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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與一個時代》是中國當代作家牛撇捺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一個人與一個時代
同事李向華送來由田曉慧與周永吉所著的《社區書記》，言「傳主」孫仙梅女士要我寫幾句話。對此我多少有些忐忑與惶恐，我已退休，遠離社會好幾年，許多的話不一定能說到點子上。但面對認識四十多年的「小巷總理」，面對寫她的這本樸實生動的書稿，有一些話我又不能不說。
一
鋪開紙要「說話」時，似乎忘記了書稿的存在，忘記了我在書稿上的勾畫與旁批。也許，書寫得很出色，故事很精彩，人物描寫很生動，已經進入了我的腦際；也許，孫仙梅本人就是一部大書，早已在我的心裡形成了無形的文字。
我是1982年初畢業分配到寧夏工作的。1983年左右，大約在孫仙梅進入正茂巷居委會工作時，我成了那裡的居民。我在寧夏黨委宣傳部工作了21年，在正茂巷做了孫仙梅大姐近20年的「臣民」。
孫大姐是地質職工的家屬，我是地質職工的子弟，本身也幹了兩年半的地質工作。上世紀八十年代，是地質行業最不景氣的時期。因為經濟的新的布局與要求等原因，地質工作陷於低迷狀態。很多職工無事可干，領很少的基本生活費「待崗」在家。我的四弟，後來在青海地礦系統的幾個單位干過董事長的人，當時也沒了工作，選擇考駕照，想去開出租車糊口。我們正茂巷，有幾棟樓住的都是地質部門的職工。天氣轉熱時，未見他們「出野外」，而是在樓下轉悠、下棋。知道孫大姐是地質職工的家眷，內心便有一種天然的親切感。對於她的「領導」，便有了幾分不計利害的理解，不講條件的服從。
客觀地講，孫大姐當時進入居委會工作，原初的動因，並不是要「建功立業」，她首先要解決的，是「就業」，是能有點收入，與先生共同撐起家庭。但她有良好的職業精神，幹什麼就竭盡全力干好什麼；她有美好的人文情懷，有一顆善良的心，對居民的疾苦、困難、危急，感同身受，用心體察，想方設法予以解決；她有大局觀念，時代情懷，弄潮精神，忍受着改革的隱痛，同時捕捉改革帶來的美好與機遇，帶領居民挺立潮頭，主動領取改革的紅利。時代潮流推動，組織關懷提攜，個人內心的淨化與品質的提升，讓孫大姐不斷完善，不斷前進。說她是「小巷總理」，並無誇大之處；說她是平凡人中的傑出人物，實至名歸。
在正茂巷的生活中，得到過孫大姐及居委會的很多幫助。我兒子小時候沒人帶，孫大姐介紹地質隊的一名山東大姐給帶了一段時間；孫大姐的弟弟弟媳在小區開了間壓面鋪，那裡可以自己帶面去當場壓，也可以用面直接換麵條，這給我們帶來了方便，減少了家庭勞動的強度。孫大姐在小區引進了一家衛生室，孩子小時候毛病多，感冒發燒，即可就診。離開了正茂社區，我依然生活在銀川這片不大的地面上。孫大姐幹得越來越出色，名氣越來越大，以至當上了黨的十七大代表，我第一時間就得到了消息。我為孫大姐驕傲。
二
孫仙梅的成長史、奮鬥史、成功史、輝煌史，是中國四十多年改革開放史的凝結與縮影。《社區書記》寫得很好。好就好在，通過給個人立傳，為時代立了大傳。《出路》與《群演》，寫了中國工礦企業等的轉型之痛。中國要實行市場經濟，原有的經濟格局與管理模式等都必須改變。很多國有企業轉型，或從粗放經營轉為集約經營；或從國企轉成了私企以及合資企業。工人呢？或從正式職工轉為合同制職工，或被裁員下崗，走向社會。
這是改革的陣痛，是社會向前發展中不得不付出的代價。但這個代價一旦落到具體個人頭上，那就是一座山，是難以承受之重。但是，幾十萬，幾百萬的人，不得不面對這樣的現實。不如此，就沒有中國的騰飛，沒有後來中國人的溫飽、小康，沒有中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沒有中華民族不斷振興的偉大夢想。
往回想，從個人角度設身處地地想，那種生活難以為繼的痛苦，真正痛徹心扉。作為居委會主任，孫仙梅必須面對這一問題。當然，作為居民自治組織，沒有人會對居委會提出「幫大家再就業」的具體嚴格要求，但居委會作為居民的「娘家人」，不想方設法解決人的飯碗問題，小區的安定團結、治安維持、綠化美化等等就均難以解決。因此，孫大姐帶領眾多下崗居民闖市場，他們到農場去種玉米，到影視城去當群眾演員。
不論現實多麼地衝擊自己的階層認知，多麼辛苦勞累，多麼委屈不堪，只要能用自己的勞動換到錢，一切都不是問題。在這一問題上，孫大姐是組織者，也是參加者。她要去用人單位找活干，要談判薪資與勞動保護，要考慮大家勞動機會的獲得以及圈內的公平，要幫助大家克服思想上的為難怕苦情緒，解決勞動中的交通、午休、用餐等問題，說「操碎了心」，在她這裡，就不是一句輕飄飄的贊語，是寫實筆法。
《時過境遷》寫的是孫仙梅們抓計劃生育工作的過程。1982年，計劃生育被定為基本國策，被寫入憲法。直到21世紀初，這一政策才做了調整，有了一定的放鬆。2021年8月，國家允許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是歷史性的，是剛性的。不論現在如何看待這一政策，在當時，所有落實這一政策的努力都應當被肯定。計劃生育是當時的「天下第一難」，孫大姐的居委會本來對此事可以不用花費太多的功夫，因為大量的人都是有單位的，單位用各種行政手段管理此事，但因為當時已有一定程度的社會鬆動，無單位的人，下崗不怕原單位的人已為數不少，居委會當然遇到了計劃生育的問題。
孫大姐遇上的，還不是超生一個的問題，一對再婚夫婦，各自分別有孩子，總共已經有三個，兩人結合後，還想生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後代，為此，他們找人診脈，算卦，做足了功夫。孫大姐她們發現後，苦口婆心勸，一趟一趟跑，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示之以法，輔之以愛心與補貼，最終解決了這一難題。沒有出現對峙、外逃、暴力、強制等問題，未留下後遺症。時間過了，情景遷了，政策變了，但孫仙梅們的政策情懷與職業堅守仍熠熠生輝。
《社區花園》與《要水袋》，寫了孫大姐帶領社區幹部落實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方針的事跡。改革開放了，經濟發展了，人們有了美化居住環境的要求。單位為職工修的小煤房，居民私搭亂建的小房屋等等，本應拆除，開闊地段，修建花池、花園、綠地。借政策的東風，借環保等部門的推力，孫大姐她們開始美化社區。美化社區，最大的困難是經費不足。用自來水澆地，一個月幾千上萬，這對社區來說，是一筆巨大的開支。為了省錢，孫大姐想出了拉灌渠水澆地的主意，為了解決拉水的工具，孫大姐求助於消防大隊以獲取水囊。「花兒為什麼這樣紅」？因為有勤勞的雙手去澆灌。社區為什麼這樣美？因為時代在發展，社區工作人員在盡力裝扮。
《餃子宴》生動記錄了正茂社區接待聯合國觀摩團的過程。改革開放前，外國人來中國的不多，老百姓能接觸外國人的機會少之又少。改革開放了，社會進步了，人們的思想觀念變化了，中外接觸的頻次增加了。因為正茂社區的工作出色，他們要接待絡繹不絕的來訪者，其中包括國外代表團。
這次接待，孫大姐動員社區居民踴躍參加，夾道歡迎。社區幹部帶領代表團成員參觀展台展板，參觀社區，為他們講解自己的做法，取得的成績，政府的肯定，社會的反響。最為精彩的，是她們將這些對中國人的生存生活環境充滿好奇與疑慮的大鼻子請進了居民家，讓他們與居民一起包餃子，一起用餐交談，直接地感受中國人生活的變化。百聞不如一見，觀摩團的考察是成功的，富有成效的。中國的發展變化，經由這些外國人散播到全世界。這是最為生動有效的對外宣傳。 這是一部20萬字的厚重的書。記述了孫仙梅書記很多的事跡，除了上面提到的，還有扶危濟困，化解矛盾，維持治安，制止吸毒，關愛老人等等。限於篇幅，不展開評述。
三
混跡於寧夏宣傳文化界四十年，自認為對寧夏文學界、新聞界的名家大伽還是了解的。看了《社區書記》兩個作者的名字，很是陌生。但看了書稿，卻感覺是一部精品。這要麼是我已老而昏聵，不了解如今作家的狀況，要麼是應了那句話，「高手在民間」，田曉慧與周永吉很值得我欽佩。 本書的寫法是紀實性的，像通訊，像特寫，像報告文學，像先進事跡介紹，像寫實小說，但也可以說又什麼都不像，只是作者獨自掌握的一種文體。看《社區書記》，猶如聽熟人在講故事，講親身經歷的故事，講四十年的酸甜苦辣，坎坎坷坷。
作者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從一件件事，一個個人去寫，卻繁而不雜，散而不亂，始終圍繞黨的中心工作中的社區書記去寫。一個個零散的故事，完整地塑造出一個平凡而又高大的社區書記形象，展示了一個一步步從底層，從基層走上黨的代表大會舞台的非凡人物的奮鬥軌跡與心路歷程。
作者記述了數不清的人物，他們有聲有色，有思想有行動，與「傳主」孫仙梅共同形成了改革開放後的城市居民群體，使書中的一個個故事更為可信，更為豐滿，更有說服力與感召力。作者用其細膩的筆觸告訴世人，每一個人都是偉大的，都是歷史的推動者與創造者。
作者嫻熟地把握了細節的描寫。比如在《出路》一節，孫大姐為大家送水時，發現兩個女工直着腰往前走，為趕進度未撒玉米籽，她說：「到時候兩道犁溝長不出玉米來，正茂社區的臉往哪裡擱？」她及時糾正了這一隱患。比如《便民服務站》一節，寫孫大姐在影視城談群演工作時，得到物業公司經理捲款逃跑，社區居民鬧事的報告後，急於從三四十公里開外的影視城返回社區，在等不到公交車，搭乘拖拉機，司機又怕罰款時，孫大姐說：「你別怕，要是讓交警逮住，我替你交罰款。」這是出自巾幗的男兒氣質，是那麼的有擔當，那麼的當機立斷，擲地有聲。比如《買跑驢》一節，寫孫大姐帶人去內蒙古為社區買鬧社火時用的「跑驢」時，因為那東西太惹眼，列車員要求她們將「驢頭」蒙上，可是孫大姐認為「自己的襯衫太破舊，估計蒙上不太雅觀，還不如不蒙。」一個社區書記，一個場面上的人物，一個見過不少高官以及外國友人的「小巷總理」，其生活還是那麼的貧寒與節儉，讓人於心酸中，更生一層對於這樣一個特殊時代背景下的特殊人物的欽敬。
細節決定成敗。這句話可用於對一件事的評價，可用於對一個人一生的評價，也可以用於對一部書的評價。《社區書記》的寫作是成功的。敬佩孫仙梅書記的平凡而又崇高的事跡，感謝作者的辛勤而又才華橫溢的勞動。寫下以上粗陋的文字，與傳主、與作者共勉。[1]
作者簡介
牛撇捺，一九五七年出生，甘肅皋蘭人。退休職員，業餘文史愛好者。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任寧夏雜文學會會長。著有《牛撇捺文集》（八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