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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洙,女,1928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清华大学退休教工,清华大学建筑系工作者、知名学者程应铨的前妻,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与程应铨有一子一女。《梁思成、林徽因与我》等书的作者。

林洙
林洙
原文名 Shu Lin
出生 1928年
福建省福州市
国籍 中国
职业 清华大学退休教工
知名作品 《梁思成、林徽因与我》

目录

人物简历

林洙,抗日战争时期曾在昆明的天祥中学读书,是程应铨哥哥程应缪的学生。二战结束时程应铨从缅甸回国,前往昆明探望兄长,经程应缪介绍认识林洙一家。抗战胜利后林洙一家前往上海,程应缪叮嘱同样返沪的程应铨沿途多加关照。

嫁与程应铨

林洙的父亲也是学建筑的,他对一表人才,天资出众的程应铨赞赏有加,竭力撮合二人。1948年,程应铨经沈从文介绍(也有说法是经程的同班同学吴良镛介绍)去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当时完成高中学业的林洙随男友前往北京

到北京之后,林洙想进清华的先修班。但因为时逢解放前夕,当年先修班没有办。林洙只得自己复习,她持父亲的介绍信去找福州同乡林徽因并希望得到帮助。因为她的英文较差,林徽因决定每周二,五下午亲自辅导她的英语。因为当时林徽因的肺结核已经到了晚期,授课只能时断时续。

解放后不久,林洙接父亲的来信催促,准备与程应铨完婚,并得到林徽因个人私下的资助。林程二人结婚时,主婚人正是梁思成。婚后,因为程应铨的缘故,即便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林洙还是进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当时称营建系)任系秘书。林洙与程应铨育有一子(林哲)一女(林彤)。

与程应铨离婚

1957年,程应铨因为提出保护古建筑,批评北京市剥夺华揽洪、陈占祥参与规划之权,被认为是反对“党的城市建设路线”遂被定为右派。受此影响,林洙从系秘书的位置上被调到资料室做管理员。1958年,林洙与程应铨离婚,并禁止两个孩子再与他们的父亲来往。据林洙说:”我不得不考虑这个家庭将给孩子带来的影响。孩子长大以后会不会来问我:“妈妈,你当初为什么没有和右派划清界线?”我将何言以答?最后我决定离开他……“

程应铨则说:“她不许孩子来找我,三年困难时期,小老虎吃不饱,我就把馒头切成片,放在暖气片上,孩子放了学就偷偷上我的宿舍拿馒头片吃,如果让她知道了,孩子就会挨打……”

据程应铨对自己的侄女讲,林洙58年跟他离婚时说,他只有两件事是让林洙感觉好的,一是1956年作为中国建筑家代表团的成员出访波兰等东欧国家,那时林洙作为年轻的建筑家的妻子觉得很风光;还有一件就是他译了一本很好的书,得了不少稿费。林洙还说,如果他能在两年之内解决问题,摘掉“右派”的帽子,那么他们还有复婚的可能。

与梁思成交往

据林洙接受采访时所述,1955年林徽因[1]逝世之后,林洙一直陪伴着梁思成,“我们的感情也是在那段时间急剧升温的。”以及“林先生去世时,梁公也因肺结核病在同仁医院住院,后来听说他出院了,住在谐趣园养病。于是我带着"请罪"的心情去谐趣园探望他。一路上我盘算着怎样问候他,并解释一下没能去探视林徽因的原因。自然什么原因也不能自圆其说,反正不管怎么说,我无论如何也得去看望他了。没想到一见了他,我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不住地往外滚,一下便伏在他肩上哭了起来,反过来倒是梁先生来安慰我,他轻轻地抚着我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梁思成刚刚丧偶,而林洙却并未离婚,甚至1955年她和程应铨的第二个孩子才出生。 然而在接受另一次采访时,林洙却表示在林徽因逝世七年之后,即1962年她利用业余时间主动为梁思成整理资料。通过这种方式,两人开始频繁接触并产生了感情。

根据林洙书中的描写:一天,梁思成于是鼓足勇气,半是忐忑,半是自嘲,给她写了一封大胆的信:真是做梦没有想到,你在这时候会突然光临,打破了这多年的孤寂,给了我莫大的幸福。你可千万千万不要突然又把它“收”回去呀!假使我正式向你送上一纸“申请书”,不知你怎么“批”法?……我已经完全被你“俘虏”了……署名是“心神不定的成”。林洙当面看完了这封信,梁思成却害怕唐突了她,嗫嚅着说,我以后……再不写这样的东西了……林洙一听到这样的话,陡地觉得伤心。她扑到她敬爱的师长和朋友的怀里,放声大哭起来。

没有海誓山盟,没有花前月下,他们只是决定,从此以后生活在一起。

与梁思成结婚

1962年,林洙与梁思成结婚。

这桩婚姻遭到梁思成生活圈子里各方面的激烈反对。

当年,是梁思成亲自为程应铨和林洙做主婚人,而如今,程应铨的师长却娶学生的妻子为妻,这几乎超越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偏偏这位学生又曾为师长的不公遭遇仗义执言而蒙冤。梁思成的弟妹们联名给他写了一封抗议信,梁思成与林徽因多年的好友张奚若曾对梁声称若执意与林洙结婚便与梁绝交,并果然从此不与梁来往。据程应铨对朋友表示,林洙与梁思成结婚时,系里曾经征求过他的意见,并问有没有复合的可能,被程一口回绝。林洙和程的一对儿女也随了林姓。

对于梁思成第二次婚姻除了异议之外,也有竭力赞成者,对此,杨永生先生也有一段文字记述,他写道:这里,首次向大家披露一件事实:梁思成与林洙结婚还惊动了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同志。在他们婚后不久,北京市政府召开一些研究城市建设问题的会议,梁思成应邀参加。

会后,副市长吴晗拉着梁思成说:“思成,坐我的车,到我家来坐坐。”到了吴晗家里,吴晗说:“前些时候,彭真同志问我,你们为什么反对梁思成结婚,他的生活需要有人照顾嘛!”梁思成向吴晗介绍了林洙的情况,评述了他们的婚姻经过并说他与林洙相识已有十四年之久了。吴晗同志一边听着,一边点头。临告别时,吴晗又说,彭真同志让我转告你,他说“你告诉梁思成,‘我支持他们的婚姻!’”梁思成回家后,非常高兴地对林洙说:“现在我们的婚姻得到了第一书记的支持”。

文革之中

1966年6月,清华大学出现批判梁思成的大字报,称他是与彭真同伙的反党分子(这正是因为当初彭发话支持梁再婚),是反动学术权威。此后,各种批斗接踵而至。

1968年8月27日,在康生等编造的《关于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中,梁思成被列入“叛徒”、“叛徒嫌疑” “特嫌”“国特”“特务”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名单,被中央文革小组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11月7日,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革命师生”召开批判梁思成大会。此后,梁思成病情急剧恶化,11月17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住入北京医院,边治疗边检查思想。

梁思成在这一时期由于遭到反复的冲击和批斗,工资被停发,身心都受到了严重摧残。林洙在这一阶段对梁思成及梁思成岳母(也就是林徽因母亲)的扶持和照顾是值得肯定的。

1971年末,梁思成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对陈占祥说:“占祥,这几年,多亏了林洙啊!”[2]

梁思成去世

梁思成去世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一些原因,林洙在清华并不受欢迎。”人们给我的似乎都是冷眼。 “然而自从林洙在2004年,也就是林徽因诞辰100周年之际出版了《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一书之后,她开始慢慢走进了公众的视野。

由于近些年关于民国文人,尤其是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徐志摩等人的一些绯闻轶事炒得很热。林洙作为梁思成的遗孀,开始经常接受各种平面媒体和电视采访。并相继撰写,编译,整理,协助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她和梁思成私生活,以及建筑学术方面的书籍。然而由于某些不为人知的原因,她的采访和文章中经常对一些事情有着前后截然相反的矛盾阐述,在一些事件发生时间的记录上也时常错乱。再加上其学术水平极其有限,《梁思成全集》一书所存在的大量误配图片也是来自于她的手笔。

逸闻轶事

在林洙与梁思成结婚后,由于这桩婚姻的缘故,梁思成逐渐与自己的弟妹,自己过去的朋友甚至与自己的一对儿女渐渐疏远。并发生了以下一系列事件。

1、在梁家的客厅里,原本挂着一幅由著名油画家李宗津所画的林徽因像。林洙和梁思成结婚后,取下了这幅画。为此梁再冰曾打了林洙一巴掌,并拂袖而去。此事当时从清华一直传到北大。

2、在同一篇文章中,杨永生先生还记述了相关的另一件趣事:“婚后梁先生有一天到中国建筑学会,那时,这种会大都在上午八点半开。到钟点,大家都到齐了,唯独梁先生没来,他既是理事长,又是大名鼎鼎的学者,大家只好等待。等了一些时候,梁先生才来到会议室。这时,有一位领导破天荒开了一句玩笑:‘君王从此不早朝’啦!哄堂大笑,梁先生不知所措,只好一言不发,笑嘻嘻的坐下来开会。”

3、沈从文说,文革前开政协会议,会后政协委员们可以优惠价买当时算是高档生活用品的高压锅,他和林巧稚都买,梁思成却没有登记,林巧稚就调侃说:“现在梁公的钱自己作不得主了,得回去请示新夫人。”沈从文对此评价:”林洙就是爱钱。“

人物故事

幸福像个拖着黑色尾巴的风筝

2004年6月,林徽因诞辰一百周年,一本名叫《梁思成、林徽因和我》的书出版。很多人看了这本书才知道,原来林徽因并不是梁思成唯一的妻子,在她去世七年之后,清华大学建筑系秘书林洙成了梁思成的伴侣,陪他走完余生。

林徽因与梁思成

书的封面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照片。盛年的他们年貌相当,一个斯文儒雅,一个娇媚轻灵,充满希冀地凝望远方,真是一对让人羡慕的璧人。醒目的还有另一张梁、林二人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合影,她不知被什么逗得哈哈大笑,他侧着身子看着开怀的她,专注而深情,一派风景无限的青春模样。

梁思成与林洙的合影则少得可怜,封底一个苍白消瘦的暮年老人,身边伴着乐呵呵、发福的中年女子。

这种对比,林洙需要多大的动力,才能顶住完美前妻的璀璨光环,走进一个六十一岁老人的生活,做个永远的陪衬。

林洙1928年生于福州,父亲是铁道部工程师,他给同乡林徽因写信,请她帮助女儿进入清华大学先修班学习。初到清华,林洙二十岁,扎着头巾,穿着裙子,露出细长的小腿,一脸阳光灿烂,林徽因每周二、五下午亲自辅导她英语。

这是她们的初识。

林徽因去世几年后,林洙作为建筑系的秘书协助梁思成处理资料和文件。1962年的一天,两人一起读到林徽因的诗:“忘掉腼腆,转过脸来,把一串疯话,说在你的面前。”第二天,林洙果然收到了一封满是“疯话”的“申请书”:

“真是做梦没有想到,你在这时候会突然光临,打破了这多年的孤寂,给了我莫大的幸福。你可千万千万不要突然又把它‘收’回去呀!假使我正式向你送上一纸‘申请书’,不知你怎么‘批’法?我已经完全被你‘俘虏’了。”署名是:心神不定的成。

这个不自信的老人,眼光始终没有离开正在读信的她。她一看完,他立刻劈手把信夺了回去,孩子般低声说:“好了,完了,这样的信以后不会再有了。”她一阵心酸,眼泪扑簌簌地掉,他从泪水中看到了意想不到的希望,狂喜的说:“洙,洙,你说话呀!说话呀!难道你也爱我吗?”

她百感交集,扑入他的怀中,也扑入他的生活。

和林徽因在一起,梁思成总是扮演“护士”的角色,打针、输液、消毒、生炉子、安排新鲜的饭菜,宽容着林徽因久病的无名火,以及在学术、事业等方面的支持和督促,虽然成就斐然,心弦却总是紧绷。他曾说:“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必须和她同样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这句话得罪了一大批“林粉”,老树开花后如此评价已经过世的原配,难道不是凉薄得让人愤怒吗?

老实说,这不过是句平静的叙述,和他那些赞美前妻的言论相比犹如沧海一粟。客观地想,哪个男人不希望被妻子照顾周全?一个垂垂老矣的鳏夫,他的字典里,“奋进”已经被“安稳”取代,“照顾者”希望变身“享受者”,轻松惬意的家庭氛围更让他愉悦。况且,这个老人已经在失去发妻的哀痛中生活了七年,梁从诫回忆:“我母亲去世后,我父亲变得十分沉默。一直到他遇到我的继母林洙女士后,才从悲哀的情绪中平复过来。”

于是,林洙尽心照料着大她二十七岁的丈夫,还有林徽因八十多岁的母亲何雪媛。当然,她自己的境遇也翻天覆地改善了,分享梁思成副部级的待遇:出入有专车,家里有保姆,近400元的月工资一下解决了她62元养活全家的拮据。她把儿子林哲、女儿林彤一起接来,享受富足无忧的生活。新婚几年,他也携她参加 会议、考察、出国访问和休养,一路的礼遇和优待让她陶醉又自豪。

如果她没有一个叫程应铨的前夫,幸福当真完美。

圆满和乐的再婚故事,因为她的过去,成了事故。

程应铨,梁思成的得意门生,清华大学土建系讲师,被戏称系里的“四大金刚”之一,因为支持林徽因的城市改造观点被定为“右派”,虽然这样的低谷时期妻子携一双儿女离他而去,但是,在师友眼里,他个性十足,一身才气,一副傲骨。

可是,这些定语每增加一个,林洙隐忍、宽厚的形象便黯淡几分。当年,梁思成是他们初婚的证婚人,如今,学生为维护老师的意见身处困境,老师却在四年后娶了他的妻子,师生二人在同一个系低头不见抬头见,这突破了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梁思成瞬间陷入友叛亲离的情感孤岛。

1949年,林洙即将和程应铨结婚时,一对年轻人身无分文,热心的林徽因听说后把她叫去,说营造学社有一笔专款,先借给她结婚急用。

她打开存折,上面的名字却是:梁思成。

林洙和程应铨在清华大学水利馆举行婚礼,梁思成是证婚人,他和林徽因一起送了新婚夫妇一套贵重的清代官窑青花瓷杯盘。

婚后林洙要还钱,林徽因故意摆出长辈的样子:“营造学社不存在了,你还给谁啊!以后不要再提了。”她这才知道,这是林徽因私人的帮助。

不过,林徽因不曾想到,林洙再次使用梁思成的存折时,是以妻子的身份。

1957年,林洙的前夫程应铨被定为“右派”,第二年,她带着两个孩子离婚。当年的人回忆,签字离婚时,林洙说,程应铨只有两件事让她感觉良好,一是1956年随中国建筑家代表团出访东欧,她作为年轻建筑学家的妻子很有面子;另一件是他翻译了很多好书,得到不少稿费。

林洙还说,如果他能够在两年之内摘去“右派”帽子,就可以复婚。她嫁梁思成前夕,系里找程应铨谈话,问他有没有复婚的可能,他回绝得斩钉截铁:“不能。”

离婚后,他很难见到孩子。他带偷跑来看他的儿子“小老虎”去吃饭,让儿子陪自己喝啤酒,把馒头切成薄片放在暖气上,孩子放学后偷偷上爸爸宿舍拿馒头片吃,这些不能让林洙知道,知道后孩子免不了挨顿打。他还常误叫别人的女儿“小妹”,那是他女儿林彤的小名儿。

他尝试新的爱情,与建筑系一位外表和心灵都单纯美好的女生恋爱,女生不嫌弃他的“右派”身份和年龄差距热烈回应,但毕业后系里故意把她分配到云贵高原,一别两地,音讯杳然。

“右派”哪里配有爱情?看不到光亮的程应铨在1968年12月13日,换上平时舍不得穿的、访问莫斯科时的崭新西装,跳入清华泳池,一个游泳健将把自己和水一道冰封在隆冬,需要多大的求死决心?四十九岁的他成了林洙与梁思成婚姻的悲凉注脚。

所以,不难理解梁思成最宝贝的长女梁再冰激烈反对这桩婚事,游说叔伯姑母联合写信劝阻父亲。当她看到母亲林徽因的画像被从客厅取下后,怒不可遏,厉声质问仅比她大一岁的继母,打了林洙一个耳光拂袖而去,几年不进父亲家门。

当年与梁思成同在营造学社的好友刘敦桢得知消息,寄来一封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仅有四个字的信:多此一举。

梁思成的挚友张奚若听说后先沉默后警告:你若跟她结婚,我就跟你绝交!梁思成再婚后,老先生果然与他们断绝了往来,一生情义,到此为止。

痛苦的梁思成在日记里写:为什么上帝要惩罚我,让我有这么多的烦恼?

但是,爱情还是战胜了烦恼,他依旧在一片反对声中娶了林洙。

人到中年之后,生活早已成了一摊泥泞,哪里分得清千头万绪里的曲直?

中年人都有一些自私的事,不过是有人愿意反省,有人不愿意而已。夫妻间的是非别人岂能判清?犹如站在地上的人仰望飞在高空的风筝,远看俏丽醒目,离近才发现,鲜亮的风筝背后居然拖着两条黑色的尾巴,不过,却也正是这不光鲜的尾巴保持平衡,风筝才飞得稳当。

或许,有尾巴的风筝才是完整的风筝,犹如有弱点的人才是常态的人。


梁思成与林洙

梁思成和林洙在不被祝福中拖着有黑色尾巴的婚姻走了九年半,直到1972年1月9日,梁思成离世。

近十年光阴,她既得到了他人大常委、副部级干部光环的庇佑,也受到了他“反动学术权威”帽子的牵累,顺畅时她是“中国建筑界第一夫人”,坎坷时她是“反动权威的忠实老婆”。在他学界泰斗的年华,她享受优越的生活和他的聆听、理解与呵护,在他挂着黑牌子被批斗的时光,她和四个家人挤在二十四平方米的小屋里,拿报纸刷上浆糊堵墙上的裂缝。

最困难的日子,他没有收入,她62元的工资照料一家五口:梁思成,两个年幼的孩子,还有林徽因的母亲。“老太太爱吃红烧肉,每顿饭都有。她的脑子好像有些糊涂,因为她记得的事情,全部都是民国时期的事了。”

她在他去世后一直照料着老太太,直到老太太九十多岁寿终。

遗憾的是,很多文章提到她时总是选择性地失忆,赞美她隐忍大度的文字几乎不会提到她对前夫匪夷所思的薄情,她必须是真善美的贤妻;当然,讥讽她冷血的辞章也不会描述她对后夫和何老太太尽心尽力的照料,她显然是存心高攀的小人。

究竟是贤妻还是小人?这真是一对非此即彼、万分违和的答案。

现在,她八十五岁了。四十多年里,她全力整理他的遗稿,参与编辑了《梁思成文集》《梁思成建筑画集》《梁思成全集》。

1972年梁思成去世时,她才四十四岁。她以传播他的思想和精神为快乐和荣誉,热心地给国外研究者邮寄材料,有学生从新加坡回来,遵从导师的嘱托向她道谢。还有一个学建筑的女学生,专程赶过来,恭恭敬敬地向她鞠躬,亲切地叫她“林老师”,因为读了她写的那本《建筑师梁思成》不下十遍,每读一遍都有特别的感动。

她在资料室工作时月薪不过七八百元,退休之后,她被返聘回去,负责收集建筑资料。她没有职称,不能享受新的工资待遇,也没有岗位津贴。

有记者去采访她,她为了拍照特地穿上好几年前做的蓝裙子,廉价的布料,鲜艳得俗气。脚上穿着橡胶的鞋子,橡胶老化了,露出纵横交错的龟裂。她有心脏病,经常到校医院打点滴,摄影师发现,她担心手上的胶布不好看,悄悄地把这些固定针头的胶条撕下,团成一团,捂在手心里。

她从没想过再婚,每当看到别家的老两口一起散步,她也难免有些黯然:“要是思成还在,那该多好啊!” 


漫长的人生中,谁都有过怯懦、软弱、犹疑、错讹,就好像谁都曾在某个特定的时候勇敢、坚定、执着、顽强。有和乐也有伤痛,有美满也有缺失,有错谬也有改过,有亏欠也有偿还,有顺畅也有坎坷。

或者,拖着黑色尾巴的幸福,才是人生的常态。

梁思成晚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对老友陈占祥说:“这几年,多亏了林洙啊!”

婚姻中的人,冷暖自知,他自己的评价也许才是最中肯的结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