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odhi.takungpao.com/sspt/sramana/2015-04/2972011_3.html?_t_t_t=0.8537987936288118 圖片來自百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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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平经历''' ==

次年（1908），结讷来自温州的华山法师。华山具有新学根底与革命思想，曾对太虚讲解世界大势与中国的新趋势，以及佛教非速革流弊，振兴僧学，无以适应时代潮流等思想；使他有了“中国佛教亦须经过革命”的思想。

宣统元年（1909），随寄禅和尚参加江苏省僧教育会，受华山和栖云二法师的激励，入南京杨仁山居士创办的“祇洹精舍”就读学习《楞严经》，后又就苏曼殊学英文。

宣统二年（1910），栖云与太虚来到白云山双溪寺。栖云开始与广州的革命人士往来频繁，太虚亦常参加各种秘密集会，深受革命党人影响，同时结交许多佛学诗文上的朋友，如邹鲁、叶夏声、陈静涛 、邓尔雅、[[梅光义]]等。三年赴广州弘扬佛法，被推为白云山双溪寺住持。

宣统三年（1911）三月二十九日，广州革命党人起义，七十二烈士殉难，官厅严厉追捕党人，太虚避难江西会馆。四月九日，栖云法师为官厅逮捕，并在其寓所查得太虚一首《吊黄花岗》诗，认为太虚有革命党的嫌疑，于是派差役到白云山双溪寺拘捕，索之不得。太虚闻知此事，转而匿居潘达微的平民报馆中。当时，报纸也以《阿弥陀佛的革命》为标题，登出“吊黄花岗”诗，后来经过诗友江孔殷、盛季莹等向官方疏通，得到官方“速即自离广州，可以不究”的承诺，太虚乃于是年夏天，平安返回上海。辛亥中秋节后，武昌起义，继之各省响应，中华民国诞生。太虚由上海到南京，发起组织“佛教协进会”，主张以金山寺改办僧学堂，改革新中国的新佛教，设办事处于毘卢寺，开成立会于镇江金山寺。成立会当日，因教界新旧派的对立，会场上发生冲突，协进会因而停顿，此即“大闹金山”事件。

民国元年（1912），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太虚从广州返南京创立中国佛教会。

民国二年（1913），并入以寄禅和尚为会长的中华佛教总会，太虚被选任《佛教月刊》总编辑。不久，寄禅和尚逝世，太虚在其追悼会上提出进行“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佛教“三大革命”口号（原话为：“佛教宜革命有三：一、组织革命；二、财产革命；三、学理革命。” ）。撰文倡导“佛教复兴运动”和改革旧的僧团制度。由于他的“佛教革命”言行，受到一些守旧派的反对，乃辞去月刊总编职务。

民国六年（1917），太虚出关，在上海、宁波小住之后，代圆瑛法师赴台湾基隆月眉山灵泉寺住持善慧法师之邀，莅台讲演佛学。台湾讲演事毕，故于革新僧制之素志，弥增信念，因而立愿整顿僧制，开始为时三十年的改革运动和弘法事业。

民国七年（1918）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与[[陈元白]]、[[章太炎]]、[[王一亭]]诸名士创设“觉社”，主编《觉社丛书》。翌年改《觉社丛书》为《海潮音》月刊。《海潮音》创刊迄今七十余年，目前仍在台湾发行，为中国佛教历史最久的一份刊物。

民国十一年（1923），太虚受聘任湖南大沩山寺住持，随后于武昌创办武昌佛学院，招收缁素佛教青年入院修习佛学，培育一批德学兼备的僧伽人才。十二年夏，往庐山大林寺住持暑期佛学讲习班，并发起筹办世界佛教联合会。翌年夏，佛教世联会正式成立，太虚被选为首任会长。十四年往山西朝礼五台山，应山西都督、省长[[阎锡山]]之请，在太原宣讲佛学。同年10月，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并考察日本佛教。自日本回国后，又应邀前往新加坡弘法。

民国十六年（1927），南普陀寺首届方丈会泉法师任期届满，极力推荐太虚继任方丈和闽南佛学院院长，当即推举转逢和尚为代表，往上海敦聘太虚来厦就任。是年5月，太虚应聘来南普陀寺就职。由于他经常外出弘法，议定请转逢和尚都监，在他外出时代为掌理寺务和学院事务。

民国十七年（1928），太虚往南京讲学，并筹备创设中国佛学会。是年秋，会泉法师鼓励并资助太虚出国考察讲学，遍历英、德、法、荷、比、美诸国，宣讲佛学。并应法国学者建议，在巴黎筹设世界佛学苑，开中国僧人跨越欧美弘传佛教之先河。

民国十八年（1929），太虚游历欧美各国归来后，即来厦亲自主持南普陀寺和闽南佛学院事务，并倡议组织思明（厦门）佛教会。在厦期间，积极推行佛教僧制改革，宣扬《建设现代中国僧制大纲》，以倡导“对三宝之诚信产生僧格；以六度之修学养成僧格”。嗣又通过佛教会的组织力量，对厦门一些规戒废弛的寺岩进行整顿。同时又对闽南佛学院的学制和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增设研究生部，分立专修科系，由研究生员自由选修。还亲自为学僧讲学，要求学僧要“学行”双修，讲论《僧教育要建立在律仪之上》。并先后开讲《佛学之宗旨与目的》、《学僧佛学纲要》，又以《现代僧教育之危亡与佛教之前途》为题，极力反对士大夫经院式的法师传法的僧教育方式。鼓励学僧要以振兴佛教、昌明佛法为己任，养成刻苦耐劳的体魄和清苦淡泊的志愿，为兴教献身而勇猛精进。闽院经太虚的亲自教诲和整顿，院风院貌焕然一新，进而使学院成为全国一流的典型的佛教高等学府，蜚声中外，造就一批德才兼备的名僧大德。闽院毕业的学僧，遍布海内外，有的从事佛学研究，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大法师，有的住持名山巨刹，成为振兴佛教的栋才，如竺摩大师等。至今还有些住持丛林禅院的高僧，犹是当年受太虚亲自教诲的学僧。

太虚在厦门，还经常应各界的邀请，到处讲学，如多次应邀赴厦门大学演讲，主题有《佛学在今后人世的意义》、《世界亚、欧、美佛教之鸟瞰》；为厦大心理学会讲《梦境》，为哲学系师生讲述《法相唯识学概论》等。此外，还为双十中学开讲《民国与佛教》；应鼓浪屿武荣中学之请讲述《释迦牟尼的教育》；于中华中学讲《欧、美佛教概况》；为厦门青年会开讲《新青年与救国之道德》；还在蔡吉堂居士的涌莲精舍，多次开讲《唯识十三论》等经学论著。

民国二十二年（1933），太虚连任南普陀寺两届方丈（兼院长）任满，引退返沪，但仍与厦门佛教界保持密切的联系。二十四年再度卓锡厦门讲学，在佛学会和闽南佛学院，开示论题为《佛学会与实现佛化》、《佛化与现代中国》和《法师与学僧应如何爱护学院》等。鼓励佛学会众会员，要把研究佛学与实现佛化人间的行为结合起来，为振兴佛教做贡献。谆谆教诲学院师生，要爱国爱教，树立为国家为佛教的兴亡而献身的精神。

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战爆发，太虚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吁全国佛教徒行动起来，投入抗日救国运动。并首先发表《电告日本佛教徒书》，要求日本佛教徒以佛教“和平止杀”的精神，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同时又通电全国佛教徒，播讲《佛教与护国》的论述，动员组织“佛教青年护国团”，积极参加救护工作、宣传工作以至地下斗争工作。并响应“航空救国”和“伤兵之友”等抗日爱国活动，募资捐款支援前线。二十八年，发起组织佛教“国际访问团”，远赴缅甸、印度、锡兰以及星、马各地，宣传抗日救国，发动各地华侨、华人和广大佛教徒、佛教团体，积极支援祖国抗战。三十二年，与于斌、冯玉祥、白崇禧等著名将领和宗教界首要人物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呼吁全国各宗教团体和全体宗教徒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因其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元旦，国民政府授予他宗教领袖胜利勋章。

太虚为现代中国佛教爱国、爱教的僧伽楷模，他不仅为爱国护教做出重大的贡献，而且对培育僧才，整顿僧制更不遗余力。太虚一生创办或主办的僧教育学院有：闽南佛学院、武昌佛学院、世界佛学苑、重庆汉藏教理院、西安巴利三藏院、北京佛教研究院。创办佛教刊物有《海潮音》月刊和《觉群周报》等。组织佛教团体有世界佛教联谊会、中国佛教会、中国佛学会、中国宗教联谊会、世界素食同志会等等。抗战胜利后，受任为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设计委员等职。主要著作有《整理僧伽制度论》、《释新僧》、《新的唯识论》、《法理唯识学》和《真现实论》等等。后由其门下弟子编辑《太虚大师全书》行世。

民国三十六年（1947）3月12日，太虚在上海玉佛寺为退居的震华法师举行封龛仪礼，说法将毕，忽中风旧疾复发，京沪杭甬等地缁素弟子闻来集，多方医护。

民国三十六年（1947）3月17日，太虚于上海玉佛寺圆寂，荼毗后得舍利子300余颗。厦门分得舍利多颗，三十七年由其皈依弟子蔡吉堂、许宣平、虞愚等为建舍利塔于虎园路半山堂。1984年迁建于南普陀寺后五老峰山顶太虚台上。太虚台前亭后塔，亭中立一石碑，高约2米，上镌当代画家丰子恺为太虚大师造像。造像法相庄严安详，神态栩栩如生。像下有书法大家虞愚题铭，铭志大师住世大德。

另外根据《佛光大辞典》记载：太虚大师为建立人生佛教，促使佛教世界化。并派遣学僧分赴西藏、印度、锡兰等地留学，以从事巴利文、梵文、藏文之研究。其造就培养之人材甚多，有法舫、法尊、芝峰、 大醒、大勇等人。

== '''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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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他在《志行之自述》中所归纳的：“志在整兴佛教僧会，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对此，他自述说：“斯志斯行，余盖决定于民四（1915年）之冬，而迄今（民十三，1924年）持之弗渝者也。”再进一步讲，此“志行之所在”，也是他“将奉之以尽此一报身，而为长劫修菩萨道之资粮者。”所以，从这两方面入手来探讨太虚大师对中国近代佛教发展的构想与贡献，无疑是最为恰当的。所谓整兴佛教僧会，就是要从出家的主持僧（僧伽集团）和在家的居士正信会两方面来整顿和振兴佛教。大师认为，在家信众和出家僧众是相辅相行的，佛教的振兴必须落实到正信的俗世士女，才是圆满。所以，他积极支持和协助各地信众组织成立佛教正信会，为广大信众讲经说法。他主张以五戒十善作为在家信众的根本，培养善美的人伦道德，改善社会风尚。不过，与此相比，整顿僧伽制度显得更为重要和根本，因为僧伽是“住持三宝之本”。早在1913年，大师在寄禅和尚的追悼会上，针对当时佛教丛林存在的积弊，就提出了“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佛教三大革命。这里，教理革命的中心是要革除愚弄世人的鬼神迷信，积极倡导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精神，去改善国家社会。教制革命的中心是要改革僧众的生活、组织制度，建立起适应时代需要的住持僧团。教产革命的中心是要变按法派继承寺庙遗产的旧规为十方僧众公有制，并作为供养有德长老，培养青年僧伽，兴办佛教事业之用。

在这三大革命之中，大师又认为以“教制革命”为根本。因为，只有培养出合格的僧伽，建立起严格的组织制度，“教理”和“教产”的革命才有可靠的保证。所以，他在以后的实践中主要是从兴办僧伽佛学院，培养新的僧伽人材着手。由大师亲手创立、主持或讲过学的佛学院有：“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柏林教理院”、“汉藏教理院”等。当时，在大师僧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影响下，还创办了许多佛学院。这些佛学院为中国近代培养一大批、好几代优秀的佛教弘法人材，其流泽惠及于今。

所谓“瑜伽菩萨戒本”，是指从玄奘译《瑜伽师地论》“本地分菩萨地·初持瑜伽处戒品”中节录出的《菩萨戒本》。太虚大师认为，佛教统摄于教、理、行、果，而其要则在于行。行有无数量，而其本则在于戒。戒有种种，而其归则在于菩萨戒。大师之所以要以“瑜伽菩萨戒本”所示之菩萨戒为归，这是因为他认为，此戒以“饶益有情，专以舍己利他为事”，而这正是“菩萨之入俗，佛陀之应世”的根本宗旨。由此，他强调指出：“必能践行此菩萨戒，乃足以整兴佛教之僧会”反之，又“必整兴佛教之僧会，此菩萨戒之精神乃实现。”（《志行之自述》）基于以上对于佛教根本精神的认识，太虚大师指出，近代佛教应当朝着建设“人生佛教”的方向发展。他在1928年发表的《对于中国佛教革命僧的训词》一文中，从四个方面具体地阐发了建设人生佛教的问题。他认为，由于时代的发展，中国从前儒化文化地位，必将为提取了“中国民族五千年文化及现代世界科学文化的精华”所建设起来的新文化取而代之。因此，第一，“佛教亦当如此，而连接以大乘十信位的菩萨行，而建设由人而菩萨而佛的人生佛教”。第二，“以大乘的人生佛教精神，整理原来的寺僧，而建设适应现时中国环境的佛教僧伽制”。第三，“宣传大乘的人生佛教以吸收新的信佛民众，及开化旧的信佛民众，团结组织起来，而建设适应现时中国环境的佛教信众制”。第四，“昌明大乘的人生佛教于中国的全民众，使农工商学军政教艺各群众皆融洽于佛教的十善化，养成中华国族为十善文化的国俗，扩充至全人世成为十善文化的人世”。这是太虚大师构想的一幅“人生佛教”的理想蓝图，虽说后来这些理想并未能实现，大师晚年还写了《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一文来总结过其中的教训。但是，大师所指出的佛教改革的总方向和他的实践精神，至今仍在激励着中国的广大佛教僧伽和信众去为之奋斗。

== '''诗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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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回互照，虚空映还掩，有时风浪浪，有时云黯黯。

天涯聚首两欢然，鱼水相亲夙有缘。

海岛幽栖似坐船，管宁传说隐楼颠。

不信奇人竟庸死，欲歌薤露意先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