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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济（清末官员、学者）,（1858年－1918年11月14日）清末官员、学者。字巨川，一字孟匡，别号桂岭劳人，以字行，广西桂林人，北大哲学教授梁漱溟之父。光绪间举人。历官内阁中书、教养局总办委员、民政部主事、京师高等实业学堂斋务提调，清亡后投水自尽。
生平简介
其父梁承光，剿捻军于山西，卒官山西。梁济八岁时随母从山西返回北京，嫡母刘氏寒灯授业。光绪四年，任愿学堂义塾教师。光绪十一年，举顺天乡试。清末任内阁中书（四品）官职，十余年不迁。1906年调京师巡警厅任教养局总办委员。民国之后，曾在民政部供职。避居城北隅彭氏宅，绰号“梁疯子”。1918年9月27日，写《敬告世人书》，11月8日，60岁生日前夕投积水潭（北京静业湖）自尽，有遗书万余言，强调“弟今日本无死之必要也。然国家改组，是极大之事，士君子不能视为无责。”“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去年已决心，今年不复听卖菱角声，不吃西瓜矣”，信中还给徐世昌总统上书五条，惓惓者五事：曰民、曰官、曰兵、曰财、曰皇室，区画甚备。谥贞端。梁漱溟兄弟编印其父遗著《桂林梁先生遗书》印成六卷，共计四册，分送给公共阅览机关和他们的好友。1969年由台北文海出版社再次出版,并收录于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之中。1989年出版的《梁漱溟全集》也收录了这一著作。
清史文载
梁济，字巨川，广西临桂人。父承光，卒官山西，贫不能归，寓京师，喜读戚继光论兵书暨名臣奏议。光绪十一年，举顺天乡试，时父执吴潘祖荫、济宁孙毓汶皆贵，济不求通。迨毓汶罢政，始一谒之。大挑二等，得教谕，改内阁中书，十余年不迁。举经济特科，亦未赴。三十三年，京师巡警招理教养局，济以总局处罪人，而收贫民于分局，更立小学课幼儿，俾分科习艺，设专所售之，费省而事集。由内阁侍读署民政部主事，升员外郎。在部五年，未补缺。逊位诏下，辞职家居。明年，内务部总长一再邀之，卒不出。岁戊午，年六十，诸子谋为寿，止之，不可，避居城北隅彭氏宅。先期三日，昧爽，投净业湖死，时十月初七日也。遗书万余言，惓惓者五事：曰民、曰官、曰兵、曰财、曰皇室，区画甚备。予谥贞端。
人物轶事
1918年11月7日，快要过60岁生日的前清民政部员外郎、学者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教授的儿子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三天之后，梁济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留万言遗书说：“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
自杀影响
徐志摩评述道：“它的起源与所能发生的效果，决不是我们常识所能测量，更不是什么社会的或是科学的评价标准所能批判的。在我们一班信仰（你可以说迷信）精神生命的痴人，在我们还有寸土可守的日子，决不能让实利主义的重量完全压倒人的性灵的表现，更不能容忍某时代迷信（在中世是宗教，现代是科学）的黑影完全淹没了宇宙间不变的价值。”
梁启超也在听到梁济的死讯后深感惋惜。他写道：“自先生殉节后，启超在报中读遗言，感涕至不可抑，深自懊悔并世有此人，在我乃不获一见……《伏卵录》中相教之语虽不多，正如晦翁所谓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其所以嘉惠启超者实在大。”同时他还叮瞩梁漱溟在“春秋絜祀时，得间为我昭告；为言：启超没齿不感忘先生之教，力求以先生之精神拯救天下溺……”“此种俊伟坚卓的人格感化，吾敢信其片纸只字皆关世道，其效力即不见于今，亦必见于后……继述而光大之，则先生故不死也”。
陶孟和尽管尤为佩服于梁济“坚强不屈的性格、谨慎廉洁的操行、忠于妻友的热诚”，但他认为：“在现在一切事物都商业化的时代里，竟有巨川先生这样的人，实在是稀有的现象。我虽然十分的敬重巨川先生，我虽然希望自己还有旁人都能像巨川先生那样的律己，对于父母、家庭、朋友、国家或主义那样的忠诚，但是我总觉得自杀不应该是他老先生所采的办法”。
陈独秀从传统的角度赞扬了梁济。他认为“梁先生自杀的宗旨，……是想用对清殉节的精神，来倡导中国的纲常名教，救济社会的坠落”。因此他不赞成梁济是“单纯殉了清朝”。同时他明确指出：新时代的人们不必学其舍生取义的做法，但应有他那种救济社会坠落的勇气和真诚纯洁的精神。
当时刚刚丧父的胡适亦强调公众要从梁济的悲剧中吸取教训，“养成一种欢迎新思想的习惯，使新知识新思想可以源源进来”。 李大钊亦在《北京的“华严”》一文中表达了对事态的高度关注，并指出：“他们对于自己的生命，比那些醉生梦死的青年，历仕五朝的元老还亲切的多呢。”
傅斯年在《心气薄弱之中国人》中尽管将梁济和辜鸿铭、张勋并列为守旧的象征，但文章同时也指出：“任凭他是什么主义，只要有主义就比没有主义好。就是他主义是辜汤生、梁巨川、张勋……都可以，总比见风使舵好。”[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