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我所研究员陈铁健在《历史研究》发表了一篇讨论红军西路军的论文，引起了党内高层的反应。刊物和作者本人都感到紧张。当时的所长余绳武同志后来告诉我，胡绳同志在院里召开了一个小会，参加人除了院里负责史学工作的副院长和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外，还有作者、《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主编、刊物的责任编辑等。胡绳宣读了杨尚昆、李先念和邓小平等同志此前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批示，然后说，研究无禁区，作者在研究中没有犯什么错误，但是已经有了发表党史研究文章的刊物《中共党史研究》，《历史研究》以后就别再发表党史文章了。胡绳作为院长并没有对作者提出批评，他只是说，这类问题中央已经有了意见，我没有向你们传达，责任不在你们，对学者采取了保护的态度。

1990年，是近代史所建所40周年。所里决定以学术形式纪念自己的节日。我们办了两件事，一是铸了一个范文澜铜像，以示景仰与怀念;二是召开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以扩大近代史所的影响。范文澜铜像揭幕仪式，胡绳同志前来出席，并在仪式上发表了即席演讲。这篇演讲高度赞扬了范文澜用马克思主义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功绩，对范文澜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批老学者表示了深深的怀念。这篇演讲后来收在《胡绳全书》第3卷。我们在那年9月举行"近代世界与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胡绳同志应邀前来出席开幕式，并在开幕式上发表了《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的演讲。这篇演讲是事先准备好的，演讲后，胡绳稍做了一点修改，交给我，嘱我送《人民日报》发表，后来收在《胡绳全书》第3卷。2000年5月，是近代史所建所50周年纪念，我们开了一个会来庆祝。这时候，胡绳同志身体不好，我们不敢、也不忍心再邀请他亲临指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