努力的积极支持。

2015年4月21至22日，联合国前任秘书长、200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科菲·安南基金会主席科菲·安南(Kofi Annan)一行到访北京大学，展开对北大的访问和交流活动。安南先生高级顾问拉明·西塞(Lamin Sise)，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高级官员温佐(Zaw Win)陪同到访。

4月21日上午，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柯杨在临湖轩会见了安南一行。柯杨对安南第三次访问北大表示热烈欢迎，她回顾了安南先生与北京大学之间的深厚渊源。早在1998年北大百年华诞之际，安南就曾发来贺信，并委派代表前来祝贺。2004年，首届北京论坛召开之际，他又委派当时的联合国副秘书长约瑟夫·里德(Joseph Reed)携其贺辞亲临论坛。2006年，安南在他联合国秘书长任期即将结束前，首次访问北京大学，当时的演讲就曾引起知识界和社会公众的广泛讨论。2009年，安南又以联合国基金会董事的身份访问北大，与北大学者和学生进行了深入交流。柯杨感谢安南此次来访与北大师生分享他数十年来参与全球治理的经验和睿智观察。她还将安南2006年访问北大时的照片赠送给他作为纪念。

随后，安南与北京大学学者和学生代表围绕"世界秩序的几个要点"(Some Key Points in the World Order)进行座谈。座谈会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袁明教授主持，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傅军、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王培玉、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李安山、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吕植以及历史、法律等领域的学者代表和来自北京大学学生模拟联合国协会、北京大学学生国际交流协会的学生代表参加了座谈会。

座谈会上，安南首先从个人经历出发，谈到近年来世界面临的巨变以及联合国为应对挑战而所作的努力。与会教授随后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和兴趣，分享了他们对当前世界秩序的看法，同时与安南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涵盖了全球治理机制的改善、中国在构建新秩序中的角色、非洲发展的前景、极端主义威胁的应对、青年领导力的培养等议题。安南结合自己在联合国工作多年的丰富经验，以及卸任后调解国际争端的经历，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建议，强调了各国政府提升自身能力、加强国际多维度合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同时他也表示，目前解决这些问题还存在着诸多困难，有待国际社会更多的合作与努力。最后，作为未来世界秩序的塑造者，几位学生代表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安南回答了学生代表的提问，并表达了对北大青年学子的勉励和祝福。

4月22日上午，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朱善璐会见了安南一行。朱善璐欢迎安南再次来到北大，同时感谢联合国对北京论坛的关心和支持，希望有机会邀请他出席今年北京论坛。安南表示，很荣幸受邀作为"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和北京论坛系列高端演讲的嘉宾，他对与北大师生的交流座谈印象深刻，学生的提问体现出21世纪青年对于国际事务和人类文明进程的关注和思考。他表示，有机会一定常来北大，也希望北京论坛越办越好。最后朱善璐代表北京大学向安南赠送联合国邮政署、北京论坛和中国集邮总公司联合发行的纪念邮封。

当天下午，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在英杰交流中心会见安南，并向其颁发"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铜牌及证书。随后，安南作为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学者，以及北京论坛系列高端演讲嘉宾，在阳光大厅发表了题为"构建更加和谐的世界秩序"(Towards a More Harmonious World Order)的主题演讲。演讲会由袁明教授主持，300余名北大师生到场参加。

在演讲前的致辞环节，林建华表示，安南怀着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关注，重视大学发展与青年成长，并在此过程中，他与北大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10年中，安南为消除贫困、制止冲突和促进民主作出的重要的贡献，值得国际社会感谢和铭记。

演讲中，安南首先提到，中国与非洲在古代都有关于"和"的箴言，证明自古以来"和谐"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常常被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迷失了双眼。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门艺术，在联合国工作的几十年中，安南对其中的艰辛有着深刻的体会。他认为，和谐的根基有三: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和兼容性的发展以及人权与法治。这三者共同为社会的和谐和繁荣发展奠定基础。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与非洲之间合作与往来日益丰富，双方都希望世界整体的格局是和平稳定的。最后，安南总结说，当今的世界处于不断的变化中，财富和权力不再是特定地区的特权，无论是国家、地区和机构都应该适应这种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其在国际事务中重新处于中心的位置，坚持和谐社会构建的三个基础，中国将会在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提问环节，北大的中外学生围绕气候变化与技术转移、维和行动的得失等关心的问题，与安南进行了热烈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