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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事迹==
'''因恋爱耽误学业'''
15岁的时候，考入了省立武昌高级中学。湖北省当时有一个规定，中学毕业要全省会考，要考三年学到的东西。临近毕业的时候，毕业班的同学们自动组织了一个"湖北省高中毕业同学联合会"，刘绪贻被选为省立武昌高级中学的代表，刘绪贻的老伴当时是湖北省女子高级中学的代表。他们俩因此认识，慢慢产生了感情。因为刘绪贻父亲在刘绪贻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去世了，1935年刘绪贻高中毕业后考取了北京大学，但是没有钱去。刘绪贻的老伴病了没有考。刘绪贻就进了南京国民党办的一个军需学校。刘绪贻老伴后来进了一所中学代课，她不喜欢一个国民党的军人。刘绪贻当时在这所学校不管是什么都在前列，由于这个军需学校每一届的头几名都要送到德国留学，刘绪贻的表现很好，颇有机会。
当老伴表示不喜欢一个国民党的军人的时候，刘绪贻在日记里说到此事情，其班主任是一个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偷偷看了刘绪贻的日记并对刘绪贻说，如果你擅自离开，国民政府就要通缉你。但是没有办法，在一个周日，刘绪贻偷偷离开学校，溜回了武汉。后来，国民党真下了通缉令通缉刘绪贻。
刘绪贻跑回武汉以后，找了一个同学，住在他家帮他没有考取高中的弟弟补习，同时进行复习准备。由于清华大学每年有10名公费生，要求报名时说明是考公费，并取得前15名的成绩。结果刘绪贻考取了清华的公费并同时被武汉大学录取，刘后利的弟弟也考取了高中。这时，刘绪贻老伴的病也好了，到武汉来考武汉大学。发榜的时候，他们的名字排在一块，同时被武大录取，她的同学就说他们俩是天作之合。
1936年9月，刘绪贻进入了清华大学。老伴在家是大女儿，她有一个思想，就是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弟弟妹妹。她偏于理智，刘绪贻有浪漫的情绪，对感情生活方面的要求比她强烈。她觉得我现在应该好好读书，不要光谈什么爱情。结果，刘绪贻害了相思病。因为有时候距离产生美感。她越让我不接近，刘绪贻越发想她。本来我的数学特别好(后来留美也是这样)，因为刘绪贻一天到晚包括做梦都想到她，结果化学和微积分不及格，把公费也丢了。
由于老伴老不回刘绪贻的信，1937年的学年考试一结束，刘绪贻就从北京赶回了武汉。结果她因病回老家，刘绪贻没有见到她。刘绪贻就当家庭教师以维持生活。到1937年开学的时候，"[[七七事变]]"发生了，清华、北大、南开在长沙组织了一个临时大学。刘绪贻也没有钱去，刘绪贻希望老伴病好了来见他，就在武汉大学外文系借读了两三个月。
'''与陈达先生"别有渊源"'''
1938年年初，经人帮助，刘绪贻在一所小学代了两个月的课，挣到了去西南联大的路费。之后，刘绪贻经过[[越南]]、[[香港]]，辗转来到了[[昆明]]，进入西南联大。1938年下半年的时候，西南联大的文学院在[[云南]]的[[蒙自县]]，理学院、工学院就设在昆明。从5月到8月，刘绪贻在蒙自读了几个月的外文系。8月份，文学院、法学院搬回了昆明。到三年级的时候，刘绪贻进了社会学系。
社会学系当时的系主任是陈达，教授有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等著名社会学家。刘绪贻读社会学系以后，成绩非常好，上费孝通先生的课考试是全班第一，每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
社会学系主任陈达先生有学问，但讲究塌实，讲究实证，不喜欢空谈。他做人也是这样，所以讲课的时候正襟危坐，按照准备的提纲字斟句酌地讲。非常之枯燥，没有一点乐趣。所以，同学对他讲课有些意见。刘绪贻说：你每个星期上课三次，需要六个小时，我从宿舍走到教室需要一个小时，加上上课，需要9小时。一个学期以18个星期计算，需要160个小时，假如把你的讲义和讲课内容发给我们，我们用一天的时间看完，拿点时间读别的书不是更好吗？陈达先生脸色就变了，气得讲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才说，照你这个说法，办这个大学就没有什么用了。刘绪贻说：这正是我一再考虑的问题，我问过了吴文藻先生、潘光旦先生，他们也没有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他生气地说，恐怕比吴文藻先生、潘光旦先生再高明的人也答复不了你这个问题。刘绪贻后来一想，其实只要他平心静气，对为什么要办大学是能说出一番道理的，只因为在气头上，所以没有正面答复。当时，同学们都为我担心得不得了，我说他是一个大学者，虽然一时很生气，但是不会放在心里。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一个胸襟很阔大的人，刘绪贻的课程论文他给刘绪贻打了95分，学年考试的时候全班第一。
[[File:刘绪贻06.jpg|缩略图|刘绪贻[https://p1.ssl.qhimg.com/t013d9541b771698dca.jpg 原图链接]]]
'''被迫加入国民党'''
陈达介绍刘绪贻到经济部的资源委员会，但这里离老伴工作的地方很远。结果清华的同学把刘绪贻介绍到经济部的平价购销处工作。后来，他们就在重庆结了婚。但是，刘绪贻不太满意这个工作。就进了国民党政府社会部社会福利司劳工福利科，清华的一个同学在这个科当科长。刚去不久，这个司有两个年轻人被国民党抓走了，据说是有共产党的嫌疑。所以，部长在几天之后宣布，凡是想留在这里工作的人都要加入国民党。刘绪贻就被迫参加了国民党。入党介绍人就是部长跟副部长，他们两人都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经他们介绍入党的都是特别党员。解放后审干、肃反的时候，刘绪贻才知道这些事情。
国民党的经济部有两个大机关，资源委员会是管国营企业，工矿调解处是管私人企业。刘绪贻到工矿调解处从事的是工矿统计工作，统计生产数据。
当时电灯泡生产比较少，市场上很难买到。不料，有一次蒋介石要看一看。他看了刘绪贻搞的这个统计表以后，就批评翁文灏。统计组组长也是清华同学，后来他告诉刘绪贻，蒋批评翁以后，翁又批评说，做这个表的人(就是刘绪贻)怎么这么笨？在生产电灯泡的数字后头加一个零，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当时部里有一些贪污的传闻，刘绪贻就把这些传闻写了一个告状信匿名寄给了《[[大公报]]》。《大公报》把信转给了翁文灏，翁又把这个信转给了工矿调解处处长。处长认识刘绪贻的笔迹，就开了一个会不点名批评我，说有人太不光明正大了，有什么事情匿名告状，怎么不用真名？刘绪贻感到待下去没有意思，恰好国民党政府决定举办自费留美考试，刘绪贻虽然没怎么准备，但也考取了。1944年底，到芝加哥大学读社会学系。
'''与黄绍湘论战'''
[[黄绍湘]]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理事长，她看到后在《[[世界历史]]》、《[[历史研究]]》发表了两篇文章，不点名批判刘绪贻的观点。1980年，刘绪贻写了一篇文章，为罗斯福新政翻案，认为它是成功的。黄绍湘认为，罗斯福新政完全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一点效果也没有。刘绪贻的文章在天津的一家杂志发表后，没有引起注意。
1981年，美国史年会在苏州举行，刘绪贻又写了一篇文章《[[罗斯福新政在历史上的地位]]》，观点更加明确。我把这篇文章先投给《世界历史》，他们长期不表态。在这个年会上，比较有权威的《历史研究》杂志的编辑认为不错，但他们的领导不敢登。后来，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同时也是《历史研究》主编)到武汉来，刘绪贻把详细情况跟他说了，他回去后就把刘绪贻这篇文章发表了。这篇文章影响比较大，有读者向他们反应，同意刘绪贻的观点，好几家报刊都转载了刘绪贻的这篇文章。黄绍湘看到后在《世界历史》、《历史研究》发表了两篇文章，不点名批判刘绪贻的观点。后来，刘绪贻到美国去访问的时候，直接写了一篇和她商榷的文章。这个文章比较有力量，北大的罗荣渠先生也支持刘绪贻。《世界历史》原来不敢发表，刘绪贻在美国访问以后，更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就催他们发表了。支持刘绪贻的人很多，支持黄绍湘的很少，她就不遵循学术争鸣的正当途径，向上级领导写信(也是清华的同学)告状。后来，这封信逐级批给了世界历史研究所党委。虽然黄绍湘是世界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但是，世界历史研究所党委同意刘绪贻的观点，但又顶不住这个压力，就把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秘书处从武汉大学转移到了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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