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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三藏记集

《出三藏记集》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佛教文献目录。其作者为僧祐,故后人又简称为《僧祐录》、《祐录》。僧祐于齐、梁间,凭借定林寺丰富的经藏,在道安《综理众经目录》(又称《道安录》、《安录》)的基础上,“订正经译”,撰成《出三藏记集》。《出三藏记集》共15卷,包括4部分:①撰缘记,叙述印度佛经的编纂和中国译经的渊源。

②铨名录,著录佛经2162部4328卷,分12类,各类有小序,叙述该类佛经源流。③总经序,汇集佛经的序、记120篇。

④述列传,是中外32位译经高僧的传记。书后附“杂录”,著录中国学者和僧人撰写的论文或论著。全书辑录了东汉至南朝梁代诸多佛教文献,保存了东晋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374) 的原文。

《出三藏记集》不仅对后世编纂佛经目录有一定影响,而且它的“总经序”、“述列传”对后世编制一般文献目录也有一定的影响。

作者简介

僧祐(445~518),俗姓俞,祖居彭城下邳 (今江苏邳县),生于建康(今南京)。14岁出家先后入扬都建初寺、钟山定林寺,受业于法达、法颍。精通律学。曾搜校佛经,建立“经藏”。编有《三藏记》、《释伽谱》、《弘明集》等。

内容

本书编纂的用意,重点在于对佛典翻译“沿波讨源”,所以将全书分为四个部分:撰缘记,诠名录,总经序,述列传。正如僧祐自己所说:“缘记撰则原始之本克昭,名录诠则年代之目不坠,经序总则胜集之时足征,列传述则伊人之风可见。”只有从四个方面来看佛典翻译,译经的源流才能一目了然。四个部分的内容,大致如下:

一、卷一为撰缘记,记述佛典结集和翻译的起源。首先引《大智度论》、《十诵律》、《菩萨处胎经》等经律论,叙述佛典结集的缘起、经过及八藏的名称,其次论胡汉译经音义的同异,最后列举新旧译重要名相的不同。撰缘记相当于普通目录的辑略或总序。

二、卷二至卷五为诠名录,这可以说是全书的主体部分。从汉至梁六代四百多年之间译出和撰集的一切佛典,不管有无译者姓氏,一一搜罗归纳为十五录。每录之前有小序,略述该录源流。因对其所依据的《综理众经目录》有所增订,一律称为“新集”,其具体名录如下:

1、新集撰出经律论录。在《综理众经目录》的基础上加以扩大和补充,是以朝代为次序,按译者编排的译经目录。《综理众经目录》自后汉安世高至西晋末法立,共著录十七人(其中误以竺法护和昙摩罗刹为二人,所以实际只有十六人)。僧祐对于这些译本,都参照其他经录,注出异同存缺。另外于法立以前补出张骞等七人,法立以后补出卫士度等五十五人。僧祐对这一部分用力甚勤,使得六代译经的内容粗具规模。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是最为重要的一类。

2、新集条解异出经录。收录有译者姓氏、同一种佛经的不同译本。异出经即同本异译的佛经。

3、新集表序四部律录。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卷十云此录“卷中无”,可知此录至迟在唐开元年间已佚,其中内容已无从知晓。

4、新集安公古异经录。收录《综理众经目录》中所集早期译出且已散失不全的佛典残篇。

5、新集安公失译经录。收录《综理众经目录》中所集的译者姓名不详的佛典。《综理众经目录》原列有一百三十四种,但经名简略,未列卷数。僧祐均加以整理,注出异名、出据、存缺,厘定为一百三十一种,又从《综理众经目录》注经末移来十一种。

6、新集安公凉土异经录。转录《综理众经目录》中遗失译者姓名、流传于甘肃黄河以西地区的佛经。

7、新集安公关中异经录。转录《综理众经目录》中遗失译者姓名、流传于陕西关中地区的佛经。

8、新集律分为五部记录。记录佛陀涅盘后,优波离诵出律典,印度佛教律学分为五部的情况。

9、新集律分为十八部记录。记录五部律演变为十八部的过程。

10、新集律来汉地四部记录。记录《十诵律》、《四分律》、《僧祗律》、《五分律》在汉地的流传情况。

11、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收录译者或传抄者不详的失译经和别生经。僧祐经过多年的搜集鉴定,共得一千三百余种。

12、新集抄经录。收录齐竟陵王萧子良等人摘要抄写的佛经。

13、新集安公疑经录。收录道安鉴定为伪托的佛经。

14、新集疑经伪撰杂录。收录僧祐考证出来的伪托佛经

15、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收录道安的佛学著述,共二十四种。

以上十五录共收佛典二千一百六十二种,四千三百二十八卷(据《历代三宝纪》卷十五总计)。这比《综理众经目录》增加了一千五百余种,三千三百余卷。但他所搜罗到的佛典,侧重南方,因地区的限制,不免有所遗漏。

三、卷六至卷十二为总经序。卷六至卷十一辑录一些佛典的前序与后记,共一百一十篇,其中七十七篇未见于现存的佛典。辑录前序后记很有价值,这些序记实际上就是佛典提要,保存了许多可贵的资料,使后人知道译经的经过、内容、地点和时间。卷十二为“杂录”,收录陆澄的《法论》、齐竟陵王萧子良的《法集》以及僧祐的《释迦谱》、《世界记》等书的序文和篇目。这些书除《弘明集》外都已佚失,现在根据这些书的篇目即可略知其内容。

四、卷十三至卷十五为述列传,叙述历代译家和义解僧人的生平事略。前两卷记叙外国僧人如安世高等共二十二人;后一卷记叙中国僧人如法祖等共十人(附见者尚有多人)。这是现存最早的僧传,其史料多被宝唱《名僧传》、慧皎《高僧传》所采用。慧皎以后,各代僧传的叙述方法,大都因袭《出三藏记集》,只不过是略变其体例而已。

调查研究

僧祐对佛经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集经藏,访讯遐迩,躬往咨问,面质其事。”然后认真整理,“悉更删整,标定卷部,使名实有分,寻览无惑焉”,“雠校历年,因而后定”。可见他对所著录的佛典大都作过鉴定,甄别其异同和真伪,判定译者和翻译的时间地点,考证佛典的卷数、存阙,注明出自何种大本以及所依据梵本的来历,使其著录《出三藏记集》更为可靠。例如:

《大般泥洹经》二卷 安公云,出《长阿含》。祐案,今《长阿含》与此异。(《出三藏记集》卷二“支谦译”)

《私阿末经》一卷 或作“私呵昧”。案,此经即是《菩萨道树经》也。(同上)

《了本生死经》一卷 安公云,出《生经》。祐案,五卷《生经》无此名也。(同上)

《十二门大方等经》一卷 《别录》所载,《安录》无。今阙。(同上)

《总持经》一卷 祐案,出《生经》,或云《佛心总持》。(《出三藏记集》卷二“竺法护译”)

《新维摩诘经》三卷 弘始八年于长安大寺出。(《出三藏记集》卷二“鸠摩罗什译”)

《贤愚经》十三卷 宋文帝时,沙门释昙学、威德于于阗国得此经胡本,于高昌郡译出。(《出三藏记集》卷二)

《说人自说人骨不知腐经》一卷 安公云,上四十五经出《杂阿含》。祐校此《杂阿含》,唯有二十五经,而注作四十五,斯岂传写笔散,故重画致谬欤?(《出三藏记集》卷三“新集安公古异经录”)

这些著录对后世佛学研究的贡献很大,后人在研究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史时,往往征引《出三藏记集》中的资料,足见其史料价值之高。

价值

僧祐在《出三藏记集》一书中使用多种体裁,以经录为主,又有前序、后记、列传相辅,互相补充,大大加强了目录的功能。他利用前序、后记来代替解题和提要,使读者知道译经的源流、佛典流传的过程及其大意,这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后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朱彝尊的《经义考》都在《出三藏记集》的影响下,发展成为辑录体的解题目录。“总经序”后的“杂录”收录了佛教论文总集的篇目,使目录兼具索引的功能。陈垣先生对此作了很高的评价:“不幸而其书不存,吾人亦可据此篇目,略知其书之内容为何,此目录学家亟当效法者也。”“述列传”不仅对经录内译者事迹和译经年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而且使经录与僧传相结合,为后人研究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南北朝时期,佛教专科目录的价值超过了同时期的普通目录,这与僧祐等佛教学者努力寻求佛教专科目录的独自发展是分不开的。随着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流传和发展,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普通目录也著录了佛典,如南朝宋代王俭的《七志》、梁代阮孝绪的《七录》都附有佛典。普通目录虽然著录了佛典,但由于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对日益增多的佛典抱着歧视的眼光,对佛典采取排斥的态度。一些佛教学者于是在普通目录之外寻求佛教专科目录的独自发展。僧祐注意借鉴普通目录的编纂方法和分类体系,努力探索适应佛典的分类体系,促使佛教专科目录进一步的完善。反之,僧祐创立的体例如辑录序、记等,又反过来影响了普通目录的发展。

《出三藏记集》在类目设置方面也有创新之处。一些佛典有数种译本,而且还有译本不同、经名也不同的现象。因此,佛教专科目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详细著录各种译本。《出三藏记集》设置了“异出经”的类目,以译经先后为序,将“胡本同而汉文异”的佛经收在同一书名之下,加以比较,可以考证该经的流传和各种译本的情况。这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版本目录的雏形。

佛经译出后,就有人根据某一种佛经抄撮其要旨,从而成为一种新的佛典,这一类佛典称为“抄经”。抄经出现较早,一直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在《综理众经目录》中,抄经与所据佛经混在一起。僧祐在《出三藏记集》中则专门设立“新集抄经录”,使抄经与所据佛经分开,不致于本末倒置。《出三藏记集》还将律典从佛经中独立出来,对律学的源流、部派以及在中国的流传情况详加叙述。

《出三藏记集》的类目设置为以后佛教经录的编纂开创了许多法门,促进了佛教目录学的进一步发展。此后法经的《众经目录》,分一译、异译、失译、别生、疑惑、伪妄等六类,几乎全采用《出三藏记集》的分类方法。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分有译有本录、有译无本录、支派别行录、删略繁重录、拾遗补缺录、疑惑再详录、伪妄乱真录等七类,亦未超出《出三藏记集》的范围。

失考之处

《出三藏记集》也有失考之处,如卷十三《康僧会传》将《阿难念弥经》、《镜面王经》、《察微王经》、《梵皇王经》与《六度集经》并列。其实这四部佛经全收入《六度集经》中,不应当单独列出。又如《盂兰经》一卷,《出三藏记集》卷四作失译,其实此经为竺法护译。被《出三藏记集》卷四列作失译的佛经还有《观无量寿佛经》(实为畺良耶舍译)、《法华三昧经》(实为智严译)。不过与僧祐的考据成就相比,这些失误仅仅是白璧微瑕而已。

梁启超曰:“吾侪试一读僧祐、法经、长房、道宣诸作,不能不叹刘《略》、班《志》、荀《簿》、阮《录》之太简单,太素朴,且痛惜于后此踵作者之无进步也。郑渔仲、章实斋治校雠之学,精思独辟,恨其于佛录未一涉览焉,否则其所发挥必更有进,可断言也。”由此可见《出三藏记集》的目录学价值非常之高。这主要是由于佛教学者的思辩能力强,逻辑思维能力高出一般学者之上,他们编纂的经录也就具有很高的目录学价值。遗憾的是,历代大多数目录学家由于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不愿深入钻研佛教经录,否则古典目录学还会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