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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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改革（朝鮮語：광무개혁）是指1896年到1904年期間朝鮮王朝（大韓帝國）所實行的一系列旨在獨立自主與富國強兵的改革政策，由於這一時期韓國主要使用的年號是「光武」，因此被稱為「光武改革」。1896年以後，隨着日本和俄國兩大勢力在朝鮮半島趨向均衡，朝鮮所受的外部壓力也相對減輕，在這一背景下，以朝鮮高宗李熙為首的朝鮮王朝統治者開始主導繼甲午更張後的新一輪的近代化改革——光武改革。 光武改革以「舊本新參」（以舊制為根本，參酌新事物）為基本路線，在政治上趨向復古與保守，在經濟和軍事上推進近代化。具體表現為在政治上宣布成立大韓帝國，構建獨立自主的國家形象，頒布《大韓國國制》，強化君主專制政體；在軍事上引進近代軍事制度，全力建立一支新式軍隊——大韓帝國軍；在經濟上殖產興業，開港招商，整頓財政與金融，並實行「光武量田」等國土開發政策。同時在社會等方面也實施了改革。 光武改革的性質總體來說是近代化的，也是高宗李熙主導下自主進行的，但帶有較強的保守性（如強化君主專制等），並未觸及根本的制度，許多改革措施也流於形式。所以，儘管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其最終作用還是相當有限，不僅沒有使韓國走上富國強兵的道路，也未曾改變朝鮮半島被外國支配的命運。1904年，隨着日俄戰爭的爆發，大韓帝國逐漸被日本控制，許多改革措施被迫中斷，光武改革以失敗告終。[1]
目錄
歷史背景
主詞條：甲午戰爭、甲午更張、乙未事變、俄館播遷 朝鮮的近代化（或者叫「開化」）起步較晚，過程曲折。1876年朝鮮開港，以朝鮮高宗李熙為首的朝鮮統治者在維護封建統治的前提逐漸實施了一些近代化改革，同時「開化黨」人士亦試圖效仿日本進行大刀闊斧的全面革新。朝鮮的改革就在這兩者間的衝突，加之外部列強角逐的背景下跌跌撞撞地展開的。1884年，金玉均等開化黨人在日本的支援下發動「甲申政變」，準備進行全面的近代化改革，但旋即被袁世凱率領的駐朝清軍鎮壓，改革還未付諸實施便受挫；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爆發，日本在這期間不僅將清朝勢力逐出朝鮮，還控制了朝鮮政權，扶植金弘集、朴泳孝等開化派實施近代化改革「甲午更張」，在朝鮮確立了新的政治、經濟和軍事體制，被視為朝鮮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資產階級改革。但甲午更張本身是在日本扶植下進行的，加深了日本對朝鮮的控制；開化派內部不睦，各派明爭暗鬥；很多措施流於表面，並未真正實施，所以這次改革稱不上成功。不僅如此，高宗及其王妃閔妃敵視親日開化派，特別是甲午更張中限制王權、趨向君主立憲的措施引起高宗和閔妃的極度不滿，於是他們暗中引入俄國勢力進入朝鮮半島以牽制日本及親日開化派，使甲午更張陷入停頓。日本駐朝公使三浦梧樓為挽回頹勢，遂在1895年10月8日策劃駐朝日軍及日本浪人入侵王宮景福宮，殺死閔妃，控制高宗，史稱「乙未事變」。事後日本及親日派頂住輿論壓力，重建親日政權，恢復改革措施。不過，這時的改革措施旨在移風易俗，過於急躁激進，尤其是強制朝鮮男子剪去長發的「斷髮令」激起了民憤，引發了義兵運動，使親日政權四面楚歌，風雨飄搖。朝鮮高宗伺機而動，於1896年2月11日在親俄派的協助下逃出景福宮，躲進俄國駐朝公使館，史稱「俄館播遷」。俄館播遷後，親日政權垮台，開化派大臣或死或逃，甲午更張宣告結束。此後，改革的主導權落入高宗手中，而進步知識分子與殘餘的開化派勢力在留美歸來的開化黨人徐載弼（曾參與甲申政變）的領導下組成「獨立協會」，要求實現獨立自主，並實施全面的近代化改革。這就為光武改革期間獨立協會與高宗朝廷的對抗埋下伏筆。 除了朝鮮內部開化派與高宗的矛盾為線索的改革歷程以外，外部的列強角逐也是光武改革的重要背景。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後，朝鮮被日本控制，1896年俄館播遷以後，俄國又逐漸在朝鮮確立了優勢地位。日本鑑於自身羽翼未豐，不得不做出讓步，實行「日俄協商」的外交政策，於1896年和1898年與沙俄簽訂了《小村-韋貝協定》、《山縣-羅拔諾夫協定》、《西-羅森協定》三個日俄雙邊協定，協調兩國在朝鮮半島的勢力範圍，使得這一時期的日俄兩國勢力在朝鮮趨向平衡、彼此互相牽制。朝鮮所受的外部壓力也因此相對減輕，處於危機狀況之後的弛緩期。這種外部背景為高宗稱帝及展開光武改革創造了有利條件。高宗為了維護獨立局面，在對外政策上實行「勢力均衡利用策」 ，即在兩強牽制的夾縫中利用雙方在朝鮮半島的競爭矛盾以求維持本國的生存，防止受到日俄兩強中的一國支配的狀況發生，並以推進中立化作為外交政策的目標；在對內政策上，則實行光武改革，以達到富國強兵之效，進而維護獨立自主的地位。但很快日俄矛盾加劇，最終爆發日俄戰爭，失去平衡局面，朝鮮半島的獨立地位也隨之喪失，光武改革自然也宣告失敗了。 1896年（建陽元年）2月16日，朝鮮高宗頒布詔敕稱：「朕丁我家五百年一變之會，際宇內萬邦開明之運，勵精圖治，講求富強之策，歷有年所。國家多難，尚無其效。繼自今益究利國便民之道，與我赤子共躋文明之域、享昇平之福」 ，標誌着繼甲午更張後的新一輪近代化改革重新開始。但由於當時朝鮮國內外局勢尚未明朗，高宗尚在俄國公使館中，行事多有掣肘，所以實行改革主要是在1897年高宗改元光武，建立「大韓帝國」以後，因此稱之為「光武改革」。光武改革的基本理念是「舊本新參」，即以舊制為根本，參酌新事物，換言之即在維護君主專制的舊體制的前提下進行變通，在這一理念的指導下着手對政治、軍事、經濟、社會等方面實施近代化改革。 主詞條：大韓國國制 在政治上，高宗首先採取強化君權的政策。甲午更張時期，親日政權實行責任內閣制，君權受到極大限制；甲午更張結束後，朝鮮處於「法綱解紐，舊法廢棄，新法未立，可謂無法之國」 的青黃不接狀態，高宗李熙決定利用這種時機重新整合力量，建立君主專制政體。1896年7月，高宗下令祭祀「並用舊曆」 ，8月又廢二十三府，改為舊行政體制——「道」，並由八道變為十三道 ，這些措施都是為恢復舊製做鋪墊。同年9月，高宗廢止內閣，恢複議政府制度，着手強化君權。 然後，高宗又構建獨立國家形象。1897年2月，高宗搬出俄國公使館；1897年10月12日，高宗自稱皇帝，建元光武，並改國號為「大韓帝國」，正式確立了與中日平起平坐的獨立自主地位並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 然而，與高宗強化君權的目標相反，以開化派知識分子為主的獨立協會伸張民權，主張將諮詢機構中樞院改造為近代議會，實現君主立憲制，並為此發起了「萬民共同會」等政治運動。於是在大韓帝國建國後的一年時間中，政局動盪，高宗朝廷與獨立協會圍繞政治改革展開反覆博弈，其本質則是君權與民權爭奪改革主導權的鬥爭。到1898年底，高宗取締了獨立協會，為君權的進一步強化掃清障礙，高宗主導的光武改革也得以順利推進。 獨立協會運動被鎮壓後，君權不斷膨脹。1899年8月，高宗以憲法形式頒布了《大韓國國制》，藉助萬國公法的理念明確規定大韓帝國實行「專制政治」、「無限君權」 ，至此標誌着韓國的君主專制達到頂峰。君權的膨脹直接影響了大韓帝國的行政體制，雖然甲午更張以來的新式各部官制及中樞院、宮內府等機構仍然保留，但代表宮中勢力的宮內府權力大肆擴張，議政府及其下屬各部的權力被削弱，一度計劃改造為議會的中樞院完全有名無實。另一方面，高宗對適應帝國形式的獨立國家形象的構建也在不斷進行中。首先，高宗模仿西方和日本，於1900年4月頒行勳章和綬帶，包括金尺大勳章、瑞星大勳章、李花大勳章、太極章、八卦章、紫鷹章。 其次，高宗於光武六年（1902年）1月下令制國歌，這就是現代朝鮮和韓國《愛國歌》的雛形。 高宗還於光武六年（1902年）5月6日頒布詔敕，宣布定平壤為陪都，稱為「西京」。其依據有中國周朝的宗周和成周、明朝的北京和南京以及高麗的開京和西京，值得注意是同時也引用了俄國的聖彼得堡和莫斯科、日本的東京和京都等「近日外國亦建兩京」的事例 ，體現了高宗皇帝的國際化視野。同年為高宗即位第40年，大韓帝國計劃舉行盛大的「大皇帝御極四十年稱慶儀式」，邀請了包括清朝在內的所有與大韓帝國有外交關係的國家參與這一國際性慶典，同時還預備在各國公使席前舉行閱兵式、演奏剛創製的國歌。雖然這次慶典計劃因國內外局勢而被推遲乃至的流產，但可以看出此舉既是高宗強化自身皇權之舉，也是樹立和提升大韓帝國國際形象的重要措施。總之，光武改革在政治方面以強化君權、構建獨立國家形象為中心，雖然有借用西方制度的形式和理念（如萬國公法、勳章綬帶等），但總體上還是趨向復古與保守的。
軍事
主詞條：大韓帝國軍 光武改革在軍事上下了很大功夫。1896年，朝鮮高宗派閔泳煥為特使，參加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儀式，期間與俄國達成秘密協議，其中規定由俄國派遣軍事教官訓練朝鮮軍隊。 1896年10月，以普提亞塔上校為首的俄國軍事顧問團來到朝鮮，並提出了在俄國軍官160人的指導下，創設規模為6000人的朝鮮軍的計劃，這一計劃是用3年時間使朝鮮新式軍隊的士兵和軍官達到40000人的規模。 1897年8月，俄國又派由13名軍官組成的第二批軍事顧問團來朝鮮，協助訓練軍隊。大韓帝國建立後，仍承襲之前的改革方式，以俄國軍官做顧問訓練軍隊。俄國派遣軍事教官等舉動違背了日俄兩國在朝鮮半島維持均勢的原則，因此遭到日本的不斷抗議，同時韓國的獨立協會也召開萬民共同會，反對俄國的干涉。俄國出於國際關係的考量，於1898年3月撤出了派往韓國的軍事顧問，此後開始了韓國自主的軍事改革。 1899年，高宗開設「元帥府」，自任陸海軍大元帥，皇太子任元帥，設在皇宮內，分為軍務、檢查、記錄、會計四局。 此舉將軍權牢牢掌握在高宗一人手中，乃是適應政治上強化君主專制的需要。同時，高宗改革軍制，着手建立一支近代化的大韓帝國軍，在中央設俄式訓練的親衛隊和侍衛隊，人數保持在5000—6000人；在地方設平壤、全州兩個鎮衛大隊以及14個地方大隊，1900年中國爆發義和團運動後又在北部的義州、江界、北青和鏡城4處增設鎮衛大隊，同年7月將所有鎮衛大隊、地方大隊合併為5個鎮衛聯隊，設於江華、水原、大邱、平壤、北青五處地方（後增濟州），總數約20000人。1900年9月又以法律第5號的形式頒布了《陸軍法律》，規定了韓國陸軍軍人必須遵守的317條法令。 當時中國發生庚子事變，俄國進駐滿洲，在這一背景下，高宗更加重視國防建設。1900年以後，大韓帝國的軍費開支急速增長，到日俄戰爭前夕達到政府支出總預算的40%以上，將其用以購買武器，擴充軍備。 1901年3月，高宗皇帝以敕令第7號的形式頒布《沿海炮台設置件》，強化海防，併購買了日本軍艦「揚武」號。1903年3月15日，高宗皇帝下達詔敕，以徵兵制代替募兵制，大力擴軍。 同年7月29日，軍部大臣尹雄烈奏請創設海軍。 大韓帝國的軍事改革是以鎮壓本國人民起義為直接目的、以維護韓國獨立地位為終極目標，是在日俄兩強夾縫中救亡圖存的一個重要步驟。1900年7月，俄國駐韓公使巴甫洛夫向日本駐韓公使林權助提出由日俄分別駐軍朝鮮半島南北以防備義和團的入侵的建議，但他在向高宗要求駐軍時卻被高宗以韓國有能力鎮壓匪徒為由拒絕 ，從這一事例可見高宗大力推進軍事改革的目的，即通過維護韓國國內穩定來杜絕日俄的干涉。另一方面，高宗的軍事改革也蘊含開疆拓土的意圖，多次默許李范允帶兵越過圖們江騷擾中國境內的「間島」地區，1902年定平壤為陪都「西京」亦暗含北進之志向。然而，由於財力不足及日俄戰爭爆發等因素，大韓帝國的軍事改革雖取得一定成效，最後以失敗告終。
經濟
光武改革亦在經濟上實施了一系列「殖產興業」的政策。大韓帝國政府鼓勵工商業，因而韓國的民族資本在日俄戰爭爆發前取得了比較快的發展。以紡織業為例，光武年間先後建立了大朝鮮苧麻制絲會社（1897年）、織造勸業場（1898年）、鄭肯朝織造會社（1900年）、李仁榮織造所（1900年）、李仁基織造所（1900年）、藝洞織造緞布株式會社（1900年）、鍾路織造社（1900年）、南竹洞組織所（1900年）、漢城制織會社（1901年）、中谷染織工所（1902年）等企業。 在海運業方面，先後創辦了大韓協同郵船會社（1900年）、仁川郵船會社（1900年）、仁漢輪船株式會社（1900年）等企業；在陸運業方面，創建了利運社（1899年）、通運社（1900年）、京釜鐵道役夫會社（1901年）等企業。 對外，大韓帝國政府則延續開港政策，於1897年10月開木浦、鎮南浦二港，1898年5月開放馬山、群山、城津（今朝鮮金策）三港及平壤，又設各國僑民居留地，這也是大韓帝國外交政策的反映，即把居留地變成「各國互相牽制的工具」 ，同時大韓帝國還在鐵路、礦山、電氣等方面招商引資，不僅吸收先進技術，也作為維持各方均勢的手段。 大韓帝國還進行財政改革，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宮內府權力擴張。甲午更張時期，實行財政一元化管理，統歸度支部；光武改革時期，隨着君主專制的強化，宮內府的權力極度膨脹，包攬了大韓帝國的財政稅收及新興產業，從而與度支部分庭抗禮。光武年間，宮內府陸續增設了西北鐵道局（管理京義、京元鐵路）、鐵道院（管理京仁、京釜鐵路）、礦學局（管理礦山）、綏民院（管理出入境）、平式院（管理度量衡）、通信司（管理郵政通訊）、警衛院（管理警務）等附屬機構，只要有管理相關產業的需要，宮內府立即越過政府據為己有，可以明顯看出宮內府對大韓帝國經濟社會的經營管理權膨脹之狀。宮內府中最重要的機構是內藏院，原本該機構是管理皇室內帑，到光武年間對國家經濟財政的管理職能及其管轄領域擴大，「凡國課、正供以外雜稅皆屬之，財與度支埒」 ，此外內藏院還負責經營紅參貿易、鑄造白銅貨、管理水利、礦山等業務。內藏院卿長期由深得高宗信任的李容翊擔任，還曾兼任宮內府及度支部多個要職，可以說他在日俄戰爭前壟斷管理了大韓帝國的全盤財務，是韓國皇室的大管家。宮內府及內藏院權力膨脹，一方面表現出高宗皇帝的私心，增加了苛捐雜稅，另一方面也確實起到了增加財政收入、促進產業發展的作用。此外大韓帝國還引入了近代預算會計制度，從1900年開始公布國家預算，進一步完善財政。金融方面，在政府資金參與下興辦了大韓天一銀行（1899年）、漢城銀行（1903年）等民間銀行。1901年2月，高宗發布敕令第4號，公布《貨幣條例》，實行金本位制，開始籌劃發行貨幣。大韓帝國為了抵制當時日本的經濟侵略，於1903年3月設立中央銀行，以沈相薰和李容翊為正副總裁，計劃全面開發韓國金融，但因日俄戰爭的爆發而中斷。 大韓帝國還積極實施國土開發政策，主要包括鐵路建設、城市建設和「光武量田」等方面。1896年7月，朝鮮政府發布了六條「鐵道規則」，決定在國內興建標準軌距鐵路。鐵路敷設成為日俄等列強在朝鮮半島競爭的重點，日本很快就奪取了京仁線、京釜線兩條鐵路的敷設權，法國亦取得了京義線鐵路的敷設權。但大韓帝國政府於1899年收回了京義線的權利，成立西北鐵道局進行修築與管理，這條鐵路由於其重要的戰略價值一直為日俄所垂涎，但韓國拒絕讓出，直到日俄戰爭爆發後才被日本奪取。此外大韓帝國在全國進行鐵路調查，英國顧問柏卓安在1898年8月制訂方案，規劃了京元線、湖南線等4條鐵路構成的朝鮮半島鐵路網。 城市建設上，主要是展開對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的改造工程，大韓帝國起用朴定陽、李商在、李采淵等留美人員參與漢城市政建設，並與美國企業合作，於1898年成立漢城電氣會社，由漢城府判尹李采淵任社長。漢城的改造也是以美國首都華盛頓為模板，在市中心設置元標，增修和拓寬道路，1899年開始在市內運行電車，並安裝了路燈，1903年又進行漢城的自來水和下水道建設，此外還在漢城興建公園、劇場等設施，從而在日俄戰爭前初步完成了漢城的電氣化和現代化。 光武改革期間另一個國土開發的重大舉措則是「光武量田」，1898年設置量地衙門，開始在美國人的協助下丈量全國土地，1901年10月設地契衙門，1902年3月將量地衙門合併入地契衙門中，在推進量田事業的同時根據量田之成果作成「量案」，又根據「量案」對土地所有者發給「地契」。「地契」的立案制度發展成為現代產權制度，因此是近代化的重要體現。日俄戰爭以後，「光武量田」事業被迫中止。
社會
隨着光武改革的推進，韓國的社會生活也發生諸多變化。高宗雖然廢除了甲午更張後期所頒布的斷髮易服的命令，但逐漸採用西式裝束。1899年2月1日高宗李熙接見清朝使臣徐壽朋時就穿的是西服戎裝。1900年4月，高宗皇帝以敕令第14號的形式頒布「文官大禮服制式」，規定韓國文官大禮服用西式大禮帽、大禮衣，小禮服真絲高帽、燕尾服，常服等「並用歐制」。 此後韓國的很多上層人士也相繼斷髮易服，而韓國的警察和軍人更是在1902年後全部換上西式制服了。隨着鐵路的修築和海陸運輸業的發達，大韓帝國的交通亦變得極為便捷。通訊快速發展，郵政、電報網擴散到韓國全境，1900年韓國正式加入了萬國郵政聯盟。電話也被引入韓國，到1902年漢城、仁川、平壤、釜山等地已開通長途電話。大韓帝國還積極發展醫療衛生事業，廣泛開展社會救濟。1900年，設國家醫院廣濟院，同時設漢城種痘司。 1901年10月，高宗皇帝以敕令第18號的形式設立惠民院，作為「掌歉荒之歲，饑饉人民賑恤；年豐之時，鰥寡孤獨至窮無依者救護」 的社會福利機構，同年12月又下令在漢城設總惠民社、在各郡設分惠民社，為籌集活動經費，皇室帶頭向惠民社捐贈2萬元，並命敕任官捐贈半年薪俸的1/3 , 奏任官捐贈1/5 ，從而發展了大韓帝國的社會福利事業。 光武改革期間，高宗皇帝非常重視教育，他在1899年4月下詔：「國家之開設學校，作成人材，將以廣知見而求進益，以為開物成務、利用厚生之基本也。現今世界各國之蒸蒸日上，富強無敵者，豈有他哉？不過曰從事格致之學，究解物理之蘊，識已精而益求其精，器已巧而愈出愈新也。有國之要務，寧有先於此哉？我國之人才，未必多讓於外國，而特以教之無素，故人民之知見未開，農商之功業不興，以致民產日蹙，國計日絀。…… 自政府另飭該部，無得踵前因循，一概認真辦理，期有作成開進之功。」 高宗皇帝頒布了大量近代學校教育規則，如《醫學校官制》、《中學校官制》、《商工學校官制》、《外國語學校規則》、《中學校規則》、《礦物學校官制》、《郵務學徒規則》和《電務學徒規則》等。在大韓帝國政府的支持下，直至1899年，成立了10間漢城國立小學、6間外語學校、1間醫科學校、1間師範學校及62間地方國立小學，同時也對外派出留學生。從新設學校名稱來看，大韓帝國重點發展的是職業學校，培養適應經濟社會改革的技術人才。而灌輸近代文明、培養更高層次人才的綜合性大學則未在考慮之列，並且在推進新式教育的過程中，高宗仍弘揚儒學，自封儒教宗主，尊崇箕子、孔子，並宣布在成均館設置招賢堂，聘請在野儒士鑒評政務。 這反映出了大韓帝國進行改革的「舊本新參」路線。然而大韓帝國政府在教育開支上嚴重不足，常年保持在財政支出預算的2%左右 ，與連年增長的軍費開支形成鮮明對照。所以日俄戰爭前的韓國新式教育儘管有所發展，但仍處於起步階段，教育事業直到光武末年才全面開花。 社會文化方面，光武改革期間，韓國報業發展很快，湧現了《獨立新聞》、《皇城新聞》、《帝國新聞》、《大韓每日申報》等近代報刊，對國民啟矇事業起到重要作用。韓文（訓民正音）得到提倡，成為韓國的國語，1902年設立了國文學校。政府公文不再只用漢字，而採用韓漢混用的字體（國漢文混用體）。隨傳教士帶來的西方文化也在持續輸入韓國。社會文化的這些新變化為後來蓬勃發展的愛國啟蒙運動奠定基礎。
意義評價
1904年2月日俄戰爭爆發，日軍攻入漢城，控制大韓帝國政府。此後韓國落入日本之手，光武改革結束。1905年，《乙巳條約》簽訂，大韓帝國淪為日本保護國；1910年，《日韓合併條約》簽訂，朝鮮半島成為日本殖民地，大韓帝國滅亡。但是，光武改革作為一次具有重要意義的近代化改革，其影響仍繼續發揮，並為隨後統治朝鮮半島的日本人所沿用。比如，光武改革中的「殖產興業」政策引發了韓國人辦實業的熱潮，為後來的實力養成運動作鋪墊；光武改革在文教方面的政策也為愛國啟蒙運動奠定基礎；光武改革所採用的西化政策也進一步深化，並更大規模的引進西方科技成果。日本統治朝鮮半島以後，韓國統監府於光武改革時期規劃的中央銀行的基礎上創辦韓國銀行（日韓合併後改稱朝鮮銀行），朝鮮總督府也在「光武量田」的基礎上實施土地調查事業，朝鮮日治時期所進行的鐵路建設也是按照光武改革所規劃的鐵路網展開的，光武改革所進行的城市建設、醫療衛生等事業也被繼續發揚。從以上事實可以看出，光武改革不僅取得了一定成果，而且具有延續性。總而言之，光武改革是朝鮮近代史上一次自上而下的近代化改革，並且是在高宗皇帝親自主導、離開外國干涉下自主進行的。光武改革是朝鮮近代化歷程中關鍵的一個環節，上承甲午更張，下啟朝鮮日治時期的經濟建設，甚至「大韓民國（第三共和國）時所發揮的經濟開發能力，這時（光武改革時）已有了體現」 ，可見光武改革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歷史意義。光武改革期間，韓國對外交流更加頻繁，出國勞務、留學的人數大為增加，韓國外交使節也被派駐歐洲，進行自主的外交活動，大韓帝國還於1900年參加了巴黎世博會，因而韓國也隨着光武改革進一步與國際接軌，融入世界文明之中。 但是，光武改革的效果和作用是相當有限的，並沒有達到實現富國強兵與維護獨立自主的目的。其局限性表現在其「舊本新參」的路線上，大韓帝國並未實施根本性的改革，許多措施也流於表面。這一弱點在政治改革上尤其明顯，高宗並未接受主張君主立憲的獨立協會的改革建議，反而強化君主專制，比起甲午更張來說無疑是一個倒退，在軍事上設元帥府，在經濟上宮內府權力膨脹等，都是君主專制強化的對應體現。同時，光武改革雖然不是像甲午更張那樣是在外國干涉下進行的，但在進行經濟建設時也極度依賴外國的資金與技術，並試圖利用列強對韓國權利的競爭來維持均勢，給虎視眈眈於朝鮮半島的日俄兩國以可乘之機。其原因從內外角度考察如下： 從內部來看，第一是光武改革的不徹底性。光武改革是在維護乃至強化舊體制的前提下進行改革的，因此並未對封建制度進行根本性的變革，而是在政治上強化君主專制、軍事與經濟上推進近代化，這種跛腳式的改革就決定了光武改革的廣度和深度相當有限，正如韓國歷史學家姜萬吉所說：「實際上皇權強化恰恰是規定並制約光武改革整體性質的根本因素，也是光武改革未能深入更未能成功的根本因素，忽視這一點而僅僅看到此時期經濟社會等表面上的某些變化而承認改革的進步意義這一立論，恐怕尚須進一步的考察」 ；第二是大韓帝國仍延續了朝鮮王朝的腐敗墮落，尤其是在光武年間專制強化、高度集權的情況下，吏治腐敗更是有增無減，不僅官員依舊貪污成風，因循苟且，皇帝高宗亦崇尚巫術，又極其貪財（宮內府權力加強及內藏院的設立便是典例）。1900年有人形容時局說：「宮禁不肅，雜進諂諛；閭里多怨，胥興騷訛。官人爵人，不問賢否；導民齊民，不制產業。規則焉，名存而實無；聚斂焉，罪重而功多。遂絕諫諍之路，廣開賂遺之門。出言正直，謂之狂妄；徼勢捷給，謂之才幹。內治漸臻頹墮，孰雲確立基礎？外交每多依附，肯曰平等條約？海陸迄無疏虞之備，廟堂既乏匡救之算，尸祿冒居而伈泄，志士退藏而慨懷，馴致岌嶪，日甚一日」。 當時的尹致昊也說：「不管是皇帝還是大臣都完全缺乏愛國心和榮譽感」。 這樣就極大影響了光武改革的執行力和效率，從而制約了改革的成果。第三是大韓帝國底子薄，財力弱，大規模引進和推廣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和生產方式很困難。而高宗解決這一問題的方式則是賣官鬻爵，當時「賣官之濫，比甲午以前殆過之」 ，同時又增收苛捐雜稅，這種竭澤而漁的方法形成了惡性循環。 從外部來看，第一是日俄的干涉。雖然光武改革是自主進行的，但在過程中仍難以排除日俄的干涉和經濟侵略，如朝鮮政府原本規定修築標準軌距鐵路，卻被俄國強迫改為符合俄國標準的寬軌鐵路，使俄國的西伯利亞大鐵路能與朝鮮半島相連，以便將來的侵略；而大韓帝國從1899年開始為建立新式貨幣制度而向各國交涉借款，也屢屢橫遭日本干涉，以使韓國的金融繼續被日本壟斷。第二是日俄勢力對朝鮮半島的爭奪。光武改革時期日俄勢力在朝鮮半島處於平衡狀態，但卻隱藏着深刻的危機，一旦失去平衡，韓國就會落入其中一國手中，因此大韓帝國雖然表面上保持獨立自主，實際上難以擺脫被外國支配的命運。高宗在對內改革的同時，對外尋求永久中立化，但在日本阻撓下失敗。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韓國被日本控制，光武改革也就失敗了。
後世爭議
後世對光武改革的研究遠比甲申政變、甲午農民戰爭、愛國啟蒙運動、反日義兵運動等朝鮮近代史課題落後。「光武改革」這一提法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完全不存在。 光武改革結束後，大韓帝國末期的知識分子普遍將光武年間視為失敗的。如金澤榮在論及甲午戰爭結束到日俄戰爭爆發這段期間時表示：「使太上皇（指高宗）乘此十年之暇，臥薪嘗膽，兢兢自治，則日本將如之何哉？無如賣官鬻爵、禳神觀劇之外，無一所知，萬機萬事，日就亂亡之塗，而惟欲仰俄羅斯人之鼻息，以為一縷之命。噫！俄羅斯人其獨無日本人之腸肚哉？故曰韓之亡，非俄羅斯之敗之故，惟吾自伐自亡而已，嗚呼痛哉！」 朴殷植則如是描述光武年間的韓國局面：「民團（指獨立協會）壞矣，輿論熄矣，凡廷臣攻擊獨立黨（獨立協會）者，皆以勞被寵，張其勢焰，自余官吏亦皆無憚於民，惟剝下媚上，毀公營私，復甲午以前之舊，反或過之。不以厚我民力為自強之圖，徒以慶運宮（德壽宮）在各國使館之側為太平之基，竭吾國財諂事外人，朝秦暮楚，擇強而交，實依賴以苟安，其能久乎？」 可見，他們痛心於日本對韓國的侵吞，所以在回溯與反省之時，都強調光武年間的腐敗而未能正視光武改革的存在，頗有恨鐵不成鋼之感。 朝鮮日治時期，史學界認為朝鮮半島的近代化建設是在日本統治下推進的，因而忽視光武年間所進行的改革。1945年以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史學界不僅迴避「大韓帝國」的存在，也將光武年間所進行的一切政治經濟政策定義為反動賣國，自然無從提出「光武改革」的說法。 而大韓民國史學界起初也未重視光武年間的近代化改革，直到1968年金容燮所撰《關於光武年間的量田事業的一個研究》一文中，才開始系統研究大韓帝國所實施的改革政策，並將改革路線歸納為與中國「中體西用」類似的「舊本新參」。 1976年，金容燮在《書評-慎鏞廈〈獨立協會研究〉》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光武改革」這一說法，指出朝鮮開港後真正制度性的改革事業是在大韓帝國時期由統治階級所主導的「光武改革」中才出現的，對其賦予較高評價。 但是，也有不少韓國學者持相反意見，比如慎鏞廈認為只有開化派主導的獨立協會才代表近代化的方向，而高宗為首的大韓帝國政府所施行的政策不能稱為改革，他說：「以獨立協會為首的改革派為了維持國家的獨立，屢次提出了能夠總體解決時代問題的改革方案，但是光武年間主政的親俄守舊派統治階層不但沒有採納並推行這些主張，而且通過強制解散獨立協會等手段壓制了他們的救國改革運動。……考察當時的事實，只能說『統治階層的光武改革』這一概念是難以成立的一種虛構。」 由此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在韓國史學界掀起了一場關於「光武改革」的爭論。後來大多數學者接受「光武改革」的說法，關於光武改革的細緻研究越來越多，並且也作為韓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而寫進了教科書中。 而且，韓國史學界也強調高宗主導的「光武改革」在批判日本殖民地史觀方面所具有的意義。韓國教育科學技術部國史編纂委員會委員長李泰鎮教授指出：「光武改革在短時間內取得了不少成果，日本覺得如果就這麼放手不管的話，征服朝鮮半島會有困難。因此，他們對俄羅斯發起戰爭，以其軍事力量推進了強占朝鮮半島的政策」。 所以他認為日本為了將殖民統治合法化，故意誣衊高宗等統治者無能或沒有近代化意志才導致亡國，迴避或否定光武改革的成果，從而得出朝鮮半島的近代化是從殖民地時代開始的、日本給朝鮮帶來新文明與科技的錯誤結論。但這種觀點帶有較強的民族主義色彩，對光武改革的評價還有待客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