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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景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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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刘景范 别 名: 又名刘荡平，字子忠 国 籍: 中国 民 族: 汉 出生日期: 1910年9月20日 逝世日期: 1990年8月9日 出生地: 陕西保安（今志丹县）金鼎镇 |
刘景范（1910.9.20 －1990.8.9），又名刘荡平，字子忠，刘志丹胞弟。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金鼎镇芦子沟村。抗日战争期间，刘景范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秘书长，边区政府委员，陕甘宁边区建设厅长，民政厅长。解放战争期间，刘景范历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秘书长，边区政府民政厅长、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景范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等职。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刘志丹案被牵连。1978年他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副部长。此后担任中顾委委员。1990年8月9日，刘景范在北京逝世。终年80岁。[1]
家庭出身
刘景范，幼时受祖父刘士杰(清未拔贡)的启蒙教育，勤奋好学，12岁时丧母，辍学在家协助父亲刘培基挑起全家八九口人生活的重担。劳动之余，认真阅读长兄刘志丹从外地带回来的一些革命书刊，了解社会的变化，向往革命。
开始革命
1928年秋，渭华起义之后，刘志丹回到家乡从事革命活动。刘景范在其长兄刘志丹的带动下参加了革命，次年随刘志丹在陕北从事兵运工作。193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夏，协助刘志丹在南梁地区组建游击队，同年冬天，任西北反帝抗日同盟军第二支队一大队副队长。1932年3月返乡开展农民运动，1934年2月任保安游击支队支队长，率领游击队在保安、安边、延边、庆阳一带开展游击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10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42师2团团长，率部参加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作战。1935年4月后，历任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军事部长，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指挥地方武装配合主力红军反“围剿”和清剿土匪，为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9月上旬，刘景范和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王生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得知红25军长征到达永宁山的消息后，当即召开党 政军干部会议，动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欢迎与慰劳红25军将士。会后，又亲自与习仲勋带着保卫分队和交通员去永宁山迎接红25军。9、10月间，在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下，陕北错误“肃反”，使刘景范和陕甘边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遭受迫害，直到中央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才被党中央解救出来，重新分配了工作。
1935年12月，刘景范任中共三边特委委员兼军事部长，平叛了因错误肃反造成的“三边事变”和“赤安事件”彻底地消灭了几个县内千余名叛匪，为红军顺利东征和西征扫清了障碍，为中共中央迁驻保安创造了条件。
陕甘革命
刘景范不到18岁就参加了革命活动，19岁随兄长刘志丹从事兵运工作。1930年，刘志丹初创红色武装南梁游击队，刘景范是最早加入的游击队员，他吃苦耐劳，作战勇敢，很快就担任了班长、中队长。1931年底，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队在甘肃正宁桥子村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刘景范任第二支队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协助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支队长刘志丹做了许多工作，有效地制止了一些违犯群众纪律、开小差逃亡的情况，第一大队的战斗力因而得到明显提高。
1932年3月，刘景范返回保安家乡，发动农民运动。经多方努力于1933年领导组建了保安游击队，任保安游击队队长。1934年2月，保安游击队扩编为保安游击支队，刘景范担任游击支队支队长。他率领这支新建的红色武装转战陕北保安、靖边、定边和甘肃庆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巩固和扩大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934年10月，为发展以甘泉下寺湾为中心的南梁根据地东区，壮大正规红军，陕甘边特委和军委决定抽调庆阳、合水、保安游击队各一部，在南梁阎家洼子组建红26军42师第二团，刘景范任团长。1932年12月，以陕甘游击队为基础创建的红26军只编有第二团，陕甘边的老同志们亲切地将这支西北第一支正规红军称为“红二团”。可惜这支部队在南下渭（南）华（县）地区的军事行动中，被兵力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围追堵截，最终失利。刘景范任团长的新的第二团也称为红二团，虽只辖两个步兵连、一个少年先锋连，却被陕甘边的老战士们寄予了深切的希望，希望他们像老的红二团一样英勇善战。
新的红二团在刘景范的指挥下果然不负众望，在与国民党17路军、84师、35师等部的战斗中打出军威，在红26军的军史上留下了重重的几笔。
1935年2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及红26军 、红27军。在随后进行的反击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的作战中，刘志丹把主要用兵方向放在陕北，刘景范接受的任务是：在陕甘边率红26军红二团与红一团等部协同作战，拖住“进剿”陕甘边的国民党军35师、42师、61师，使其不能进入陕北合击红27军和红26军第三团。刘景范指挥红二团以南梁为依托四方出击，死死拖住了从宁夏赶来的国民党军35师，有力地配合了刘志丹部署红27军和红26军第三团，在陕北集中兵力打击国民党晋绥军和高桂滋部84师。国民党军35师系宁夏马家军首领马鸿宾的部队，以骑兵为主，战斗作风极其强悍。1935年8月，红25军长征路过马鸿宾的地盘时，在甘肃泾川遭35师骑兵部队208团追袭，红25军政委吴焕先就是为摆脱险境在率部反击敌35师208团的战斗中牺牲的。35师并不好对付，一旦这支部队进入陕北，会为反第二次“围剿”作战增添许多麻烦。刘景范为牵制35师，付出了 许多心血。1935年3月中旬，刘景范指挥红二团在南梁地区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打法，阻击了35师近一个月。以微小的代价完成阻 击任务后，红二团转移至陕甘边的西北区、东北区，继续与35师周旋。1935年4月，刘景范接替刘志丹担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同月下旬，他看准战机，指挥红二团在杨清川伏击警三团骑兵连获胜。接着，他又于5月中旬指挥红二团奔袭宁塞川、五城镇，歼灭当地 民团200余人。随后，刘景范和继任红二团团长孔令甫率红二团乘胜奔袭吴起镇，歼灭了吴起镇民团，解放了吴起镇，为几个月后中央红 军长征到达陕北，准备了一个宝贵的落脚点。
在紧张的反“围剿”战斗的间隙，刘景范还建议创办一所军事学校，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通过此建议后，军事学校在王家坪开办，轮训基层军事干部。这所学校为提高红26军和红27军军事干部的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年8月，西北红军反第二次“围剿”作战取得胜利，共歼灭国民党军2000余人，解放6座县城。刘景范在陕甘边指挥红二团等部牵制了10倍于己的敌兵，为这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保障。
1935年9月，红25军军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率红25军自鄂豫陕根据地长征进入陕甘边。奉刘志丹之命，刘景范与陕甘边苏维埃主席习仲 勋一起，前往保安县瓦子川热情迎接，引导红25军东进至西北军委驻地延川县永坪镇，与红26军、红27军胜利会师。
刘志丹是中央军委确认的36位军事家之一，在指挥陕甘边、陕北的革命战争中，经刘志丹、刘景范和战友们共同努力，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
一是实事求是、先打弱敌。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弱小的红军不能与强大的国民党正规军硬拼，而应先打战斗力相对较差的地主民团，夺取武器、壮大实力、获得战斗经验后，再打国民党正规军。刘志丹是这样将陕甘游击队、红26军发展起来的，刘景范领导的保安游击队和保安游击支队也是这样发展起来。从在照金、南梁打民团，到第二次反“围剿”成营成团地歼灭敌正规军，证明了这一军事思想的正确。
二是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也是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指挥作战的要则。1935年西北红军反第二次“围剿”作战中，刘志丹集中了能够集中的所有兵力围攻靖边县城，而暂时置其余敌军于不顾，以红军3500余人对靖边守军600余人作战，结果一举歼灭了靖边守敌，解放了靖边县城。
三是避实击虚、声东击西。1932年5月底，刘志丹率陕甘游击队东进，兵锋原本指向东北方向，从鄜县（今富县）牛武镇出发后却突然折 向东南，突袭宜川县的英旺镇，重创没有防备的国民党军86师一个营，缴枪300余支。刘景范任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之初，指挥红二团 明里摆出阻击35五师主力的架势，暗里却集中兵力在杨清川打伏击，将警三团骑兵连歼灭。
四是重视党的领导、政治工作。1931年，“左”倾错误的推行者们下令在全国各路红军中取消了党委制，代之以所谓的“政委最后决定权”制，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却没有执行这一错误的决定，在陕甘游击队、红26军中继续实行党委制。为加强政治工作，每个连除设指导员外，还增设一名专职的党支部书记。西北红军能够屡次遭遇失利后迅速恢复，能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发展壮大，正是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高度重视党对军队的领导、重视政治工作的结果。
刘景范在创建和巩固陕甘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坚决支持刘志丹等同志，根据西北的具体情况发展红色武装，指挥作战避实击虚，在保存红军的前提下打击敌军；他善于排兵布阵、带兵打仗，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在严峻、复杂的情势下，他顾全大局，维护各路红军的团结。他是一位既有军事谋略，又有政治头脑的指挥员。应该说，西北革命根据地能够成为全国土地革命战争中唯一保存下来的红色根据地，能够成为红军长征的最终落脚点，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都是与陕北红军的英勇战斗分不开的。
担任要职
曾任司法工作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等职，在边区政府工作，他是林伯渠主席的得力助手，对民政、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有着许多建树，深受林伯渠主席的赞许。特别是协助林伯渠实行“三三制”，执行精兵简政，坚决落实精简、节约、统一、效能和反对官僚主义，有力地促进与巩固了边区的政权建设。他还为边区的基层政权建设，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一定贡献。
曾任西北野战兵团和西北野战军后勤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西北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等职。组织动员边区群众支援前线，曾参加保卫延安、沙家店、瓦子街、陕中、兰州等战役战斗的组织指挥工作，为保卫陕甘宁边区，转战陕北，消灭国民党胡宗南匪军，解放大西北，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建国后为建立和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人民监察体制，监督国家政策、法令和经济计划的正确执行，查处官僚主义及违法失职行为，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顺利进行，做出了突出贡献。“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严重迫害，被入狱长达7年之久。但他刚直不阿，坚持真理，对党忠贞不渝。
197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为刘景范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先后担任民政部副部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平反后，他为拨乱反正，重建民政工作尤其是我国救穷救济工作费尽了心血。1990年8月9日，病逝于北京，终年80岁。
刘景范，1910年9月20日生，陕西省保安（今志丹）县金鼎乡楼子沟村人。字子忠。知识分子家庭出身。12岁丧母并辍学参加劳动。1928 年7月参加革命活动，在其兄刘志丹的影响下，参与组织陕甘边革命力量发动武装起义。
抗日战争
1930年初受党组织派遣到国民党杂牌军中从事兵运活动。9月回到家乡协助组织革命武装。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夏协助组建游击 队。同年秋冬任南梁游击队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同年冬任西北反帝同盟军第二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1932年初离开部队返回家乡，秘密开展革命斗争。1933年3月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委员。同年秋率30多名贫苦农民参加保安县红军游击队，先后担任队长、陕甘第二路 游击大队第二支队队长兼政治指导员等职，领导游击队打击反动地方武装，建立人民政权。
1934年5月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至1935年2月任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二团团长。参加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斗争。1935年2月至11月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春至11月任中共陕甘边特委军事部 部长。同年九十月间，在“左”倾冒险主义执行者错误的肃反中被关押。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获释。11月任中共三边特委委员兼军事部部长。1936年1月任中共赤安（志丹）中心县委委员。6月至12月任赤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兼中心县委军事部部长（至同年9月）。同年 任三边游击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年12月至1937年4月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省委军事部部长。1937年4月至9月任中共陕甘宁省委 书记。同年5月至1939年11月任中共陕甘宁特区委员会执行委员。参加领导巩固和发展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同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同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当选为边区政府委员。同月至1940年10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厅长。1940年9 月至1941年5月任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常务委员。1940年10月至1948年4月任陕甘宁边区民政厅厅长、保健委员会委员（至1945年8月）。
1941年5月至1949年9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1941年8月至1945年8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委员。1941年8月任陕甘宁边区民族事 务委员会委员。11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副秘书长（至1946年4月）、边区整编委员会主任。12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教育委员会委员 。1942年2月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土地政策研究委员会召集人。6月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群众工作研究委员会成员。在1943年1月在西 北局高干会上，与高岗保持一致，宣传高岗关于西北红军历史和西北革命史的观点，积极揭发并参加对阎红彦和吴岱峰等人的批判，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和重视，是因此受到表扬奖励的22名领导干部之一，毛泽东亲笔为其题词以示褒奖。1943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精 兵简政委员会成员。同月至1945年8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司法委员会委员。1943年6月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研究各地财经机关统一领导委员会成员。参与巩固建立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组织领导工作，特别是边区政府的民政、经济、法制建设工作，组织人民群众支援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1945年4月至6月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参加中共七大。同年12月至1948年7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组常务干事。1946年4月至1949年9月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秘书长。协助主席林伯渠领导发动陕甘宁边区广大群众支援自卫战争，进行土地改 革。1946年6月至1947年3月任中共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1946年12月至1947年初兼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审计处处长。1947年4月至1949年2月兼任西北野战军前委常务委员、后勤部司令员及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党委委员，全面负责西北野战军的后勤工作。1948年12月起任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组书记。1949年2月至9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务委员、西北财经分会委员、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其间：2月至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后勤部司令员、中共第一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委员。
建国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54年9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任，1949年11月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委员、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分党组干事会书记（至1953年）。1949年10月至1950年2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务委员。1951年12月至1955年4月任中央人民政府直属机关委员会第二书记，1955年4月至1956年6月任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委员会第二书记。1953年至1954年10月任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党组书记、监察部副部长。致力于建立和健全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民监察体制。曾兼任中央贯彻婚姻法委员会主任。1955年5月至1965年4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副部长。
文革期间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给予平反，恢复名誉 。
恢复工作后
1978年5月至1982年3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副部长、党组成员。1983年至1984年任中共中央整党联络组组长，为党的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做了大量工作。是中共七大正式代表，中共八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十三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平反后，他为拨乱反正，重建民政工作尤其是我国救穷救济工作费尽了心血。
1990年8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社会纪念
2010年9月4日，当年陕甘边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创始人之一刘景范诞辰100周年纪念会在北京举行。
老红军、谢觉哉夫人王定国，高岗夫人李立群，刘景范战友、曾任广东省委常委与副省长的黄静波，秦力生夫人阎佑西，曾在陕甘宁边 区和监察委员会与刘景范一起工作多年的彭达，刘志丹妹妹刘荣，科学院院士、地矿部原总工李庭俊，民政部原副部长邹恩同、李宝库，原谢觉哉秘书吉世霖，工人出版社原社长胡甫臣，某集团军军史馆馆长刘国辉，中共延安市志丹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蔡孟亨等数百人，参加了纪念会。
刘景范的女儿刘米拉首先在纪念会上发言，简要介绍了父亲18岁参加革命、工作62年、“一生坎坷，但忠贞不渝地为革命工作”的经历。她在谈到之所以要举办这次纪念活动时说：“这是为了保存历史的记忆，是为了缅怀我们的父辈这一代人，缅怀这一代人打下的江山，缅怀这一代人艰苦奋斗、一心为民的精神。我们缅怀张邦英叔叔、张秀山叔叔、习仲勋叔叔、张策叔叔等等。这些与我父亲一起战斗、一起工作的前辈们，他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革命兄弟；缅怀被无辜迫害致死的贾拓夫伯伯，缅怀至今蒙冤的高岗伯伯；缅怀在战争中牺牲的我们的刘志丹伯父、杨琪伯伯、杨森叔叔等大批革命先烈。这个国家、这个事业，不是一个、两个、几个人创建的。是一个有顽强意志的群体创建的。我们要记住这段历史，并传给下一代。”
刘米拉在发言中还介绍了她父亲在回忆陕甘宁边区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回顾当年在延安工作和学习的情景：“吃的是小米，少肉少菜；穿的粗布衣服，单衣一年一套，棉衣三年一套；住的是自己打的土窑洞，只有一床、一桌、一凳，出门下乡靠两条腿，餐风宿露，艰苦备尝；工作之余，还要自己动手种地种菜，纺线线，还有一定的上缴任务。然而，大家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不顾个人身家性命、荣辱利害和安危得失，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延安精神，共产主义精神！我们的政权建设，没有这样一大批不谋私利、一心为公、一心为人民的人，是不能成功的。”
刘米拉深情地说：“这是我父亲的原话，这才是真正的延安精神。像现在的卖官鬻爵、贪官污吏，怎么能跟这种精神相比？我们缅怀老一代，记住这些历史，希望能把这种精神传下去。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刘景范当年的战友、曾任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的黄静波，年高93岁，今天特意从医院抱病出席纪念会，并委托儿子黄少南在会上发言。黄少南说：“景范伯伯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劳大贡献的人。一、他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和陕甘红军创建时重要的组织者和开创者。二、他为陕甘宁边区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陕甘宁边区是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是党领导的解放区的首府。边区是新中国的雏形，边区政府建设经验，对后来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有着巨大意义。三、在保卫延安、转战陕北、解放大西北的战争中，景范伯伯任西北野战军一年（后改称第一野战军）的后勤司令。他领导后勤，并以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身份，动员边区数百万人民之力，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有力地保证了战争的胜利。不仅保卫了党中央、毛主席，而且在经济落后，自然环境恶劣，地域辽阔，人烟稀少，生产力低下，物资极为匮乏的作战地域，后勤装备落后，全靠人背、驴驮马拉的情况下，演绎了一出以穷战胜富、以弱战胜强、以小战胜大的历史壮剧，有力地诠释和体现了毛主席领导的英明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黄少南接着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景范伯伯在政治上遭遇厄运，蒙冤受屈已是人所共知的事，但景范伯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却一以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