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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樹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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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先秦及两汉诸子。杨先生整理的先秦诸子有《[[荀子]]》、《[[老子]]》、《[[庄子]]》、《商君书》和《吕氏春秋》，有的作校释，有的辑古义，花了不少心血。此外，据郭沫若《管子集校·校毕书后》说，《管子集校》的二校校样一部分曾请杨先生校阅，他也“有所揭发，其说已为录入”。对于两汉诸子，杨先生主要整理了《淮南子》和《盐铁论》。1924年初，因受朋友吴承仕、邵瑞彭的影响，始治《淮南子》。后来陆续研治，到1936年已写成《淮南子证闻》初稿。抗战时期又结合教学对书稿进行多次修改，1942年续成。解放后又对它进行反复订补。
杨先生少好《[[盐铁论]]》，1911年留日归国后便开始校释是书，在长沙期间已初具基础。1920年北游旧都，至1924年写成《盐铁论校注》。以后又反复订补，直到1956年才最后成书，并改名为《盐铁论要释》。对于此两书，先生花的精力最多，校释也十分精审。 [[ 王充 ]] 的《论衡》，他也校注了一部分。其时是1918年，因为兵荒马乱，只好半途而废。解放以后，杨先生精神焕发，干劲倍增，决心以著述报国。他立下宏愿，要将周秦诸子全面地、系统地重新整理一遍，可惜只奋斗到1956年初，病魔便夺走了他的生命，这个志愿没有完全实现，使人深感痛惜。
第三是 [[ 儒家 ]] 经典与文法字书。儒家经典是杨先生幼年时就开始揣摩的古籍，自然读得精熟。经杨先生整理的经书有《[[周易]]》、《[[论语]]》和《[[尚书]]》等。《周易》重在辑古义。《论语》先辑古义，后扩充为《疏证》，直到1955年才正式出版。此书研治时间很长，疏证十分精密。《尚书》的校读成果则以札记和论文的形式出现。
此外，先生对《[[尔雅]]》、《[[孟子]]》亦有研究。小学旧为经学的入门之基，它和文法修辞都是杨先生的特长。特别是对[[许慎]]《[[说文解字]]》的研究整理，前后长达数十年，从多角度、多层面梳理是书，其成就之大，可与余杭章氏比肩。他早年校读《马氏文通》，便从十个方面对原书进行刊误，虽重在纠正文法，然马氏误读古书之处，亦匡正不少。此外，杨先生还写了《释名新略例》、《古书疑义举例续补》等论著，也是他校读古文献的心得体会。
第四是乡邦文献。杨树达先生所整理的集部典籍主要集中在湖南地方文献。这个工作始于1947年。当时的湖南文献委员会拟修省志，聘请杨先生主修艺文志。他接受任务后，便于1947—1948年一口气撰写了湘贤著述提要数十篇，后来相继发表在《湖南文献汇编》第一辑和第二辑上。其中第一辑刊录《桓令君（三国魏长沙临湘桓阶）集》、《刘令君（三国蜀零陵蒸阳刘巴）集》、《谷俭集》、《葵园先生（清长沙 [[ 王先谦 ]] ）著作述所闻》等提要八篇。第二辑收录[[王船山]]、[[邹汉勋]]、[[郭庆藩]]、[[王闿运]]、[[王先慎]]、[[皮锡瑞]]等人著述提要52篇（参见《积微翁回忆录》1949年6月16日）。
此外，杨先生早年还撰有《湘人诗集提要》一书，后来先生自以为评诗非其所长，不必存留此稿，因而毁去，实在可惜（参见《积微翁回忆录》1948年9月9日）。各地的方言俗语也是重要的乡邦文献，但某些方言土语往往可以口说而无法笔之于书，因而亟须加以整理。有鉴于此，杨先生便于1931年作《长沙方言考》一书，疏释长沙方言125则。1935年又有《长沙方言续考》一书，收录长沙方言119则。这两部书的写作对于甄录方言词语、稽考古代文献都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