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村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 三家村 |
|
成语： 三家村 拼音： qiāo zhú gàng 同义词：敲诈勒索 |
成语出处
宋·苏轼《用旧韵送鲁远翰知洛州》：“永谢十年旧，老死三家村。”
成语释义
指偏僻的小乡村。
语法
作宾语、定语；指小地方
成语典故
只有三户人家的村子。原指荒凉偏僻之地。后用以比喻学识浅陋。清．朱彝尊《汗简跋》：“呜呼！小学之不讲，俗书繁兴，三家村夫子挟梅膺祚之《字汇》、张自烈之《正字通》，以为《兔园册》，问奇字者归焉，可为齿冷且张也。”[1]
文革冤案“三家村”
人们不会忘记，1966年5月，表面平静的中国大地骤然狂飙从天而落，一个又一个政治事件像炸弹一般投向毫无精神准备的人们当中：
在中央内部，5月初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即便是主持会议的刘少奇也暗暗吃惊的关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四人“反党错误”的决定。加之那个危言耸听的《五一六通知》和林彪的杀气腾腾的“五一八讲话”，更给这次会议罩上了一层离奇、恐怖的气氛。
5月10日，那位在半年前突然从距北京千里之遥的东南一隅抛出“秘密武器”（即对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大兴问罪之师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姚文元，又从老地方向北京射出第二枝暗箭——《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鉴于前番“经验”，全国报纸一律奉命转载，不敢有误。
5月25日，五四运动的摇篮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一篇大字报，更似一石激起千层浪，北大校园内外一时舆论大哗，人们惊异、困惑、茫然……
5月28日，根据《五一六通知》决定，党中央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一群惯于躲在幕后活动的人物开始登场，他们是：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
当成千上万善良的人们一再发自内心地“紧跟”、“拥护”党中央决定的同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一场历时十年之久的巨大灾难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悄悄降落在他们头上；人们更不知道，在这以后，他们在无数次大小批判会上按照“上面”的口径大加声讨的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竟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中的第一桩大冤案！
山雨欲来
所谓“三家村”，取名于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在1961年10月开辟的《三家村札记》专栏。开辟这个专栏，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的。当时，我国正面临“大跃进”和天灾所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在党的号召下，一些文艺理论工作者打破沉寂，创作出许多好的作品、文章，它们对激发人们的斗志，同心同德地战胜困难，起到启迪、鼓舞的作用。如同年3月，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就以马南邨的笔名在《北京晚报》上开辟了《燕山夜话》的专栏，前后共发短文152篇，很受读者的欢迎。其中包括：鼓励、劝教青年的《生命的三分之一》、《说地气》、《行行出圣人》、《自学与家传》等篇，阐述学习精神、态度和方法的《从三到万》、《一把小钥匙》、《共通的门径》、《半部〈论语〉》等篇，强调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的《王道和霸道》、《“放下即实地”》、《主观和虚心》、《智谋是可靠的吗？》等篇，以及谈古论今的《三种诸葛亮》、《昭君无怨》、《三十六计》等篇。
同年9年，邓拓约请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以及《前线》编辑部的几位同志商定：在《前线》杂志开辟《三家村札记》专栏，由吴、邓、廖三人轮流撰稿，署名吴（吴晗）南（马南邨，即邓拓）星（繁星，即廖沫沙）。并规定每篇千字左右，题材不限，文责自负。就这样，“三家村”即告成立。
《三家村札记》专栏自1961年10月开办至1964年7月迫于形势而结束，共发表六十多篇文章，其中除五篇由他人代笔外，都是邓、吴、廖三人所写。这些文章，以歌颂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为主，也有些是对当时社会上的不良现象的揭露，对错误思想的批评。在写作特点上，《三家村札记》较多地采取了以古鉴今、深入浅出的方式，体现出杂文特有的辛辣风格，如吴晗的《赵括和马谡》，邓拓的《伟大的空话》、《遇难而进》等。
加上邓拓的《燕山夜话》，“三家村”前后共写短文200余篇，其中，虽有个别文章不尽妥当，但绝大部分作品仍表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思想，为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所喜闻乐见，如自两个专栏开辟后，许多读者纷纷来信表达所受教益。著名作家老舍在谈到《燕山夜话》时，曾高度评价是“大手笔写小文章，别开生面，不拘一格”。老一辈革命家谢觉哉还亲自为专栏拟出题目，请邓拓作谈古论今的杂文。 然而，1962年9月，当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指导思想重新抬头的时候，“三家村”中邓拓则以“把业余活动注意力转向其他方面”和“为了避免自己对自己老有意见”为由，首先中断了《燕山夜话》专栏的写作。一个深受读者欢迎的栏目忽然消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就此许多人致信《北京晚报》编辑部，对该事表示大惑不解。但当时恐怕无人知晓，这正是专栏作者“竭力采取委婉的方式”（即沉默）来“表达自己正当的不满”的一种姿态。
1964年，“三家村”中的另外两家吴晗和廖沫沙，也分别因主张对封建、资产阶级道德应批判地加以继承和由于称赞了昆曲《李慧娘》，被扣上一顶顶政治性大帽子而横遭批判。在这种形势下，《三家村札记》就不能不被迫下马了。
但是，以上这些不过是“三家村”劫难的前兆。“三家村”的主人做梦也不曾想到，一场更大的阴谋此时正悄悄筹划着。
早在1962年，江青就自恃其特殊身份，找到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却不料受到冷落。1964年下半年，江青又企图在北京找人写文章批《海瑞罢官》，再次遭到拒绝。于是，江青不得不把赌注下到上海，并选中姚文元执笔。
1965年初，姚文元炮制出批《海瑞罢官》一文的初稿，经张春桥亲自修改后密送北京。为此，江青还特别规定该文章“不叫周恩来看”。
1965年11月10日，江青一伙终于在上海《文汇报》上抛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打响了震撼全国的这场历史大冤案的头一炮。
在这篇奇文中，姚文元根据《海瑞罢官》里“退田”、“平冤狱”的主要剧情，在“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之后，下出这样的结论，成为该文画龙点睛之笔：
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
一个毫不出名的姚文元，竟不容分说地给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做了如此耸人听闻的政治性结论，这不能不使祸从天降的吴晗隐隐感到，事情已“不那么简单，这是有来头的”。如前所述，《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也正是于1961年前后问世的，按姚文元“阶级分析的观点”，“三家村”也肯定是在劫难逃了。
后来人们才了解到，在这场对《海瑞罢官》及其作者的围剿进入社会之前，已首先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激起阵阵波澜。
当姚文元文章正在秘密炮制时，周恩来曾看到载有这一问题讨论的《文汇情况》。一次散会后，周恩来马上安慰吴晗说：“那你打个报告，说明一下好了。”吴晗回去后马上写了报告，说明《海瑞罢官》写作的过程和用意。
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被迫转载姚文时，周恩来、彭真亲自审定了编者按，提出要对此学术问题“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并重申了党和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强调对不同意见可以充分展开讨论。
1966年1月中央批转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以及同年2月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任组长）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中也一致强调：“对于学术上、艺术上的问题，应该本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鼓励展开讨论，辨明是非。对于反对社会主义的毒草必须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批判方法进行斗争，以促进文化艺术的繁荣”；“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军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与此同时，彭真还几次就吴晗的问题当面向毛泽东做解释，据理力争。
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党中央集体的努力不仅一再被搁置，而且还屡遭批驳，不能实行。同年4月16日，《北京日报》被迫登出《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材料，以及《前线》、《北京日报》编者按。4月20日，中共北京市委又做出决定，提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积极参加对《海瑞罢官》以及‘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等的批判，把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进行到底”。 为保护吴晗，在此之前，北京市委已由万里出面，让吴晗化名李明光，到北京郊区参加“四清”，以换换环境，减少压力。
然而这一切，都无法挽回江青一伙给“三家村”既定的厄运了。
欲加之罪
这一年的5月8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同时登出两篇文章，即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和何明的《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对“三家村”穷追不舍，上纲上线，调门甚高。可以说，这两篇文章是“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的最早的两张大字报。高炬的文章这样写道：
邓拓的《燕山夜话》以及用吴南星署名写的《三家村札记》，充分说明了，在我们社会里，阶级斗争还是十分尖锐、复杂、激烈的。
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他们把持《前线》、《北京日报》以及《北京晚报》作为反党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我们一定要抓住它，识破它，戳穿它，剥掉它的画皮，让邓拓这一小撮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不仅《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要铲除掉，《海瑞罢官》、《李慧娘》、《谢瑶环》以及《长短录》中的毒草等等，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都要一一铲除，毫不例外。
何明的文章也与之相呼应：
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三家村”的一名村长，是他们一伙的一个头头。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入，邓拓、廖沫沙、吴晗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暴露了，《前线》和《北京日报》才匆匆忙忙地扯起《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面旗子，发表一批材料。所谓“展开严肃的批判”是假的；收紧阵地，实行掩护，才是真的。
我们不能不问《前线》和《北京日报》，近几年来，你们究竟是无产阶级的阵地，还是资产阶级的阵地？你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宣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你们究竟要走到哪里去？
事隔两天，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登出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一文，以空前系统、全面的文字，将“三家村”判定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店”，由此构筑成这一骇人听闻的文字狱。
姚文共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继高炬、何明之后，继续指责《前线》和《北京日报》4月16日的自我检讨和批判，称其是一个“大骗局”；其他六个部分的标题分别是：《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怎样开场的？一条黑线，几股妖风；无孔不入、千方百计地推行“和平演变”；退兵时的策略；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
这篇洋洋两万言的奇文里，姚文元一股脑地给“三家村”扣上了这些“罪名”：
一曰“三家村”执行的是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姚文一开头就认定“三家村”是“邓拓、廖沫沙、吴晗合股开办的一个黑店”，长期以来，他们把《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发表了“大量十分恶毒地诬蔑党中央和毛主席、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总路线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言论”，“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三家村”所贯穿的这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是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一脉相承的。
二曰“三家村”发表的各种言论，是“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指挥的向党进攻”。姚文写道：“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个时期所写的大批向党进攻的文章并不是各不相关的‘单干’，而是从‘三家村’的合伙公司里抛出来的，有指挥，有计划，异常鲜明地相互配合着。吴晗是一位急先锋，廖沫沙紧紧跟上，而三将之中真正的‘主将’，即‘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则是邓拓。”
三曰“三家村”活动的目的是“配合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支持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以“颠覆党的领导，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姚文在大批一通“三家村”的言论之后，竟得出这样的结论：“‘三家村’里的黑幕多么惊人，这一小撮人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怀着多么强烈的阶级仇恨，他们对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者如何无所不至地吹捧和支持。他们盼望中国变颜色，从红色中国变成黑色的中国。这个黑店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巢穴，内藏毒蛇，必须彻底弄清它，捣毁它！”
四曰“三家村”在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搞“资本主义复辟”。姚文声称，“三家村”采取“软刀子割头”和“五颜六色的糖衣炮弹”的手法，“全面地用地主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在‘学问’、‘知识’的幌子下”，“反对毛泽东思想，否定社会主义的一切，力图使干部、青年蜕化变质，全面地、彻头彻尾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他们的活动方式和想达到的结果，就是在最准确意义上推行‘和平演变’”。
五曰对“三家村”的“赞赏者和追随者”、“指使”人和“支持”人，都要一一挖出，彻底批判，通通打倒。姚文在最后气势汹汹地说：“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批判‘三家村’，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大革命。面对着这样艰巨的战斗任务，我们一定要敢于革命”；“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什么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
有必要指出的是，同半年前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时候比，中国的政治气候已发生了急剧变化。那时，姚文还不得不称呼对手为“吴晗同志”，并且在文章发表后，也的确展开了一场讨论，吴晗等人可以在报上发表申辩的文章。这次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尽管何明的文章最后还表示，其观点如有错误之处，请《前线》和《北京日报》“批评、指正”，但这已不过是摆摆样子罢了。“三家村”——这个为“革命左派”所揭露、批判、踏倒、摧毁的对象，这时已完全被剥夺了任何申辩的权利。一时间，全国上下各种宣传机器一起开动，万炮对准“三家村”齐轰，成为十年“文革”期间所特有的“舆论一律”的开场。
文网血泪
“三家村”冤案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毫无疑问，作为“三家村”的三位主人：邓拓、吴晗、廖沫沙，是这场冤案的最早、最直接的受害者。
5月16日，戚本禹在《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一文中诬陷邓拓“是一个叛徒”。同日，北京市委即派人通知邓拓在家停职反省，并停发给邓的各类文件。对江青一伙的这种肆意践踏党纪国法的卑劣行径，邓拓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坚定地对爱人丁一岚说：“我的历史问题相信党组织会弄清楚的。我被捕以后没有干出对不起党的事，历史是可以查的。我要申辩。”
次日深夜，邓拓伏案给当时的北京市委领导彭真、刘仁写了一封长信，对姚文元等人的诬蔑和诽谤进行了不屈的抗争。他写道：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171篇，有问题的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对于一哄而起的批判“三家村”运动，邓拓这样表示： “我完全懂得他们（指批判他的群众）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和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在信尾，邓拓写下发自肺腑的心声：
“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写完给市委领导的信，邓拓又挥笔给爱人和孩子们留下了他最后的文字： “盼望你们永远做党的好儿女，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革命到底，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 5月18日凌晨，邓拓满怀悲愤，离开人世，终年五十四岁。他用无声的死，向那颠倒是非的年代发出最强烈的抗议。
在这场沾满血泪的文字狱中，“三家村”中的另一家吴晗不仅是最早的受害者，而且其结局也更为悲惨。据吴晗的小儿子吴彰回忆：
在批判“三家村”的日子里，“深夜里的猛烈砸门声就常常把人惊醒了，我老是吓得缩在妈妈怀里。他们翻过围墙，破门而入。整个院子贴满了‘绞死’、‘砸烂’的大标语。外国友人送给爸爸的礼品当做‘四旧’砸烂了，电视机也不能幸免…… “没过多久，爸爸进了劳改队，在那里被人打出内伤，口吐鲜血。他的身上总是旧创未平，新伤又起。……从那以后，爸爸就开始经常大口吐血了，但他一直瞒着家人。 “紧接着，妈妈在（1968年）4月份也被送入劳改队。……妈妈身体弱不禁风，患有几种严重疾病……妈在那里熬过了一个潮湿的酷暑和一个阴冷的严冬。妈妈的双腿瘫痪了。（1969年3月18日）本来可以救活的妈妈就在医院这个最最人道的地方死去了。第二天，姐姐带我去太平间给妈妈更衣，看到妈妈双眼半睁，面颊上还有几滴泪珠。妈妈是死不瞑目啊！
提出过要见你们，我们不知道你们住在哪里。’我们绝望地哭呀喊啊，连在场的医生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这样，我们连死去的爸爸也没有看到一眼。
“举目无亲，更加难的生活开始了，十五岁的姐姐和十一岁的我相依为命。（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因为姐姐去要爸爸的结论、遗骨和抄走的书，他们就找借口把姐姐抓了起来，还再次抄了家。（1976年9月23日），在那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刚满二十二岁的姐姐含恨死去了。”
廖沫沙是“三家村”中惟一活下来的人。从前面邓拓、吴晗及其家人的境遇已不难想像，廖沫沙在“文革”中的岁月会是怎样的艰难。在长期丧失自由的情况下，他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然而，廖不仅顽强地活下来，并且还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出席了1980年冬审判江青一伙的庄严的法庭。
在[[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惨遭厄运的同时，北京市及全国各地的大批干部和群众也蒙受株连，先后被打成“三家村黑帮分子”、“马前卒”、“小三家村”、“黑店伙计”等等。林彪、江青一伙以“三家村”为突破口，大搞层层揪，层层抓，追后台，上把矛头对准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老干部，下把罪名强加于一般干部、知识分子乃至普通群众。就连给《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写过稿，有过工作来往，甚至家里有一本《前线》杂志的，也不免要受审查，挨批斗。某地一位喜欢《燕山夜话》的读者，托北京的亲戚代订了一份《北京晚报》，也被追查同“三家村”的“关系”，每天罚跪板凳，“交代”了三个月，“罪”还没有赎清。有些地方报刊，曾仿照《北京晚报》形式开辟杂文专栏，于是从山东到云南，从广东到黑龙江，到处揪“三家村”、“四家店”，甚至远距北京数千里之遥、被古人称为“春风不度”的玉门关外的敦煌，也难逃文网，被打成“三家村在敦煌的分店”。
林彪、江青一伙制造的这场现代文字狱，所受株连之多，祸及范围之广，已无法用数字统计。
劫后春风
1976年10月，在吴晗夫妇的女儿吴小彦饮恨离开了人世之后不到半个月，党和人民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1978年，在震撼全国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空前活跃的政治气氛下，党中央开始重新审查“文革”中的冤假错案。11月15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作者苏双碧鲜明地提出：姚文的出笼，是个政治大阴谋，必须彻底批判，“冤案是‘四人帮’制造的，今天我们就是要平冤狱，包括你姚文元《评新编》造成的文字狱，都必须一个一个地清算，一个一个地平反”。这篇文章在全国尤其是知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三家村”冤案的彻底平反打出了第一颗绿色信号弹。
不久，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会议决定要对林彪、江青一伙制造的所有冤假错案一律平反昭雪，成为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重新认识“文革”中重要历史事件的强大思想武器。 1979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任文屏的文章：《一桩触目惊心的文字狱——为〈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恢复名誉》。《人民日报》为该文所加编者按指出：“1966年，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制造了轰动全国的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的文字狱”，“最近，中共北京市委做出决定，推倒林彪、‘四人帮’强加在‘三家村’头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恢复邓拓、吴晗、廖沫沙同志的政治名誉。”由此，首先公开宣布为“三家村”冤案平反。 2月23日，《光明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报道：《“三家村”冤案真相》。
2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邓拓爱人丁一岚的文章：《记邓拓——为〈新闻战线〉作》。
7月18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文件，宣布为“三家村”冤案彻底平反，全文如下：
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
一、“文化大革命”前，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同志应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之约，撰写《三家村札记》；邓拓同志应《北京晚报》之约，撰写《燕山夜话》；以及吴晗同志写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等，完全是正当的。他们的文章和著作，热情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贯彻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和各种歪风邪气，对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向读者广泛介绍科学文化知识，做出了贡献。虽然他们的少数作品有缺点、错误，但大多数作品是好的，根本不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他们之间完全是正常的工作关系，他们各自的政治历史是清楚的。林彪、“四人帮”和康生、谢富治一伙诬蔑《海瑞罢官》、《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诬蔑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同志是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并强加以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种种罪名，纯属他们为篡党夺权而有组织、有计划制造的大冤案，应予全部推倒。撤销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三位同志所做错误结论，彻底平反昭雪，恢复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同志的政治名誉。恢复邓拓同志和吴晗同志的党籍，恢复廖沫沙同志的组织生活。为被林彪、“四人帮”和康生、谢富治一伙迫害致死的邓拓同志和吴晗同志举行追悼会，并发布新闻。组织专人负责清查被抄走的珍贵的书籍、文物字画、诗稿文稿和其他财物，退还本人或家属。
二、宣布北京市委1966年5月25日关于撤销《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前线》编委会和撤销范瑾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是错误的，文件予以撤销，为上述单位和个人恢复名誉。强加于《〈前线〉发刊词》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一律推倒。
三、在林彪、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康生一伙的压力下，1966年4月16日《前线》、《北京日报》所载《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的“编者按”和材料是不实事求是的，宣布予以撤销。林彪、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康生一伙阴谋打倒北京市委，诬蔑4月16日“编者按”是“假批判真包庇”、“舍车马保将帅”等等，纯属诬陷不实之词，应予彻底推倒。
四、在报刊上组织文章，批判林彪、“四人帮”一伙诬陷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同志的罪行，肃清流毒，伸张正气。
8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北京市委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的消息，摘登了北京市委的平反决定。
9月5日和14日，邓拓及吴晗、袁震夫妇的追悼会先后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
1980年7月，廖沫沙为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忆邓拓》一书作“代序”，他写道：
当我的思路一走上前面的这些杂感时，就不觉精神为之一振，恍然大彻大悟：所谓“三家村”的冤狱和邓拓、吴晗同志的牺牲，不过是一场历史大悲剧的序幕而已；值得我们感情激动的，并不是这场悲剧的序幕，而是我国一切抱有宏图大志的历史科学家踊跃前驱，去寻找和发现我们这个九亿人口的大国为什么产生这场历史大悲剧的真正原因。[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