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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午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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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程午加 </big>'''  <p style="text-indent:2em;">又名午嘉, [[ 上海 ]] 奉贤南桥镇人。著名 [[ 音乐 ]][[ 教育家 ]] 、民族乐器演奏家和革新家。程午加1902生于上海奉贤。从小跟父亲学习江南丝竹,中学时期学会崇明派 [[ 琵琶 ]] 《瀛洲古调》的全部曲目,并向 [[ 山东 ]][[ 诸城 ]][[ 王燕卿 ]] [[ 古琴 ]] 。后跟 [[ 郑觐文 ]] 学古琴、古瑟、箜篌,随 [[ 汪显庭 ]] 学琵琶。   程午加致力于民族音乐事业的发展,先后在俭[[德国乐团]]、万国美术所、上海国立音专任职。解放后主要从事音乐教育工作,后一直在南京艺术学院执教。程午加演奏琵琶传统乐曲,力戒润饰改动,较好地保留了乐曲的原貌,如《霸王卸甲》、《汉宫秋月》、《阳春白雪》、《飞花点翠》等,都具有古朴之风,并将琵琶由原四根十二品改按十二平均律排列,为民族乐器的改革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作品有琵琶独奏曲十余首,还编有《琵琶曲谱》、《十番锣鼓》等书。
<p style="text-indent:2em;">1936年春,程午加参与发起今虞琴社,此后频频参与琴社活动。琴社的第一、三、五、七次月集,琴社沪社的第二次月集他均出席,还参与了寻访严天池墓等琴社活动。1936年6月28日的第五次月集中,他与徐立孙再次会面。这年7月,程午加到上海担任中央银行总行俱乐部干事。一年后,抗战爆发,政府内迁,他就职于重庆国库局事务组。数年来,他收入颇丰,曾以五百金在汉口易得一张“汉琴”。这自然是令人咋舌的豪举。1943年8月,他离开中央银行系统,到昆明战地服务团担任保管部主任,并参与招待美国空军、各招待所空军兵营奏乐慰劳工作。抗战期间,他曾多次应邀到重庆广播电台演奏琵琶,
<p style="text-indent:2em;">1945年,经顾毓秀、吴伯超、杨荫浏等推荐,程午加参加国立音乐院,并在次年以《泰山观日出》、《巴山夜雨》的创作与演奏考取了教授资格。同时在国立政治学院、中央政治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兼课。在程的推荐下,杨蔭浏、曹安和、曹正、储师竹、刘北茂、夏一峰等一批音乐家也加入音乐院。当时的国立音乐院,可谓名家荟萃。1947年,他与杨荫浏合作,将王燕卿所传琴谱编订为中英文对照谱,并由杨荫浏刻写油印。他们参照吉他的记谱法对琴谱加以改造,记录了《古琴吟》、《关山月》、《凤求凰》、《秋风词》、《极乐吟》、《秋夜长》、《玉楼春晓》、《风雷引》、《长门怨》九首琴曲,其中《古琴吟》一曲不见于《梅庵琴谱》。
<p style="text-indent:2em;">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入城,市民们涌向街头夹道欢迎,程午加深受感染,创作了锣鼓曲《中国锣鼓》、民乐合奏曲《雨花台》以及讴歌中国人民解放军勇渡长江天险的琵琶曲《陆地行舟》、《胜利渡东海》等。1949年5月,程午加任教于华东军政大学文艺系,1951年起先后任教于 [[ 山东大学 ]] 艺术系和华东艺术专科学校。1958年,华东艺专迁往南京,不久改组为南京艺术专科学校,他担任音乐系民乐组副组长。次年6月,南京艺专更名为南京艺术学院,他就在这里长期任教,直到退休。数十年间,他在民乐园地里辛勤耕耘、默默奉献,改进了不少民族乐器,创作了不少民乐演奏曲,整理出版了不少音乐史料,并培养了众多的民乐演奏家和教育家,如闵季骞、易淡华、陈跃星、钱方平、程全归、黄光林、王刚强、刘薇、潘彪德等,可谓“桃李满园”。
<p style="text-indent:2em;">他不仅毕生从事音乐教育,还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才,创作了琵琶独奏曲《浦口码头》、《勇敢的战士》、《美丽的青春》、《孔雀开屏》、《晚会》、《黄浦灯》、《钢花》、《秋波》,琵琶二胡重奏曲《自由万岁》、《胜利渡东海》、《陆地行舟》,锣鼓曲《中国锣鼓》等,合奏曲《雨花台》等,并先后出版《中国锣鼓曲(十番锣鼓)》(上海文化出版社1957年出版)、《琵琶曲集》(音乐出版社1958年出版)、《月琴、秦琴、三弦》(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出版)等著作和教材。他还写有《关于江南琵琶流派之我见》、《琵琶演奏中的手型问题》等论文。
<p style="text-indent:2em;">程午加于琴、筝等众多民乐器无一不精,尤以琵琶熔浦东、崇明、浙江平湖各派于一炉,蔚为大家。演奏琵琶传统乐曲时,他力戒润饰改动,较好地保留了乐曲的原貌,如《霸王卸甲》、《汉宫秋月》、《阳春白雪》、《飞花点翠》等,都具有古朴之风。他同时还是民族器乐革新家。早在1925年,他就按十二平均律,改革四相十二品琵琶为六相十八品,定下现代琵琶形制;1940年他改革古琴、古筝的活轸子,科学解决定弦中的音准问题;<p style="text-indent:2em;">1954—1972年间先后创造鼓琶、月琶、响琶和八三笛、八三箫,还制作了中国的定音锣鼓。无论是得到肯定、应用还是引发争论,这些都为民族乐器的改革发展做出了有益探索和一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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