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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男，1989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动力系，获工学学士学位，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写作，1991年开始小说写作。1994年辞去公职，现为自由作家。著有小说集《我爱美元》（1997年）、《因为孤独》（1998年）、《弟弟的演奏》（1998年）、《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2000年），长篇小说《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1999年），诗集《他们不得不从河堤上走回去》（2002年）。电影作品有：《巫山云雨》（编剧，1995年）、《过年回家》（联合编剧，1999，获第5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海鲜》（编剧、导演，2001年获第5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委特别奖” ）、《云的南方》（编剧、导演，2002年在第54届柏林电影节上获“亚洲电影促进网络”大奖）。2004年获香港国际电影节火鸟大奖新秀竞赛金奖和国际影评人联盟奖。根据小说《我负责的一桩案件》改编。获第14届意大利都灵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第1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新潮流”金奖等多项奖。

人物经历

1998年，他发起主持了一次名为“断裂”的活动，向全国73位青年作家发出问卷调查，促进文学界对现存文学秩序进行反思。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触电”，写过的电影剧本有《巫山云雨》、《过年回家》、《火车，火车》、《海南，海南》等。由朱文自编自导的电影《海鲜》，在9月刚刚结束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获“评审团大奖”。 　　

朱文永远是个异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不在江湖中”。 　　

如今他的小说已经和方文山的歌词、崔健的摇滚乐一起收录到了大学课本之中，朱文怪不好意思的，“那时还年轻，写起来肆无忌惮，那些东西还是不适合给孩子们读。”人到中年，朱文突然变得安分起来。曾经的他，还和作家韩东、画家毛焰一帮南京文艺圈的哥们混过，“那绝不是为了交流创作，就是为了吃喝玩乐。”而现在的朱文，戒了六年烟，结了三年婚，不开车，不喝酒，平时爱遛狗、爬山、喝普洱，他决定让自己“活得明白”。 　　

在《小东西》的结尾，主演毛焰和托马斯在一起喝的就是普洱茶。毛焰告诉托马斯，这普洱茶不是二十年的，也不是十五年的，而是十年陈的，老外托马斯回答道：“十年，but good enough!”这便是朱文对友谊的注脚。“我喜欢一切带有时间痕迹的东西。俗话说，三生修得同船渡。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碰到一起，讲究的是因缘。” 　　

几乎所有采访者都会问朱文一个同样的问题：作为一个非科班出身的艺术家，你的创作到底来源于何处？朱文每每都会给他们两个字：“天赋”，紧接着再加上一句“虽然我讨厌使用这个词。”的确，1994年之前，他还是南京一家国企的锅炉工程师，他在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既不是小说，也不是诗，而是一篇关于锅炉结构设计的专业论文。由于父母在“文革”期间受到了巨大的打压，“思想活络”的朱文从小就让他们担惊受怕。学理科，是父母的要求，安分守己地靠手艺吃饭，那是他们对他的期许，却没想到朱文还是走上了艺术这条道路。 　　

要是在不开机的时候，朱文的作息是很正常的。“甚至有点老龄化”。他一般六七点钟就起床，拉起他家那只才五个月大的金毛狗，下楼去散步，“我是我家小区花园的最大受益者”。于是，一路上，小说家朱文会遇到各种闲散的保姆和老人，他边遛狗边端详着他们，故事早已在脑海里萦绕不去。“通常，我的脑子里就有十个故事，那你就让它们漂浮在那里，并不理会它们。就等着看哪一个故事迫使你把它写出来。” 　　

现在，总有人会要求朱文提炼一下自己这仅有的三部作品，来谈谈它们共同的主题。每当这个时候，朱文总是会回到自己的原点。“以前以为自己拍《海鲜》，那纯粹是种偶然，后来想想，却是必然。我老家靠海，爷爷爸爸都曾当过渔夫，靠海吃饭。我成长在内陆，从小别人家都吃淡水鱼，我家却总是吃冰冻海鲜。我一直很奇怪这到底是为什么，原来，一切都流淌在你的血液里。《海鲜》带我回到海边，《云的南方》带我来到山那边。我所有的艺术，一贯的意愿都是想摆脱万有引力。

关于朱文的电影，其实我们知之甚少。 　　

比如《海鲜》，比如《云的南方》——《海鲜》连盗版碟都没有，《云的南方》曾在中央台的某个频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播放过，而且据说是在深夜。

朱文本身也很少谈自己的电影。他在这方面，有惜字如金的意思。 　　

他很少出现在媒体，但他也不神秘。至少，他没有把自己打扮得很神秘。他可能要比过去胖一点，衣着普通，一脸和蔼笑容。他不倨傲。他出现在清华南门的某个咖啡屋里，戴着一顶帽子四处张望。这时候，他有点像他过去的青春期，张望着，逡巡着。这就是朱文，非常具体，身形高大，但是无法继续了解他的前史和未来。任何一个热爱过文学的青春期的文学青年都有可能热爱过朱文十年前的小说。《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我爱美元》以及《人民到底需要不需要桑拿》，他的小说那么特立独行，极度个人化，荒谬而滑稽，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那是所有人的青春期吗？ 　　

朱文的敏锐在于，他比任何一个人更快速地记载，并且，迅速放弃了写作的营生，投向他更热爱的电影。就像1994年，一个持有两千吨级司炉证、擅长在图纸上雄图伟略的杰出工程师，突然打算离开这个游刃有余的岗位（也有传说是被开除的），开始不靠谱的写作生涯。他知道自己天生是一个作家。他现在又要证明他天生是一个导演，他不认为陈凯歌、张艺谋是天才导演，因为他们都没有原创性，只依赖于摄像和剧本。他的自信是经过验证的，所以并不令人生厌。

难忘大厂生活

朱文有一篇小说《到大厂到底有多远》，描述了去南京郊区大厂时的一段坐车经历，冷峻而又温情，在其众多小说中并不是很起眼，但后来却被很多评论家一再提及。 　　

很多人认为，朱文开辟了写小说的地理概念，自他以后，不少作家都喜欢在其作品中描绘身边的公交、街道等等，并作出对生活看似冷静的剥离。他的《段丽在古城南京》《达马的语气》都堪称是其中的经典。那些熟悉的南京地名和日常生活，虽然仅仅作为一种疏离的背景出现，但这正体现了朱文作为一个异乡人对南京的特殊情感。 　　

“那时有大部分时间在全国到处乱跑，但在南京大厂工作的那五年对我整个的影响实在很重要，走到哪儿，别人还是会习惯说这是从南京出来的作家。只是，我不喜欢那种重复性很强的事情，我很喜欢电厂的工作，因为它有价值感，每天都在创造财富，但重复……5年对我来说已经是极限了。” 　　

写有那么多关于南京的小说，已在国际影坛赢得不少声誉的朱文并没有忘记南京这个地方，他表示，在适当的时候，用电影来展现对南京的所思所想并不是不可能。

本质性作家

南京有一个著名的诗人作家圈，他们作为一个团体的名字叫做“他们”，这拨人是韩东、朱文、于小韦、丁当、吴晨骏、刘立杆、鲁羊以及年轻一辈的曹寇、赵志明等人。朱文当年在工厂当锅炉工，在三班倒之余拼命写作。 　　

到1999年为止，朱文总共写了80万字，觉得自己写得够多的了，自那后再没写过一个字。直到现在，他的声名也远没有达到大众化的程度，小说的印量很小，一直不太容易买到，爱好者们以在论坛上传贴其小说并交流看法为乐趣，可以说朱文是作家中的作家，在写作圈内具有相当大的力场，他的写作影响了一批人，不少年轻作家如李红旗、李师江等都自承深受其影响。 　　

朱文的写作深入了每一个人的存在状况，他以高度的耐心与热情去描述吃喝拉撒、无目的的游荡、突如其来的意外，展示生活中最百无聊赖、最微不足道、最容易被我们自己忽略的琐屑细节，陌生、荒诞，然而这又正是我们所熟悉而又麻木不仁的。他说，“无聊之处见真知”。 　　

他的笔下有无聊而躁动不安的年轻人，有压抑了大半辈子的老年人，有破罐子破摔的艺术圈女性，他不替他们辩解，也不对他们作出评判，他尊重并理解这些人，让他们自主地在各种关系和命运里浮沉，在迎面而来的诱惑和打击前，或是一再被羞辱，或是偶然地重获尊严。 　　

朱文曾说，“一个好的小说家讲述的每一个故事首先对他自己而言必须是必要的，它只能来自你诚实敏锐的心灵。写出一个你的能力可以达到的最高级、最完善复杂的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出应该写出的与你有着血肉联系的那个故事。我把后一类作家叫本质性作家。我很难接受还有另一类作家”。现在他补充说，本质性写作的意思是要回到源头，回到最初的感动。他拒绝让那些貌似深刻、貌似博大的因素渗入到写作中，他说，“对一个严肃自律的作家来说，他最糟糕的作品里也有着隶属于他本人的当时的最紧张的心灵焦灼”，写作是一个自我沟通过程，与自己的心灵共同生活。他还说，“我精神上对写作的需要远远甚于写作对我的需要”。 　　

这样的态度体现在他的小说里，他的小说有一种直面并深入现实与心灵的精神品质，独立并强悍，不讨好不避讳，不自我感动也不试图感动、怜悯他人，像一个挖土机一样看准地方直接挖掘下去，入木三分又势不可挡。他的语言酣畅淋漓，飞扬，恣意，兴之所至，读起来非常痛快。 　　

彻底地抛弃既有的标准，向许多事物发起进攻，必定要遭到很多人的反击，1990年代中后期，《我爱美元》出来后，朱文被人称为“流氓作家”。《我爱美元》并不算朱文最好的小说，但因为其激烈的反叛姿态而成为他最出名的作品，这部小说几乎让朱文的父亲身败名裂，朱文由此深感这种老是写“我”的方式很有祸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