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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律》是晋武帝司马炎在泰始三年（267年）完成并于次年颁布实施的，但在他的父亲司马昭辅佐魏政期间就开始了。当时司马昭命贾充、羊祜、杜预等人参考汉律、魏律开始编纂，到司马炎建立西晋后不久完成。因颁行于泰始年间，故又称《泰始律》。
张斐、杜预为《晋律》作注解，经晋武帝批准“诏颁天下”，注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此该律又名《张杜律》。此后，律令界限清晰化，令不能再转化为律。[1]
概述
《泰始律》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其主要特点是“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
魏元帝曹奂咸熙元年（公元264年），晋王司马昭“患前代律令本注烦杂，陈群、刘邵虽经改革，而科网本密。”“于是令贾充定法律令”（《晋书·刑法志》），与羊祜、杜预等十四人典其事。律未修完，晋已代魏。直到晋武帝泰始三年（公元267年）修律完成，泰始四年颁行天下，称为《泰始律》，即《晋律》。在损益汉《九章律》和魏《新律》的基础上，《泰始律》为20篇，计为刑名、法例、盗律、贼律、诈伪、请赇、告劾、捕律、系讯、断狱、杂律、户律、擅兴、毁亡、卫宫、水火、厩律、关市、违制与诸侯律，共620条，27657个字。《泰始律》比前代律令的内容有所放宽。它“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对女子的判处也有从轻从宽的用意。
《泰始律》的这些变化，使其在实行中能够起到缓和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作用，有利于巩固司马氏的江山。《晋书·刑法志》称其“蠲其苛秽，存其清约，事从中典，归于益时”。《晋律》在体例的改进和条文的简明方面，都突破了秦汉以来的传统旧律，是我国古代法律编纂史上的一大进步，成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最具影响的一部法典，南朝宋、齐、梁均承用。
篇目从十八到二十，体例的设置、条文的安排更为合理，用词也更确切。《晋律》将《魏律》的《刑名》篇分成了《刑名》和《法例》，放在首要位置，完善了《魏律》的刑法总则部分。
《晋律》篇目较汉《九章律》增加了十一篇，而条目仅汉律的1/10。
晋律的文字比较简约，律文只有“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言”，“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较汉律的七百余万字是大为精简了。
作用与地位
《晋律》在中国法律发展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南北朝乃至隋唐的法律无不打上它的烙印。
晋律以宽简著称，是中国古代立法史上由繁入简的里程碑。晋律还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唯一通行于全国的法律，并被东晋和南朝所沿用，也是这一时期承用时间最长久的一部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