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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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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夏大學文學院院長 | |
| 出生 |
1913年 江蘇武進 |
| 逝世 | 2005年 |
| 國籍 | 中國 |
| 別名 | 吳瑤青 |
| 職業 | 教育科研工作者 |
| 知名作品 | 《中國歷史大系》 |
吳澤(1913年--2005年8月6日)原名吳瑤青，1913年1月13日出生於江蘇武進的一個農家。幼年喪父，家境貧寒，自小就對世間的不平、特別是當時農民的疾苦，感知頗深。他7歲入私塾接受啟蒙教育，後就讀於常州和無錫的新式學堂。1930年夏，考入上海大夏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附屬高中部， 1933年7月畢業。
人物經歷
1933-1949年
1933年9月，先生考入北京中國大學經濟系，師事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李達和呂振羽等。在他們的指導和影響下，開始比較系統地學習馬克思主
義理論，並用以研究經濟學和中國社會經濟史，逐步走上了學術研究之路。
1935年12月，先生參與了"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不久，又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一一"民族解放先鋒隊"，積極投身於民族救亡的鬥爭洪流。 "七·七"蘆溝橋事變後，先生自中國大學畢業，幾經周折， 回到老家常州，與幾位舊時同學創辦《抗敵導報》。因在創刊號上發表《從淞滬抗戰看中日戰爭的前途》，對國民黨當局有所指責，被捕入獄。後經親友多方營救，才得以釋放。旋在南京《金陵日報》上發表《庭訊》一文，披露自己在獄中受審情況，揭露國民黨監獄的黑暗內幕。1937年10月，先生攜家離常，顛沛流離於鎮江、武漢等地。
此期，先生的學術思想漸趨成熟。為配合當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形勢，他以筆作槍，先後撰寫了《中國人種起源論》、《中國歷史是停滯倒退的麼?》等多篇戰鬥性極強的論文，對形形色色的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侵略史觀開展猛烈的批判，並以飽滿的熱情和酣暢淋漓文字，弘揚中華民族悠久的文化傳統和愛國主義精神。期間，先後出版了《中國歷史研究法》、 《中國原始社會史》和《中國歷史簡編》等著作。他關於古史研究的重要著作《中國歷史大系·古代史》(又名《殷代奴隸制社會史》)，也是在這一時期完稿的。這些著作都是我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在抗戰特殊歷史時期的重要獲創。
1945年9月，先生攜家赴貴州赤水，任教於大夏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次年夏，隨大夏大學遷回上海時解放戰爭已爆發，上海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大學校內國民黨特務活動十分猖獗。由於先生早以唯物史觀研治中國史而著名，故屢遭特務盯梢、抄家，乃至通緝和列入黑名單。對此，先生毫無懼色。
1946年10月，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以一個地下黨員的身份，堅守理論陣地，在思想文化戰線上為迎接上海的解放和新中國的誕生而緊張地工作。
先生的學術研究始終飽涵着關注現實、憂國憂民和改造社會的情懷。針對當時有人鼓吹尊孔讀經，企圖把新文化建設引向歧途的做法。他通過深入研究中國學術思想源流，先後發表了《孔孟的政治思想》、《荀子的封建改制論》、《儒教叛徒李卓吾》等，為思想界反對封建專制獨斷主義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政權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當時學術思想界有人幻想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走"第三條道路"。對此，先生引古籌今，接連在《中國建設》等雜誌上發表了《保 皇黨的反動路線與綱領》、 《保皇思想的墮落再墮落》以及《梁啓超的擁袁與倒袁》等論文，以康梁的政治實踐，論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任何自上而下的改革和維新都是行不通的，只有通過社會革命，才能徹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這些論文後結集成《康有為與梁啓超》、《論自由主義》兩書，於1 948年出版。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先生參與了接管大夏大學的工作，並任大夏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教務長和文學院院長[1]。
1951-2002年
1951年，大夏大學與光華大學等校合併為華東師範大學，從此長期擔任歷史系主任。為繁榮新中國的學術事業，先生參與創建了中國史學會和上海歷史學會，並先後擔任中國史學會理事和常務理事、上海歷史學會黨組書記和副會長。八十年代以後，又創建了上海市華僑歷史學會，並任首任會長。
從五十年代中期開始，先生將學術研究的重點逐步轉移到馬克思主義東方學理論和古代東方史的領域，發表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研究》、《古代東方社會的特點問題》、《古代公社與公社所有制諸形態》等一系列重要論文，成為古史學界"西周封建說"理論的代表人物之一。與時同時，先生還在中國近代史學史、學術思想史的研究中，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並着手主持編寫《中國近代史學史》等。
在"文革"浩劫中，先生被誣為"反動學術權威"、 "三反分子"，飽受精神和肉體的嚴重摧殘。但其追求真理的勇氣，依然一如既往，堅信"四人幫"及其爪牙們的倒行逆施，最終必將受到人民的公審和歷史的懲處。
粉碎"四人幫"以後，先生蒙受十年之久的不白之冤終於得到徹底平反，重新出任歷史學系主任。並被聘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評議組成員和召集人、《中國歷史大辭典》總編。改革開放以來，先生以古稀之年，依然勤奮著述，筆耕不輟。除繼續馬克思主義東方學理論的研究之外，還在華僑史、客家學、通俗史學等多個領域進行了大量的拓荒性工作。t99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東方社會經濟形態史論》。
2002年，《吳澤文集》四卷，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是他半個多世紀以來學術成果的結晶。
先生是我國老一輩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他的一生，是關懷民瘼、積極投身社會改造和進步事業的一生;是勇於探索、為追求真理而努力奮鬥的一生。他從事史學研究七十餘年，在深化中國古史分期問題、社會經濟形態學說和古代東方社會的理論研究等方面，成就卓著，貢獻突出。他終身從事高教事業，培育了一大批教學和科研的英才。特別是1978年學位制度建立以來，擔任中國古代史和史學史雙學科博士生導師[2]，先後培養了十多屆近40名先秦史、隋唐史和中國史學史等專業的博士研究生。為我國學位制度的建立、完善和研究生教育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3]。
先生的逝世，是我國史學界的重大損失。他畢生追求真理的精神，他的學術成就和誨人不倦的師風，將成為我們重要的精神財富。我們要繼承他的遺願，為繁榮我國的歷史學，弘揚中華學術文化而不懈努力。
人物著作
《中國歷史研究法》 重慶峨眉出版社1942年11月版
《中國原始社會史》 桂林文化供應社1943年3月版
《中國歷史簡編》 重慶峨眉出版社1945年7月版(原名《中國社會簡史》，1 942年10月由桂林學藝出版社出版，經修改增補，改今名)
《論自由主義》(筆名宋魚) 上海新知書店1948年8月版
《康有為與梁啓超》 上海華夏書店1948年11月版
《儒教叛徒李卓吾》 上海華夏書店1949年4月版
《中國歷史大系·古代史--殷代奴隸制社會史》 上海棠棣出版社1949年9月版
《地理環境與社會發展》 上海棠棣出版社1950年2月版
《歷史人物的評判問題》 上海棠棣出版社1951年7月版
《中國通史基本理論問題論文集》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60年2月版
《東方社會經濟形態史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中國歷史大辭典·史學史卷》(主編)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年版
《王國維全集·書信卷》(主編) 中華書局1984年3月版
《史學概論》(主編) 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中國近代史學史》(主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6月版
《吳澤文集》(四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