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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裝（Chinese tunic suit）是孫中山先生在廣泛吸收歐美服飾的基礎上，綜合了日式學生服裝（詰襟服）與中式服裝的特點， 設計出的一種立翻領有袋蓋的四貼袋服裝，被世人稱為中山裝。
1929年4月，中山裝經國民政府明令公布為法定製服。20世紀50年代以後，中山裝成為從國家領導人到普通老百姓的正式服裝。20世紀80年代以後，中山裝在民間逐漸被人們遺忘，但國家領導人在出席重大活動時，依舊習慣穿着中山裝。2016年2月29日，民革中央向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十二屆四次會議提交提案，建議將中山裝作為國家正式禮服。
中山裝起源發展
一種說法是孫中山在日本活動期間委託華僑張方誠設計了中山裝的草圖，返上海後於1916年命榮昌祥裁縫王才運依圖生產。《申報》1927年4月20日第17版有一則軟廣告《中山裝之盛銷》：「南京路新世界對面榮昌祥，為製造中山裝之首創家，手工既能講究，式樣又極準確，現應潮流之趨勢，欲求普及起見……」。該說法的另一支流則說，1919年，孫中山先生在上海居住時，有一次，他將一套已經穿過的日本陸軍服拿到亨利服裝店請裁縫改成「便服」，改成「便服」後仍有點像英國軍制服。但在便服中，它既非「唐裝」，更非「西裝」，店員便為之起名為中山裝。當時的中山裝背面有縫，後背中腰有帶，前門襟釘9個紐扣，上下口袋都有「胖襉」 。
另一種說法是1923年，孫中山在廣州任中國革命政府大元帥時，感到西裝不但式樣繁瑣，穿着不便，又不大適應當時中國人民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實用要求；而中國原來的服裝（對襟式短衫褂，大襟式長衫等），既不能充分表現當時中國人民奮發向上的時代精神，在實用上也有類似西裝的缺點。於是主張以當時在南洋華僑中流行的「企領文裝」上衣為基樣，在企領上加一條反領，以代替西裝襯衣的硬領。這樣一來，一件上衣便兼有西裝上衣、襯衣和硬領的作用；又將「企領文裝」上衣的三個暗袋改為四個明袋，下面的兩個明袋還裁製成可以隨着放進物品多少而漲縮的「琴袋」式樣。孫中山表示，他這樣改革衣袋，為的是要讓衣袋放得進書本、筆記本等學習和工作的必需品，衣袋上再加上軟蓋，袋內的物品就不易丟失。最終請裁縫黃隆生幫助一同規劃和負責縫製，順利地製成了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裝 。孫氏廣東人，廣東人向來視南洋為第二故鄉，南洋企領文裝與廣東便服十分近似，因此產生一種廣東版的中山裝比較靠譜。《北洋畫報》1929年5月14日第318期有一篇妙觀的《中山裝之起源》談到：「曰：『昔先總理在粵就大元帥職後，一日，擬檢閱軍隊，欲服元帥裝，則嫌其過於隆重不適於時，西服亦無當意者，正檢閱行筐中，得舊日在大不列顛時所御獵服，頗覺其適宜，於是服之出，其後百官乃仿而制之，稱之曰中山裝，至今式樣已略有變更，非復先總理初時所服者矣。』云云......其說當不虛也. 」
第三種說法是中山裝源於學生裝。初期的學生裝多仿效日本學生裝，而日本學生裝用的是日本海軍裝，日本海軍裝是學的歐洲軍裝。孫中山在日本多年，喜歡穿日本學生裝。故1926年11月，《良友》畫報出《孫中山先生紀念特刊》時，刊登的孫中山照片的介紹就徑說：「先生喜服學生裝，今人咸稱為中山裝。」《申報》1926年5月5日第21版消息《三友實業社職員改裝》：「其服制分甲乙二種，甲為中山裝，即學生裝，乙為世界裝。」甚至在一些重大時政新聞中，也作如是觀。《申報》1928年7月19日第8版《蔣昨續在北大講演》：「今日九時半，蔣學生裝到北大對各界講演，聽眾千餘，首講打倒軍閥……」作為孫中山的繼承人，蔣介石穿的當然是最正宗的中山裝，可是報章也直書其為學生裝.
此外，也有人指出中山裝的主要參考來自中國地方便服。源出中國說再分廣東便服說及寧波服便服說。兩者均認為孫中山從中國地方便服為基礎，加入西裝的硬領及多袋等特色而成。《中華文化習俗辭典》折衷南洋華僑說及中國說如下：「孫中山參照中國原有的衣褲特點，吸收南洋華僑的企領文裝和西裝樣式，本着適於衞生，便於動作，易於經濟，壯於觀瞻的原則，親自主持設計，由黃隆生裁製出的一種服裝式樣。」[1]
中山裝發展
1928年3月，國民黨內政部要求部員一律穿棉布中山裝；次月，南京市政府「為發揚精神起見」，規定職員「一律着中山裝」。
1929年4月，國民政府第二十二次國務會議議決《文官制服禮服條例》：「制服用中山裝。」就此，中山裝經國民政府明令公布而成為法定的制服。
1935年，南京特別市政府規定「辦公時間內一律穿着制服」，嚴厲「取締奇裝異服」，穿中山裝，且質料「必須國貨」。隨後，江西省政府頒布《江西省公務員制服辦法》，中山裝成為全體公務員的統一着裝，而且規定「制服質料，以本省土布或國貨布匹為限」，「春秋兩季灰色冬季藏青色」。同年，河南省政府規定，學校「男教職員，應一律着中山裝」。
1936年2月，蔣介石下令全體公務員穿統一制服，式樣為中山裝。從此，中山裝正式成為全國公務員的統一制服。同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專門規定：「學校教職員服中山裝為原則，但顏色式樣須一律」；同時，學生也必須穿中山裝，學生服裝式樣：「衣褲中山裝」。為進一步引導規範人們的服裝，國民政府又規定集團結婚的禮服為中山裝。隨着蔣介石倡導新生活運動，集團結婚在全國各地廣泛開展，中山裝作為婚禮禮服，在社會上影響日益增強。1942年2月，湖南省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制定的《湖南省新生活集團結婚辦法》第五條規定：「新郎穿藍袍黑褂或中山裝。」不少地方的集團結婚也有此規定.
新中國成立後，尤其是20世紀50年代以後，一次次的政治運動使得建國前存在的大部分服裝種類逐漸從中國社會消失。在這個貧窮而節儉的年代，中山裝符合中國的國情和政治要求，從國家領導人到普通老百姓，中山裝成為他們的正式服裝，從而被稱為「中山裝時代」，這是中山裝全社會普及的最高潮 .
80年代以後，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西裝和其他時裝逐漸開始流行。雖然中山裝在民間逐漸被人們遺忘，但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國家領導人和朝鮮的領導人在出席國內重大活動時，依舊習慣穿着中山裝。.
200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60周年華誕，胡錦濤主席等國家領導人身着中山裝面向世人、面向世界。
2013年兩會期間，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徐利明、盛小雲建議：應明確中山裝為中國人的「正裝」以體現「文化自信」，同時建議將中山裝申報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 。
2016年2月29日，民革中央向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十二屆四次會議提交提案，建議將中山裝作為國家正式禮服.
中山裝製作工藝
中山裝的樣式大約在20世紀二十年代初基本成型，其基本形制是：立翻領、四個有筆架形袋蓋的貼袋、袋蓋上有紐扣， 前門襟有七粒紐扣、袖口有三粒扣、背部有腰帶和開衩。自20世紀20年代以後，中山裝雖然在款式上有個別的變動，但總體變動不大，主要的改動就是把七粒扣改為五粒扣：後背取消腰帶、開衩；上口袋有褶襉式的貼袋改為平貼袋。這些改變在20世紀三十年代完成後，中山裝的形制基木穩定下來。中山裝款式的總體變化趨勢是局部變化，整體不變，並且由繁到簡，結構更加清晰，線條簡練滑順 。[2]
中山裝做工
中山裝做工比較講究，領角要做成窩勢，後過肩不應湧起，袖子同西裝袖一樣要求前圓後登，前胸處要有胖勢，四個口袋要做得平服，絲縷要直。在工藝上可分精做和簡做兩種，前者有夾里和襯墊，一般用作禮服和褲子配套穿用，後者不加襯料，適合於日常作便服穿用。
中山裝面料
對於面料的選用也有些不同，作為禮服用的中山裝面料宜選用純毛華達呢、駝絲錦、麥爾登、海軍呢等。這些面料的特點是質地厚實，手感豐滿，呢面平滑，光澤柔和，與中山裝的款式風格相得益彰，使服裝更顯得沉穩莊重 ，而作為便服用的面料，可選擇相對較靈活，可用棉布、卡其、華達呢、化纖織物以及混紡毛織物。
中山裝色彩
中山裝的色彩很豐富，除常見的藍色、灰色外，還有駝色、黑色、白色、灰綠色、米黃色等。一般來說，南方地區偏愛淺色，而北方地區則偏愛深色。在不同場合穿用，對其顏色的選擇也不一樣，作禮服用的中山裝色彩要莊重、沉着，而作便服用時色彩可以鮮明活潑些。 稍微收斂，衣服後片比前片加長一些，袖簡稍稍提起，更顯偉岸。這款衣服設計出來以後，毛澤東非常滿意。「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來臨，毛澤東穿上這套中山裝後，拍了標準像，並被放大懸掛在天安門城樓正中。從那以後，只要在重大場合，毛澤東總是穿着這款中山裝，國外就把這種改進的中山裝稱為「毛式中山裝」。
中山裝的誕生，結束了中國幾千年來袍服制一統天下的局面，顛覆了中國人原有關於傳統服裝與身體空間的觀念。中山裝的流行，也代表着服裝平等化觀念的出現，是中國服裝發展史上一場震撼性的革命 。
中山裝對於引導人們形成共同的政治、思想、文化與情感認同起到了積極作用。中山裝的推廣與流行，促成了中國傳統袍式服裝向西方短式服裝的轉型，改變了中國人「交領右衽，上衣下裳」的服飾習慣，也改變了中國人對服裝的審美習慣與實用標準。中山裝不僅作為一種政治服裝而流行全國，而且作為中西文化融合的服裝而深受國人喜愛。中山裝是愛國、進步、文明的象徵，更是繼承孫中山遺志的象徵，滿足了近代中國人意欲表達的政治情感，引起思想共鳴，這是中山裝能夠流行的真正社會思想基礎。 中山裝是中國現代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出現的具有特別意義的服裝，是既體現民族性、又體現現代性的服裝。與此同時，它成為國民的認同方式以及體現群體意識的符號，具有獨特的社會文化價值。正因為如此，中山裝的推廣與流行與近代民族國家的建構進程相同步，而其內在民族主義特性與孫中山符號一樣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中山裝因此流行於民國時期。 中山裝具有中國民族的特點，穿着簡便、舒適、挺括。曾一度被世界公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服」。中山裝做為中國人一度推崇的常式禮服，它同時也承載着一種文化，一種禮儀，一份民族自尊和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