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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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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img src=" https://pic.gerenjianli.com/mingren/07/0756402079.jpg " width="180"></center><small>[https://www.gerenjianli.com/Mingren/05/n7b5so0lldcge82.html 柯文]</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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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1934 年 6 月，柯文出生于美国纽约。1953 年入芝加哥大学接受本科教育，1955年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 师从费正清(John K. Fairbank) 教授和史华兹 (Benjamin I. Schwartz) 教授开始致力于中国思想史和中西关系史研究， 先后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62 年至 1965 年，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和安默斯特学院任教。1965 年到麻州卫斯利学院任亚洲研究和历史学教授，兼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曾任卫斯利女子学院历史系主任，并将其主要精力都放到了教学之中。于1990年、1992年分别编纂了纪念史华慈和费正清的论文集[[《思想穿越文化：纪念史华慈中国思想论文集》]]与《费正清的中国世界：同时代人的回忆》。2003年，柯文教授重新整理了自己的近十年发表的论文，以《变换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为名出版，对自己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进行了一次回顾与总结。
== 柯文 - 学术研究 ==
柯文的主要著作有《中国与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860 - 1870年》(1966 年)、《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1974年)、《十九世纪中国之改革》(1976年与石约翰合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984年)、《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1997年) 等。下面主要通过柯文的几部著作的介绍，了解他史学研究的基本思想、方法和认识的发展历程。基督教运动与《中国与基督教： 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860 - 1870)》(China and Christianity：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1860-1870)在东亚历史学习中，由于受到语言条件的局限，柯文最初的研究课题是关于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工作，因为毕竟有许多传教士们留下的英文传教资料可资参考。1957年，柯文在《中国论文》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戈戴德生和李提摩太的传教方式》，对传教士们在中国的不同传教方式进行了比较。1962年，柯文又在《中国社会期刊》上发表了《关于清末反传教士情绪的一些资料》，较为全面地汇集了清末以来基督教运动的历史资料。1963年，柯文出版了《中国与基督教—1860-1870年间中国的传教运动及排外情绪的增长》这本完成于1957-1958著作，该著是柯文的博士论文。关于这本著作的撰写原因，柯文说，首先是便于利用资料来研究中国。因为传教士的资料是西文，又涉及中国，利用这样的研究机会可以比较快地进入对中国问题的探讨。这是柯文自己对早年研究经历的解说。在这本著作中，柯文分析了1860-1870这被很多历史学家视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十年，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与新教)在中国的传教情况和基督教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而在被选入《剑桥中国晚清史》的《1900年基督教传教团及其影响》，则更为全面地介绍了基督教传教活动在中国的起源、历史和发展情况。
== 柯文 - 世界观 ==
在《中国与基督教》中，柯文主要是循着“传教士对传统社会制度的威胁”和“旧制度的反应：反基督教的暴力运动”这一思路，来论述基督教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认为传教事业有许多不同的影响，每一种影响都引起了中国人一些不同的反应。他特别强调了传教过程中代表西方文化的传教士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者绅士阶层在思想文化上的冲突，认为“一旦把传教士对绅士的敌视与绅士对传教士的怨恨摆在一起看，人们对于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出现的文化冲突的深度和强度便有了一定的认识。”譬如：当时中国许多官，特别是下级官员，反对外国传教士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绅士比中国任何其他社会阶级更加深刻地与中国的文化水乳交融，更全面地坚持中国是一切文明中心的主张”所以，他们面对传教事业的扩展，为了维护旧有的思想传统就拼命反对基督教的传播。总之，在柯文看来，代表“西方的”、“新的”、“近代文化”的传教士与代表“中国的”、“旧的”、“传统文化”的绅士阶层之间的冲突和斗争构成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演进的一个侧面;传教运动给中国带来的冲击是一个远为巨大的中西文化冲突的问题，这个问题具体表现在“外国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相互误解上。柯文观察问题的立意很高。他在他生平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中就提出尖锐的问题。他认为当时研究中国的学者，往往过于重视西方冲击与中国回应的过程，而忽略其他。包括从另一方面，审视中国冲击——西方回应的过程。他说，传教士到达中国时，碰到不少沮丧的遭遇与仇恨的眼光“这是他们来中国之前难以想象的”“他们警觉到这种蜕变，加上他们对中国的情况本来就不满意……都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在中国的情景中怎样作出回应”。这是柯文在他这本著作的最后一章所提出的问题和想法。这一想法实际上也影响了他以后的治学道路。柯文说，正是从这样的思想出发，他酝酿研究西方冲击——东方回应问题。王韬研究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开始的。
== 柯文 - 著作 ==
柯文的第二部著作《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从1964年着手写作，到1974年正式出版，历时十年。这是一部关于王韬与晚清社会改革的评传，书中，柯文主要讨论与王韬有关的几个变革问题，诸如改良与革命的关系、时代变迁与历史变迁的区别、以内部的变迁为基准量度社会变迁、“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器物之变与价值观念之变的对立、 世纪19与20 世纪中国的变迁的地域文化源流等。本书一反“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研究模式的偏颇，注重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连续性，柯文指出：“现代性是一个相对性概念”，“所有社会——无论多么现代——都会保有某些传统特点”，而过去把传统与现代性当作两个完全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社会文化标志，是一种非常僵化机械的认识，它排除了传统文化中某些本质上并非“传统的”内容，这些内容在现代化的侵蚀下，仍完全有可能怡然自得地存在。因此，史学家没有理由把自己局限于“现代的”与“传统的”这两个范畴之间，因为每个社会的组成元素中，总有些并不是正好符合这两个范畴的东西。就王韬来说，尽管他对受“西方”影响的各种变革十分赞同，并成为19世纪70年代制度变革的最早倡议者，但他思想深处的认同仍是“传统”的。另一方面，柯文仍然“把西方影响中国之制度和文人世界观的程度作为衡量晚清变革的决定性尺度，把19世纪后半叶较为激进的变革形式大都归结于‘西方的挑战’”，这种挑战，在书中被转化为沿海对内地的挑战。在书的最后一章，柯文对王韬一代知识分子作了整体性研究，指出近代中国“沿海”具有创新功能，而这种创新只有经过“内地”的认可才具有“合法性”，才能取得成功。柯文在是著中所阐述的思想，真实地反映了他学术转化时期的中国史观。柯文开始写作时所持有的关于“中国”与“西方”、“近代”与“传统”的假设，在著书的十年中受到了强烈冲击。这种“冲击”使他对以前的研究模式产生了怀疑，开始吸收和形成新的中国史观。此书对“从中国发现历史”虽然有所强调，但根据后来柯文自己的反思，当时的这本著作，在分析西方冲击和中国回应问题上，还是比较多地重视西方影响的因素。尽管如此 ，柯文自己没有忽略这本著作的重要地位。他说 ，70年代初期以王韬这位晚清改革家和先锋报人为主题的研究 ，已经“标志我渐渐向寻找中国内部的变革的动力的方向发展”。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1984)
柯文在这一著作的前言中，从史学家的任务与写作前提入手，结合史学家所处的时代背景与群体派别，介绍了本书是探讨了美国史界研究中国的情况与演绎了一位史学家内心演变过程中某一时刻的状态两方面的相关写作主题情况，同时也以早期的著作为线索简单地阐述了写作此书的背景经历心理思想变化，特别强调指出了写作时所持的批评公正性态度，柯文正是在批判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第一章《“中国对西方之回映”症结何在?》主要阐述了“冲击—回映”模式；介绍了这一理论框架模式依据的前提假设，举例出其代表性的著作，如邓嗣禹与费正清合写的《中国对西方之回应》等，这些著作都把研究视角注意力过多集中局限在中国对“西方挑战”之回应上，带有非常明显的主观性，没有把其思想所能概括的范围交代清楚，并不能说明全部的问题，很容易使读者和史学家陷入认识与理解上的错误境地。作者以晚清历史及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如叛逆运动、改革运动、抗外运动）入手反驳该模式。他提出了从事件本身着手进行研究的观点。第二章《超越“传统与近代”》，该章通过50、60年代代表人物及著作、李文森《儒教中国及在近代命运》，费正清等《东亚文明史》（上、下），以及威特福格尔《东方专制主义》等论点，提出“传统—近代”模式并得出相关联的论点：中国只有通过外来的强刺激才能从沉睡中惊醒；近代西方，而且只有近代西方，才能发现这一强激；这一震击过程已经开始，其结束必然是按照西方形象改造中国文化。接着分析原因，逐一剖析，提出问题的症结：这种两分法迫使我们对现象只能严格地按两极来划分，排除了任何中间的可能；引用了赫克斯特的“历史能量守恒的假设”，认为在一定特定的社会中，花费在成对的两极因素身上的能量固定不变的；它采用整齐匀称的概念，来描绘和解释根本上不匀称的现实。最后通过重新界说传统与近代的两极对立对传统的“传统与近代”提出挑战。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 as Event，Experience，and Myth)(1997)
《历史学的三把钥匙—作为事件、经历、神话的义和团运动》通过对义和团运动个案的研究，就“历史学家究竟干什么?怎样干?”这一史学界千百年来的老问题，进行了深人细致的探讨。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作为事件的义和团运动”是历史学家笔下的义和团运动的史实，以叙事为主；第二部分“作为经历的义和团运动”，讨论了事件直接参与者的各种经历：思想、感受和行动等，指出他们对正在发生之事的看法与后来重塑历史的历史学家的看法大为不同；第三部分“作为神话的义和团”，考察了后人是如何围绕事件的本身，而产生各种神话化了的历史。作者认为，就上述三条认识历史的不同途径而言，后两条途径对普通读者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作为事件的义和团，代表的是对过去的一种特殊的解读；作为神话的义和团，代表的是以过去为载体对现在进行的一种特殊的解读，对现在仍发生深刻的影响。柯文在书中，旨在借义和团这一“典型”事件来说明一个历史认知方式。他指出：“‘我’并不是对历史任何方面都感兴趣，而只对直接影响了历史学家和神话制造者的观念感兴趣。”这就暗示了《历史三调》关注的重点不是义和团运动本身，而是不同的历史认知主体对历史事件的思考方式和观念。
== 柯文 - 影响 ==
美国汉学的真正崛起，引起全世界瞩目的是在1947年。此时，费正清在哈佛全面实施其地区研究规划，开创新汉学，或称“中国学研究”(Chinese Studies)。它以其明显的政策性和现实性明显区别于传统的“汉学研究(Sinology)。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一度超过了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纯学术研究。而随着90年代费正清的逝世，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哈佛时代”结束。一大批学者开始对其前辈的研究提出质疑和批评，美国汉学研究进入反思期。柯文教授就是这一新时期美国汉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他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就对以往美国汉学研究进行了一次批评总结，并提出“中国中心观”这一新的理论方法。此后，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强烈的对策性色彩逐渐消退，一轮以研究中国为中心的新型“地方史”研究浪潮被掀起。而此前早已分化的汉学研究和中国学研究的壁垒开始打破。在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学界，柯文就一直自觉地扮演着一个内部批评者反思者的角色，定期地对自己及同行们的中国历史研究进行学术批评与总结。中国学者对柯文的历史研究开始关注也是始于柯文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中国中心观”这一观点后。《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这本书几乎己成为历史学或海外汉学研究的必读书目。从这本书的流行程度就可知道，它确实影响了相当一批中国历史学史家的研究。
== 柯文 - 评价 ==
柯文的恩师史华兹曾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称赞柯文。他说“柯文确切地掌握了历史学和一些很困难领域的学术研究手段。他也始终注意关心一些总的问题，并很注意在必要的时候运用比较的方法。他的思路清晰，观察问题立意很高。他的所有这些素质可以见诸于其著作，并且也将继续见诸于其未来著作。我完全相信他是一个高效的、有魅力的教师。” 柯文的学术历程验证了史华兹给予他的评价。
<ref>[http://www.gerenjianli.com/Mingren/Tags/148/ 名人简历]</ref>
== 参考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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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画家]]
|<center><img src=" https://pic.gerenjianli.com/mingren/07/0756402079.jpg " width="180"></center><small>[https://www.gerenjianli.com/Mingren/05/n7b5so0lldcge82.html 柯文]</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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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1934 年 6 月，柯文出生于美国纽约。1953 年入芝加哥大学接受本科教育，1955年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 师从费正清(John K. Fairbank) 教授和史华兹 (Benjamin I. Schwartz) 教授开始致力于中国思想史和中西关系史研究， 先后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62 年至 1965 年，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和安默斯特学院任教。1965 年到麻州卫斯利学院任亚洲研究和历史学教授，兼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曾任卫斯利女子学院历史系主任，并将其主要精力都放到了教学之中。于1990年、1992年分别编纂了纪念史华慈和费正清的论文集[[《思想穿越文化：纪念史华慈中国思想论文集》]]与《费正清的中国世界：同时代人的回忆》。2003年，柯文教授重新整理了自己的近十年发表的论文，以《变换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为名出版，对自己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进行了一次回顾与总结。
== 柯文 - 学术研究 ==
柯文的主要著作有《中国与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860 - 1870年》(1966 年)、《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1974年)、《十九世纪中国之改革》(1976年与石约翰合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984年)、《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1997年) 等。下面主要通过柯文的几部著作的介绍，了解他史学研究的基本思想、方法和认识的发展历程。基督教运动与《中国与基督教： 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860 - 1870)》(China and Christianity：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1860-1870)在东亚历史学习中，由于受到语言条件的局限，柯文最初的研究课题是关于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工作，因为毕竟有许多传教士们留下的英文传教资料可资参考。1957年，柯文在《中国论文》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戈戴德生和李提摩太的传教方式》，对传教士们在中国的不同传教方式进行了比较。1962年，柯文又在《中国社会期刊》上发表了《关于清末反传教士情绪的一些资料》，较为全面地汇集了清末以来基督教运动的历史资料。1963年，柯文出版了《中国与基督教—1860-1870年间中国的传教运动及排外情绪的增长》这本完成于1957-1958著作，该著是柯文的博士论文。关于这本著作的撰写原因，柯文说，首先是便于利用资料来研究中国。因为传教士的资料是西文，又涉及中国，利用这样的研究机会可以比较快地进入对中国问题的探讨。这是柯文自己对早年研究经历的解说。在这本著作中，柯文分析了1860-1870这被很多历史学家视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十年，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与新教)在中国的传教情况和基督教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而在被选入《剑桥中国晚清史》的《1900年基督教传教团及其影响》，则更为全面地介绍了基督教传教活动在中国的起源、历史和发展情况。
== 柯文 - 世界观 ==
在《中国与基督教》中，柯文主要是循着“传教士对传统社会制度的威胁”和“旧制度的反应：反基督教的暴力运动”这一思路，来论述基督教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认为传教事业有许多不同的影响，每一种影响都引起了中国人一些不同的反应。他特别强调了传教过程中代表西方文化的传教士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者绅士阶层在思想文化上的冲突，认为“一旦把传教士对绅士的敌视与绅士对传教士的怨恨摆在一起看，人们对于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出现的文化冲突的深度和强度便有了一定的认识。”譬如：当时中国许多官，特别是下级官员，反对外国传教士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绅士比中国任何其他社会阶级更加深刻地与中国的文化水乳交融，更全面地坚持中国是一切文明中心的主张”所以，他们面对传教事业的扩展，为了维护旧有的思想传统就拼命反对基督教的传播。总之，在柯文看来，代表“西方的”、“新的”、“近代文化”的传教士与代表“中国的”、“旧的”、“传统文化”的绅士阶层之间的冲突和斗争构成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演进的一个侧面;传教运动给中国带来的冲击是一个远为巨大的中西文化冲突的问题，这个问题具体表现在“外国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相互误解上。柯文观察问题的立意很高。他在他生平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中就提出尖锐的问题。他认为当时研究中国的学者，往往过于重视西方冲击与中国回应的过程，而忽略其他。包括从另一方面，审视中国冲击——西方回应的过程。他说，传教士到达中国时，碰到不少沮丧的遭遇与仇恨的眼光“这是他们来中国之前难以想象的”“他们警觉到这种蜕变，加上他们对中国的情况本来就不满意……都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在中国的情景中怎样作出回应”。这是柯文在他这本著作的最后一章所提出的问题和想法。这一想法实际上也影响了他以后的治学道路。柯文说，正是从这样的思想出发，他酝酿研究西方冲击——东方回应问题。王韬研究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开始的。
== 柯文 - 著作 ==
柯文的第二部著作《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从1964年着手写作，到1974年正式出版，历时十年。这是一部关于王韬与晚清社会改革的评传，书中，柯文主要讨论与王韬有关的几个变革问题，诸如改良与革命的关系、时代变迁与历史变迁的区别、以内部的变迁为基准量度社会变迁、“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器物之变与价值观念之变的对立、 世纪19与20 世纪中国的变迁的地域文化源流等。本书一反“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研究模式的偏颇，注重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连续性，柯文指出：“现代性是一个相对性概念”，“所有社会——无论多么现代——都会保有某些传统特点”，而过去把传统与现代性当作两个完全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社会文化标志，是一种非常僵化机械的认识，它排除了传统文化中某些本质上并非“传统的”内容，这些内容在现代化的侵蚀下，仍完全有可能怡然自得地存在。因此，史学家没有理由把自己局限于“现代的”与“传统的”这两个范畴之间，因为每个社会的组成元素中，总有些并不是正好符合这两个范畴的东西。就王韬来说，尽管他对受“西方”影响的各种变革十分赞同，并成为19世纪70年代制度变革的最早倡议者，但他思想深处的认同仍是“传统”的。另一方面，柯文仍然“把西方影响中国之制度和文人世界观的程度作为衡量晚清变革的决定性尺度，把19世纪后半叶较为激进的变革形式大都归结于‘西方的挑战’”，这种挑战，在书中被转化为沿海对内地的挑战。在书的最后一章，柯文对王韬一代知识分子作了整体性研究，指出近代中国“沿海”具有创新功能，而这种创新只有经过“内地”的认可才具有“合法性”，才能取得成功。柯文在是著中所阐述的思想，真实地反映了他学术转化时期的中国史观。柯文开始写作时所持有的关于“中国”与“西方”、“近代”与“传统”的假设，在著书的十年中受到了强烈冲击。这种“冲击”使他对以前的研究模式产生了怀疑，开始吸收和形成新的中国史观。此书对“从中国发现历史”虽然有所强调，但根据后来柯文自己的反思，当时的这本著作，在分析西方冲击和中国回应问题上，还是比较多地重视西方影响的因素。尽管如此 ，柯文自己没有忽略这本著作的重要地位。他说 ，70年代初期以王韬这位晚清改革家和先锋报人为主题的研究 ，已经“标志我渐渐向寻找中国内部的变革的动力的方向发展”。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1984)
柯文在这一著作的前言中，从史学家的任务与写作前提入手，结合史学家所处的时代背景与群体派别，介绍了本书是探讨了美国史界研究中国的情况与演绎了一位史学家内心演变过程中某一时刻的状态两方面的相关写作主题情况，同时也以早期的著作为线索简单地阐述了写作此书的背景经历心理思想变化，特别强调指出了写作时所持的批评公正性态度，柯文正是在批判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第一章《“中国对西方之回映”症结何在?》主要阐述了“冲击—回映”模式；介绍了这一理论框架模式依据的前提假设，举例出其代表性的著作，如邓嗣禹与费正清合写的《中国对西方之回应》等，这些著作都把研究视角注意力过多集中局限在中国对“西方挑战”之回应上，带有非常明显的主观性，没有把其思想所能概括的范围交代清楚，并不能说明全部的问题，很容易使读者和史学家陷入认识与理解上的错误境地。作者以晚清历史及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如叛逆运动、改革运动、抗外运动）入手反驳该模式。他提出了从事件本身着手进行研究的观点。第二章《超越“传统与近代”》，该章通过50、60年代代表人物及著作、李文森《儒教中国及在近代命运》，费正清等《东亚文明史》（上、下），以及威特福格尔《东方专制主义》等论点，提出“传统—近代”模式并得出相关联的论点：中国只有通过外来的强刺激才能从沉睡中惊醒；近代西方，而且只有近代西方，才能发现这一强激；这一震击过程已经开始，其结束必然是按照西方形象改造中国文化。接着分析原因，逐一剖析，提出问题的症结：这种两分法迫使我们对现象只能严格地按两极来划分，排除了任何中间的可能；引用了赫克斯特的“历史能量守恒的假设”，认为在一定特定的社会中，花费在成对的两极因素身上的能量固定不变的；它采用整齐匀称的概念，来描绘和解释根本上不匀称的现实。最后通过重新界说传统与近代的两极对立对传统的“传统与近代”提出挑战。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 as Event，Experience，and Myth)(1997)
《历史学的三把钥匙—作为事件、经历、神话的义和团运动》通过对义和团运动个案的研究，就“历史学家究竟干什么?怎样干?”这一史学界千百年来的老问题，进行了深人细致的探讨。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作为事件的义和团运动”是历史学家笔下的义和团运动的史实，以叙事为主；第二部分“作为经历的义和团运动”，讨论了事件直接参与者的各种经历：思想、感受和行动等，指出他们对正在发生之事的看法与后来重塑历史的历史学家的看法大为不同；第三部分“作为神话的义和团”，考察了后人是如何围绕事件的本身，而产生各种神话化了的历史。作者认为，就上述三条认识历史的不同途径而言，后两条途径对普通读者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作为事件的义和团，代表的是对过去的一种特殊的解读；作为神话的义和团，代表的是以过去为载体对现在进行的一种特殊的解读，对现在仍发生深刻的影响。柯文在书中，旨在借义和团这一“典型”事件来说明一个历史认知方式。他指出：“‘我’并不是对历史任何方面都感兴趣，而只对直接影响了历史学家和神话制造者的观念感兴趣。”这就暗示了《历史三调》关注的重点不是义和团运动本身，而是不同的历史认知主体对历史事件的思考方式和观念。
== 柯文 - 影响 ==
美国汉学的真正崛起，引起全世界瞩目的是在1947年。此时，费正清在哈佛全面实施其地区研究规划，开创新汉学，或称“中国学研究”(Chinese Studies)。它以其明显的政策性和现实性明显区别于传统的“汉学研究(Sinology)。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一度超过了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纯学术研究。而随着90年代费正清的逝世，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哈佛时代”结束。一大批学者开始对其前辈的研究提出质疑和批评，美国汉学研究进入反思期。柯文教授就是这一新时期美国汉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他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就对以往美国汉学研究进行了一次批评总结，并提出“中国中心观”这一新的理论方法。此后，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强烈的对策性色彩逐渐消退，一轮以研究中国为中心的新型“地方史”研究浪潮被掀起。而此前早已分化的汉学研究和中国学研究的壁垒开始打破。在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学界，柯文就一直自觉地扮演着一个内部批评者反思者的角色，定期地对自己及同行们的中国历史研究进行学术批评与总结。中国学者对柯文的历史研究开始关注也是始于柯文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中国中心观”这一观点后。《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这本书几乎己成为历史学或海外汉学研究的必读书目。从这本书的流行程度就可知道，它确实影响了相当一批中国历史学史家的研究。
== 柯文 - 评价 ==
柯文的恩师史华兹曾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称赞柯文。他说“柯文确切地掌握了历史学和一些很困难领域的学术研究手段。他也始终注意关心一些总的问题，并很注意在必要的时候运用比较的方法。他的思路清晰，观察问题立意很高。他的所有这些素质可以见诸于其著作，并且也将继续见诸于其未来著作。我完全相信他是一个高效的、有魅力的教师。” 柯文的学术历程验证了史华兹给予他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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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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