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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二曲，即李顒（1627年－1705年），字中孚，號二曲，盩厔（陝西周至）人。明清之際思想家、哲學家。因為「周至」的古字在《漢書》中解釋為山曲和水曲。所以人們便稱他為二曲先生。
生平事跡
父親李可從為明朝武官，從汪喬年與李自成軍作戰，戰死於河南襄城。家貧，借書苦學，遍讀經史諸子以及釋道之書。與孫奇逢、黃宗羲並稱三大儒。
康熙十二年（1673年）陝西總督鄂善修復關中書院，聘李顒主講，一時「德紳名賢、進士舉貢、文學子衿之眾，環階席而侍，聽者幾千人」，陝西巡撫阿席熙也前來聽講。不久又以「山林隱逸」舉薦入朝，李顒八次上書以疾力辭，清廷屢以博學鴻儒科徵召，十八年（1679年）康熙派大員看望他，等病好催促入北京，李顒臥在床上被抬到西安，最後以絕食堅拒得免。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西巡，召見李顒，這時顒已衰老，就派兒子李慎言去康熙那兒陳情，並致上著作《四書反身錄》、《二曲集》，帝賜御書「操志高潔」褒獎之。為學主兼朱紫陽、陸象山兩派，以為「朱之教人，循循有序」，「中正平實，極便初學」，「陸之教人，一洗支離錮蔽之陋，在儒者中最為儆切。」[1]。又與李天生、李雪木合稱關中三李。
自學成才
重視實學，提倡「明體適用」。同顧炎武反覆辯論「體用」問題，提出「明道存心以為體，經世宰物以為用」的見解，將「格物致知」的「物」擴充到「禮樂兵刑、賦役農屯」，以至「泰西水法」等實用學問。力主自由講學，與清廷鉗制思想政策對立。所著有《四書反身錄》《悔過自新說》《二曲集》等。
李顒幼年時代很好學，九歲那年入村塾，老師教他讀啟蒙課本《三字經》，當他讀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一句時，便向同學們提出一個問題：「既然說人初生時性都是善的，那就應該說是『性相同』，為什麼書上卻說是『性相近』呢？」這說明他小時就愛動腦筋想問題。但在村塾剛剛學完儒家經典《大學》和《中庸》，便因病休學。不久，他的父親李可從與李自成農民起義軍作戰，戰死在河南襄城。從此，李顒母子二人便相依為命，生活十分困難，有時連一日兩餐都難以維持，更無錢讀書了。但李顒每當他路過學校時，聽到學生書聲琅琅，便怦然心動。可是因為交不起學費，無法踏進學校的門檻，回家之後，他只好對着母親傷心地哭泣。他母親指點他說：「無師難道就不能學嗎？古人都是你的師傅！」
他遵從母教，便把《大學》、《中庸》拿來反覆學習。但當他讀《論語》和《孟子》時，卻遇到很多生字不認識，他便找那些識字的人問：「這是一個什麼字？這句話是什麼意思？」經過刻苦努力，不到一年，李顒認識的字越來越多了，對書中所講的道理也逐漸理解了，慢慢做到讀一本書時，只要看一遍就能記得其中的大概內容。所以當他十五六歲時已經讀了很多書，掌握了廣博的知識，人們都說他是一個「奇童」。
李顒在自學時，開始是沒有什麼計劃和系統的，見到什麼書就讀什麼書。其中既有儒家經典，也有先秦諸子的著作和歷史書籍，還有佛教和道教的書。十七歲時，他讀了明代著名理學家馮從吾的文集，受到很大啟發。他覺得馮從吾的書不僅使他了解了儒家學說發展的源流，而且使他懂得只有這種學說才有益於個人身心的修養，有益於移風易俗。從此以後，他便一心一意地研究儒家經典及歷史著作，並且努力掌握其中的要領。在他滿二十歲的那一年，周至縣令樊侯辛聽說他的情況以後，便親自到他家訪問。經過一番交談，縣令對李顒的學識感到十分驚嘆，為表彰他，親自題了一塊「大志希賢」的匾掛在李顒家的大門上。
李顒雖然獲得了縣令的賞識，但並不因此而自滿，而是繼續努力學習。當時，周至縣和鄰近的眉縣有幾戶世代讀書為官的人家裡，藏書甚豐，李顒便去借閱，這樣便使他的知識越來越淵博。同時，他對自己一舉一動，要求也更加嚴格，家裡雖窮得丁當響，卻從不卑躬屈膝地向別人祈求什麼。他的品德修養更加高尚。這樣，李顒的名聲便越來越大，不論遠處和附近的人，提到他的時候都稱「先生」。
海內名儒
李顒三十三歲（1660年）時，杭州人駱鍾麟任周至縣令。他久聞李顒的道德文章，所以一到任便親臨李家訪問。當他親自看到李顒的言行風采之後，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說「自古以來最為傑出的人才，不在這裡尋還到哪裡去找呢？」於是拜李顒為師，經常到李家請教。這時，東西數百里的讀書人，其中甚至有比李顒年齡大的人，都紛紛找到李顒家裡交納學費，要求做他的學生。從此，便在李顒周圍聚集了一大批學生。
李顒三十九歲時，母親生病，他千方百計找醫生診治，親侍湯藥數月之久。母親病逝後，又去河南襄城尋找他父親的遺骨。襄城地區的讀書做官的人對李顒的一片孝心十分感佩，於是替他父親修墓、建祠。這時，原來的周至縣令駱鍾麟已升為江蘇常州知府，他派人迎接李顒去常州講學。當時，常州所屬的無錫、江陰、靖江、宜興等縣，均在當地的孔廟大殿設立講席，輪着迎接李顒去講學。李顒在江蘇講學期間聽講的學生達四千人，一些閱歷豐富的老人都說這是百年未見的盛況。
李顒四十七歲時，陝甘總督鄂善重新修復關中書院，多次聘請李顒去講學。鄂善親見李顒風采，又聽了他的講論，對他的人品和學問也是十分佩服，於是以「大儒」的名義向清朝推薦李顒去北京當官。朝廷接受了，皇帝幾次下聖旨要李顒去北京當官，可是李顒具有崇高的民族氣節，拒絕為滿洲貴族效勞，所以儘管各級官吏紛紛上門催他赴京，他都以體弱有病為辭拒絕前往。儘管李顒晚年閉門不出，但他的學術聲望卻與日俱增。李顒七十六歲（1703年），康熙皇帝西巡到陝西，聞李顒盛名，傳旨召見。李顒以年老多病辭召，只將其所著之《二曲集》和《四書反身錄》進獻了。兩年之後，李顒便病死於家中。[2]
學術思想
李顒是一位頗有成就的思想家，他一生讀書、教書、著書，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突出地強調一個「實」字，注重實修。他說，所謂實修，就是要能「悔過自新」，提高自身修養的自覺性。他認為古人講修養的道理很多，都不如「悔過自新」這四個字目的明確。他說：「悔過自新」的目的，是為了叫人做一個真正的人。這是因為，現在人們的通病，就是不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廉恥之心喪盡。因此他說，人們再也不能空談了，而要注意「悔過自新」，培養羞惡之心，懂得什麼叫廉恥。一個人只有具有廉恥之心，他的心才是真心，人才是真正的人，學才是真正的學。
李顒不僅十分重視實修，而且非常重視實學，實用。他說，一個人不僅要讀有利於身心修養方面的書，而且要讀對實際工作、對治國平天下有用的書。他認為，一個人只有把這兩方面的書都讀通了，才能做到有德有才，德才兼備。
李顒還認為，讀書不要有門戶之見，即使是異學之言，只要它有益於人的身心修養，也不妨採用。他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天地之間的道理，有前面的聖人沒有講過的，後面的聖人卻說出來了；有儒家學者沒有說過的，而那些非儒家的學者卻偶爾說出來了。我們不要因人廢言，只要其言有益，就該接受，而不應排斥。正是基於這種認識，所以他在談到農業的耕作方法如何做到因時制宜、方法適當時，指出不僅要讀中國人徐光啟著的《農政全書》、徐發仁的《水利法》，而且要讀意大利傳教士熊三拔著的《泰西水法》。他主張將這些書的要點廣泛地張貼在農村、交通要道，使老百姓都能看到，以便使他們懂得如何操作，從而充分發掘土地的潛力。李顒在學術上的這種看法反映了他治學的開明態度和實事求是的精神。
李顒不僅反對學術上的門戶之見，而且反對真理只能由聖人壟斷，凡人不能有所發現的傳統觀點。他說：天地之間的道理，有前面的聖人沒有發現而後面的聖人卻發現了的；有賢人沒有發現而普通人卻發現了的，不要以為出身貧賤的人就不能發現真理。他曾舉出許多出身微賤的古人和明代學人為例，說明只要肯用心鑽研，不論是聖賢還是平凡人，在學問上都可以有所成就。今天看來，李顒這樣提倡解放思想，勇於探索真理，確實是難能可貴的。
李顒不僅主張要讀有用之書，而且主張學以致用，注重實行。他曾經說：走路要腳踏實地，千萬不要踩空了步子，如果一個人只知道空談理論，而輕視實行，那就像走路踩空了步子一樣，難免是要摔跤的。這種重實行不尚空談的作風，正是李顒實學思想的一個重要特點。
其墓在陝西周至縣城。[3]
名人軼事
李顒，明末清初人，字中孚，號二曲，又號土室病夫，二曲鎮二曲堡人，父李可從，於崇禎十五年(1642)與李自成農民軍作戰陣亡於河南襄城。留下李和母親彭氏，無片瓦寸土，度日艱難。彭氏決意教李顒從學，但無力供學，屢被塾師拒絕。李9歲入塾，只讀過20天書。但李發憤自學，僅靠母親紡織縫紉和李打柴換糧，雜以糠菜，維持生活。因之，面色如菜，人稱李菜。李顒在挖菜拾柴的空閒，也手不釋卷。縣內藏書之家，漸知李家貧力學，便任其翻閱。李隨閱隨還，數載之間，博覽群書，寫出了《二十一史糾謬》等筆記體習作，大約30歲時，認為這不是切己之學，非儒家正脈，便把這些著作燒掉了。從此，潛心於宋明理學。
康熙九年(1670)，李在母親3年喪服期滿後，去河南襄城，為父親「招魂」。常州知府駱鍾麟，派人迎請李講學。常州的士紳名儒爭相聽講。後來駱鍾麟把李講學的內容匯集起來，名為《匡時要務》。李又在武進、無錫、江陰、靖江和宜興等地講學，所講內容被記錄下來，整理為《兩庠匯語》《錫山語要》《靖江語要》。
康熙十一年(1672)，李返回陝西。次年主講於關中書院，又在雁塔、富平等地講學，力主講學自由，認為「立人達人，全在講學；移風易俗，全在講學；撥亂反正，全在講學；旋乾轉坤，全在講學。」與清廷鉗制思想的政策相對立。李所交接皆一時名士，平生最為知己的是駱鍾麟。駱為浙江臨安人，順治十六年(1659)春，任周至知縣，下車伊始，便到李顒草廬，竭誠造謁。駱鍾麟崇敬李的學問和為人，在生活上大力資助李。次年，80餘歲的關中理學家，大荔人黨子澄，冒雪來周至求學於李。
是年秋天，甘肅天水人菜溪嚴，前來訪問，結成忘年交。順治十八年(1661)初夏，蒲城70歲的王省庵，來周至拜訪他．相談甚為投機。康熙年間，學者顧炎武兩次訪問他，探討學術。李顒的學問，兼采朱熹、陸九淵兩派，認為「朱之教人，循循有序，中正平實，極便初學」；「陸之教人，一洗支離錮蔽之陋，在儒者最為儆切」。李主張各取所長，重視實學，反對空談，提倡明體適用。他說「儒者之學，明體適用之學也」。「明體適用之正業，處也有守，出也有為，生民蒙其利濟，而世運寧有不泰?」並強調「道不虛談，學貴實效，學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康濟時艱，真擁衾之婦女耳。亦可羞己!」
李與顧炎武反覆辯論體用問題，提出「明道存心以為體，經世宰物以為用」。把「格物致知」的「物」擴大到 「禮樂兵刑，賦役農屯」以至「泰西水法」等實用學問。贊同「非氣無以見性」的觀點，說：「言性而舍氣質，則所謂性者何附；所謂性善者和從而見？」李顒在理學上的造詣，被稱為 「海內大儒」；和眉縣李柏、富平李因篤統稱為關中三李。李的著作，康熙、雍正年間均有刻本，光緒時補入《四書反身錄》等篇，刻成《二曲集》46卷。其墓在二曲堡南。[4]
注釋
參考書目
- 吳懷清：《關中三李年譜》
| 關中三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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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盩厔李 顒 - 富平李因篤 - 眉縣李 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