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人之書(李漢君)
作品欣賞
死人之書
有這樣一個故事：齊桓公在堂上讀書，一個名叫輪扁的人在堂下製作車輪。他放下錐鑿來到桓公面前：「敢問大王讀的是什麼書啊？」
桓公說：「是聖人之書。」
「那個聖人還在嗎？」
「早已故去了。」
輪扁笑了：「這麼說，大王讀的，不過是聖人的糟粕罷了。」
桓公聞言，登時沉下臉來，滿面怒容地說：「寡人讀書，輪人竟敢來說三道四！好，你若講出道理還則罷了，講不出，死罪。」
輪扁並不驚慌：「那，臣就拿做車輪這事來說吧。斫輪難在把握分寸，太緊，安不進去，太松，又晃動不堅固，要想砍削恰如其分，活計做的得心應手，其中自有一番奧妙。但這個「奧妙」，臣卻無法傳授給兒子，所以現在七十歲了，還得自己來做車輪。由此可見，那些不可言傳的東西隨着古人一起，早都消失了，您讀這樣的書，還不是糟粕嗎？」
這個故事出自《莊子》，但專家考證，這篇《天道》卻恐非莊子所作。王夫之就說：「此篇之說，有與莊子之旨迥不相侔者……蓋秦、漢間學黃、老之術以干人主者之所作也。」
故事中，輪扁那番關於讀書的高論，不知齊桓公是否認可，我則不敢苟同。他的話貌似有理，實則局限性很大，實非通理。其核心觀點無非是：言外之意才是事理的緊要處，但言外之意是無法用語言表述的，活着的人尚且不能言傳，死人的書中又怎麼可能說得清楚呢？所以，必為糟粕無疑。
輪扁所謂的「言外之意」，說到底，不過是斫輪這門手藝的經驗罷了。而其經驗的關鍵，又在於砍削時的鬆緊度。鬆緊度是完全可以被量化的，只是在春秋那個時候，雖有「分毫」一詞，卻無計量構件精準度的實用工具。所以，做出來的車輪無法實現嚴格意義上的標準化，其中輪轂與車軸的間隙、輻條在輪輻與輪輞上的不同間距，這些都要靠輪人的經驗來掌握。這一點，從出於《周禮》的《考工記》上也看得很明顯。此書雖然對斫輪工藝做了比較具體的描述，但其中也只有「是故六分其輪崇（高），以其一為牙（輪輞）圍，三分其牙圍而漆其二」、「三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六尺有六寸之輪，綆（音gěng輪輻近軸處向外突出的部分）三分寸之二，謂之輪固」這一類描述，無法提供精確的數據。而對於現代工藝來說，較之精細百倍千倍的間隙，也可提供量化指標，而且完全能夠做得出來，並非什麼不可言傳的「絕技」。其實，輪扁死後，這種技藝在齊國非但沒有失傳，直到戰國時代，各國依然都還在使用戰車。我們不禁要問：斫輪技術的這種「言外之意」，又是何人所傳呢？輪人的後輩又是從哪裡學到了斫輪技術的奧妙呢？不難理解，所謂的「言外之意」，只能出於「言內」，若皆不言，「意」由何來呢？
更重要的是，聖人之書，絕非「種樹書」可比，它所說的是「道」，不是「技」。「技」和「道」根本不是一個層面的東西。莊子有言：「通於天者，道也……能有所藝者，技也」。這裡的「天」是自然，「道」是規律，而「技」也者，字形從「手」從「支」，其本義，不過是指人謀生的某種手藝罷了。
聖人之書則不然，它講的，是如何認識世界，如何做人，如何生活，所以具有普世價值，因而受到了人們的普遍尊崇，一如莊子所言：「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劉文典《莊子補正》三九四頁）之所以會如此，不是因為聖人的話講得天花亂墜，而是經過了時間的檢驗，經過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驗證，證明他的話是對的。死人之書的可貴處，正在於此。反觀應時之言，多半受制於眼前利害，要麼圖利，要麼媚俗，或是作者屈於時勢，多所顧忌，往往言不由衷。只有那些經過了時間的淘漉，經過了時代篩選的死人之書，才顯露出真知灼見來，漸漸被後人所接受和傳承。這種淘漉和篩選的時間可能很長，有的甚至需要上百年，很多都是作者死後，他的書才開始傳行天下。例如記錄蘇格拉底思想的《理想國》，是在他死後二十五年才問世的。而生活在春秋時代的孔子，記錄他言行的《論語》，則出現在戰國初年，中間隔了好幾百年。不獨「聖人」之書，中外很多文學作品也是如此。也許正因如此，死人之書往往更加珍貴，更值得認真研讀。至於人們能否從死人的書里聽出「言外之意」，對他的「言外之意」能否心領神會，那就要看你自己的修行如何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言外之意」並非不可言傳，關鍵是你有沒有聽出「言外之意」的耳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