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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愷，男，原名錫命。1917年11月14日生於湖南省湘潭縣。童年在農村長大，卒於2006年11月9日，木材工業專家。[1]
目錄
生平事跡
１９４０年西北農學院畢業，１９４５年獲美國密歇根大學碩士學位，同年歸國，任中央工業試驗所工程師。
建國後，先後任北京光華木材廠廠長、北京木材工業研究所所長。１９６２年加入中國共產黨。１９６４年當選為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１９７９年調入中國林科院，曾任中國林科院副院長、中國林學會常務副理事長、《木材工業》雜誌主編等職。１９８８年退休。
長期從事木材工業的組織領導和科學研究工作。他創建的光華木材廠，對中國木材工業的發展起到了促進和示範作用。他對森林資源的合理利用和綜利用進行了深入系統的研究，提出了許多重要建議和取得了不少成果，並不斷拓寬了木材工業研究領域，為開創我國木材工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農民繁重的體力勞動和艱苦的生活，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長沙岳雲中學讀書時，一次放映《人道》無聲電影，他擔任配音講解，目睹西北大旱，哀鴻遍野，民不聊生的悲慘景況，哽噎地說不出話來。血氣方剛的王愷決定學水利，將來整治旱災以救農民。這時，聽英國留學歸來的石聲漢博士介紹，政府利用庚子賠款建立了西北農林專科學校（西北農學院的前身），教學設備較好，師資上乘，學生享受公費。還告訴他，西北地區缺少森林，是旱災頻繁發生的根本原因，治旱先興林。王愷受到很大啟迪，毅然報考了這所學校，立志務林。
大學學習
在王愷大學學習期間，學校與兵工當局合作，為[[[抗日戰爭]]提供槍托用材，建立了核桃林場。在教師指導下，王愷對核桃樹材的利用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將《陝西核桃品種之初步研究》選為畢業論文，從造林選種到木材加工利用進行多品種的綜合比較試驗，以期選出最佳的槍托用材樹種。該課題涉及的學科多、工作量大，他日以繼夜，刻苦鑽研，取得優異成績，受到多方好評。
畢業時，學校讓他留校任教，而他想繼續深入槍托等軍需用材的研究以支援抗戰。正巧報上刊登中央工業試驗所新成立的木材試驗室招聘人員，條件是理工科畢業生，有較高的英語水平。王愷學的是農科，為了實現自己的宏願，鼓足勇氣，投書自薦。後經一再努力爭取，終於使聘方答應試用。試用期間，他廢寢忘食，圓滿完成各項任務，深得試驗室主任唐耀的讚賞，被正式錄用。這為他以後長期從事木材工業工作奠定了基礎。
木材工業工作
王愷的工作是從調查研究川西、西南林區的伐木工業與木業市場開始的。1941—1942年，他帶了一名工人，徒步沿着川西岷江和大渡河上游林區對伐木工業進行調查；接着於1943年參加了重慶國民黨政府交通部和農林部聯合組織的林木勘察團，調查了川東、貴州、廣西、湖南一帶的枕木資源，木材生產和銷售情況，為建設湘桂、湘黔鐵路的枕木供應提供了依據。
在調查中，他不避高山險阻，跋山涉水，克服了種種困難，堅持實地勘察森林資源，既採集了大量樹木標本，又了解了當地伐木、制材、運輸等狀況。寫下了中國較早的《川西、峨邊伐木工業之調查》《黔、桂、湘邊區之伐木工業》《西南木業之初步調查》等報告，為研究中國伐木工業和木材市場提供了有價值的實際資料。
1944年，因工作成績優異，王愷由經濟部公費選送到美國密執安大學林學院深造，從事木材改性等方面的研究，於1945年通過《壓縮木的初步研究》論文，獲木材工藝碩士學位。在此情況下，王愷照例可繼續攻讀博士學位。但他考慮到中國的木材加工技術落後，多沿用手工作坊式生產，與美國機械化相比，差距甚大。而發展木材工業急需的是適合中國國情的實用技術和實踐經驗；加之久經戰爭災難的祖國，百廢待興，急需建設人才。他毅然放棄了攻讀博士學位的良機，廣泛地參觀考察了美國中部、西海岸和南方等地的制材廠、膠合板廠、門窗廠、家具廠等不同產品的加工企業，以及美國林產品研究所、各林業試驗站和加拿大林產品研究所等科研機構共40餘處，並實地參加操作，以取得第一手數據和先進工藝。同時廣泛收集木材工業及有關機械設備的技術資料，拍攝和自製了300多張介紹美國和加拿大木材工業的幻燈片。
王愷在各地考察中擇其精華，博採眾長，既學到了先進的實用技術，又提高了實際操作本領。回國前，美國師友許以高薪一再勸他留下，認為只有在美國才能施展他的才華。王愷婉言謝絕了師友們的盛情挽留。他認為美國條件再好，也不能代替中國木材工業的發展。他懷着一顆赤誠的愛國之心，於1946年回到上海，開始了新的工作。
王愷回國後仍在中央工業試驗所工作。他特別重視科研與生產的結合，經反覆試驗，使膠合板質量超過英商產品，達到了出口水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受黨中央辦公廳的委託，負責創建北京光華木材廠，擔任第一任廠長兼總工程師，親自主持北京「十大建築」所需主要木製品的生產與多項新產品的試製和投產。光華木材廠的建成，對中國木材工業向着現代化發展，起到極大的示範和推動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王愷克服重重困難，建成了北京市木材工業研究所。1979年他被調至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先後任木材工業研究所所長、副院長、中國林學會常務副理事長等職，直到1988年退休。
王愷於196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64年當選為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70高齡的王愷仍胸懷壯志，決心為發展木材工業繼續作奉獻。
主要成就
研製成優質膠合板，為國爭光。
王愷於1946年從美國學成歸國，仍回到中央工業試驗所工作。由於科研經費短缺，所長提出與上海揚子木材廠合作，由他任該所新建的木材工程試驗室主任，併兼任工廠顧問工程師。這一設想與他多年主張的科研與生產相結合的思想是完全吻合的。這個工廠生產的膠合板質量低劣，耐水性能差，不及當地英商工廠的產品。他查閱了大量資料，結合實際，與廠方技術人員共同研討，反覆試驗，歷時一個多月，最終通過提高豆粉細度和加入防霉、憎水劑等措施，增強了膠粘劑性能，產品質量一躍超過英商，且價格較低，從而變進口為出口，在香港、東南亞和美國西岸等國際市場受到好評。他的這一成就不僅為世人矚目，更為國人爭了光。
當時在揚子木材廠擔任總工程師的白俄專家，曾在國外多處負責技術工作，經驗豐富，面對這位年僅30歲的中國人，自覺相形見絀，主動辭職。英商工廠的外國工程師也覺得臉上無光。工廠名聲大振，老闆很高興，立即請他兼任工廠廠務主任和總工程師。王愷沒有為此成績而驕傲，又投入了研製新型門扇和裝配式房屋的工作。經過努力，獲得成功，前者產品還出口香港。
為替代進口紡織器材，他還研製了膠合木滾筒、壓縮木梭、打梭棒等新產品；為建築部門研製了跨長30英尺的膠合木樑。這些產品都達到較高的水平。他還為上海木業界、造船業、紡織業、鉛筆業等舉辦木材工業講座，為在學講授木材工業課等。上海解放前夕，他借為揚子木材廠老闆在台灣主持籌設分廠的機會，考察了台灣的木材工業。在那裡，他親眼目睹了當時的國民黨「接收大員」將木材廠停工關閉，盜賣機器設備的慘景，感觸很深。雖然工廠老闆再三挽留他在台工作，但他決然謝絕了高薪聘任，返回了上海。
王愷為我國木材工業界公認權威，長期從事木材工業的組織領導和科研工作。建國初期，受中共中央辦公廳委託，創建了新中國第一代木材加工廠——北京光華木材廠，曾任廠長兼總工，主持北京「十大建築」所需主要材料的生產和新產品試製工作。任北京木材工業研究所所長期間，與中國林科院合作研發的航空、船舶膠合板填補了國內空白。他提出的木材工業應以木材綜合利用為主、綜合利用以人造板為主、人造板以纖維板為主的方針和工廠應實現無木屑、無刨花、無碎料、無樹皮的設想及所著《新技術革命與我國木材工業》，至今仍具指導意義。
他主持編纂了《中國農業大百科全書·森林工業卷》、《木材工業實用大全》、《英漢木材工業詞典》等，倡導創辦了《木材工業》雜誌。其研究成果「航空膠合板生產技術」、「紙質裝飾塑料貼面板的研製」獲１９７８年全國科學大會獎。
參加制訂的《國家十二個重要領域技術政策》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主持制定的《木材綜合利用技術政策》貢獻突出，獲國家科委、計委、經委聯合表彰。獲原林業部「老有所為精英獎」、中國老教授協會「科教興國貢獻獎」。[2]
其他論文
王愷.面向21世紀,中國木材工業的發展初探． 《 木材工業 》 ， 1999。
王愷. 中國近代木材工業的回顧． 《 木材工業 》 ， 2005。
王愷，陳緒和. 面向21世紀的木材工業． 《 木材工業 》 ， 1994.[3]
懷念父親
——「洋木匠」王愷
他帶領職工一起完成了人民大會堂、歷史博物館、全國農業展覽館等十大建築所用的木構件和木製品。人民大會堂內的大會廳吊頂和牆面採用了他主持研製的藍色網紋塑料貼面板，被周總理喻為「秋水共長天一色」。
2006年11月9日，我的父親王愷——一位深受同行業尊敬的全國木材工業界的泰斗，一位平凡普通的北京市民，走完了他漫長又充滿絢麗色彩的人生道路。
父親原籍湖南湘潭。早年公費留學美國，在密執安大學林學院深造，獲得木材工藝學碩士。他放棄了繼續攻讀博士的機會，卻深入細緻地考察了大量美國及加拿大木材加工企業，獲得了很多一手資料。1947年他懷着一顆報效中華，科學救國的赤子之心回到祖國。幾十年來將自己的全部心血，才智投入到中國木材工業的事業中，成績斐然，是我國現代木材工業主要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
在89年的漫長生涯中，父親在北京工作生活了56個春秋，成了地道的北京人。直到去世前幾天，他一再說要爭取活到2008年，親眼看看奧運會，看看這件表明日益富裕強大的中國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盛事。
憶起許多往事，特寫成文字，以深切悼念父親。
他的偶像是毛主席、周總理和朱老總
1950年初，父親奉中共中央辦公廳的調令，帶領全家和一些工程技術人員從上海來到北京中央直屬機關修建辦事處。當時新中國剛剛建立，百廢待興。各機關都面臨許多房屋需要修建改造並缺少大量的辦公家具。根據朱老總的指示，父親籌建起新中國第一個大型木材綜合加工廠——光華木材廠(「光華」是由朱老總親自提議命名的)。朱老總在接見這些上海來京的同志時，曾笑着對父親說：「你是洋木匠，我們中央也有幾位是木匠出身哩，比如像李先念同志。」朱老總還說:共產黨十分重視技術人才，你們要努力為新中國服務。他還指示要把光華廠建為全國的示範性工廠。父親牢記總司令的指示，全身心投入到光華廠的建設和發展中，三十幾歲的人平時吃住都在廠里，直到每星期二廠休時才回家和家人團聚。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朱老總多次到光華廠視察。父親是光華廠的第一任廠長和總工程師，每次都要陪同和匯報工作。這些場景，老光華人至今難忘。
對周總理的人格魅力，父親十分敬佩。1964年，在第三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周總理到北京小組視察，看望大家。他和父親握手時親切地說：「你是王愷同志？光華的「四清」搞得怎麼樣呀？不要緊張嘛，要相信黨，相信群眾。」上世紀60年代初期，有一次父親和母親在首都劇院觀看話劇《桃花扇》，總理和鄧穎超同志坐在父親的前排。演出前，總理和父親親切打招呼，拉起了家常。父親後來總是念叨這些事兒。他說:「我和總理並沒有什麼太多的交往。但是總理還記得我這麼個人。」他常常向家人談起這些和總理難忘的交往。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全國人民都處在巨大的悲痛之中。父親是毛主席的同鄉，且多次在各種會議上和主席見過面，所以對這位世紀偉人更有一種特殊的感情。當時大家對建造毛主席紀念堂的內部裝修用何種材料有各種意見，一位負責同志徵求父親的想法，父親說：「內部裝修最好採用香樟木，這是中國的特有樹種。紋理美觀，顏色大方。還有清淡的香味。正好體現了我們對主席的緬懷之情。」後來毛主席紀念堂內部裝修材料採取了父親的建議。
人民大會堂留下了他的足跡
在建國十周年的前夕，他和光華木材廠的職工們大搞技術革心，精心設計，高速度、高質量地完成了人民大會堂、歷史博物館、全國農業展覽館等十大建築所用的木構件和木製品，給我們留下永久的紀念。其中，人民大會堂內的大會廳吊頂和牆面採用了他主持研製的藍色網紋塑料貼面板，被周總理喻為「秋水共長天一色」的好產品。此外，他還為鐵道部首次試製了高級車廂裝飾膠合板，為國防工程研製了跨度26米無金屬膠合木桁架。
1972年，父親在艱苦的條件下克服重重困難，籌建了北京市木材工業研究所。父親還曾先後主持北京飯店、北京圖書館等單位的家具設計。他吸收學習國外的先進經驗，繼續開展木材綜合利用的研究，還重視木材待用材料的開拓工作。他主持研製了鈣塑材料，批量生產了鈣塑保溫裝飾板，用於和平門全聚德烤鴨店宴會大廳。該產品既代替了膠合板等材料，又提高了室內裝飾效果，深得各方的好評。
既是嚴師 更是慈父
父親和母親一共生養了五個兒子，為培養我們長大成材付出了很大心血。
1974年，我患了腦血管疾病，言語和行動都受到了障礙。父親和母親千方百計找醫生、覓藥品給我治療。父親那時常對我說要堅忍向上，要勇敢面對人生，不要灰心喪氣。從量變到質變，病一定會好起來。為了增加我的生活樂趣，他支持我集郵，還把一些外國友人送給他的郵票轉送給我。舐犢之情，慈父之愛深深感動着我。當我終於在集郵雜誌和《北京晚報》上發表了集郵知識的一些小文章，父親和我都非常興奮，比吃了什麼靈丹妙藥都高興。經過十年的休養和鍛煉，我又重新回到了工作崗位。父親親筆寫信給木材研究所檢測室的文遇旺同志，信中寫到要嚴格要求我，為國家培養有用的專才。1987年父親做膽囊摘除手術，剛剛脫離危險，我到醫院探望他。他對我說:要好好學習外語，好好學習專業知識。這對你將來的發展是十分有用的。
父親在臨終遺言裡還諄諄教育我們：「要端端正正做人，踏踏實實做事。」這句話，我們深深地記在了心裡。
他有一顆豁達的心
父親一生淡泊名利，即使身處逆境時也坦然相對。「文化大革命」中，他作為反動學術權威受到批判，下放到西山一個綠化隊勞動改造。他仍利用空餘時間朗讀英文版《毛主席語錄》。身邊的年輕人問他:「你都成了牛鬼蛇神了，學習這些有什麼用？」他只是淡淡地說：「相信外語知識和專業知識還會對國家有用的。」有一次放羊時，他把羊丟了，只能自己花錢買只羊補上，而買的這隻羊個頭小，看起來和原來的羊差別很大，大家看到後哈哈大笑。這真是一個令人辛酸的笑話。讓一個老工程師放羊，成了那時候特有的風景。
上世紀80年代初，他到印度參加一個木工國際會議。途中發生車禍，他的額頭和臉都受了輕傷。但他只對傷口進行了簡單處理後，又到場參加了會議。這令與會的外國同行們驚訝不已。回國時，我和母親去機場接他，為了怕母親擔心，領導將此事一直封鎖到去機場的路上才告訴她。我們懷着焦急的心情等待他回來。當他走出機場大廳時，面露笑容，神態自若。即便如此，我們仍能看出他臉上的明顯傷痕。
父親從1953年起就被定為一級工程師，月薪300多元。但是他自己從不講究吃、穿，生活很節儉。幾套西裝和中山裝伴隨他走過了幾十年的生活。一些不了解他的人善意地說父親是個摳門的老頭，但其實他把自己的錢物多次地捐給了國家。「文革」時，他把自己從美國帶來的大量書籍和資料都捐獻給了政府，每月上交50元黨費。1972年，組織給他補發了一萬六千元的工資，他又把三分之一上交了黨費，三分之一給光華木材廠修路。退休之後，他又多次將自己所得的各種獎金幾千元至上萬元都捐獻給了國家，用來培養木材工業的後繼人才。[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