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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囊式陶瓷壶 图片来自HKG报

皮囊式陶瓷壶为模仿皮囊壶造型的陶瓷器，皮囊壶，壶的一种样式。因形如皮革缝制的水囊，故名。系辽代契丹族特有的陶瓷用器；契丹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随身携带皮制水壶，定居后，孤壶取替了皮壶。其造型为扁体，直身，下部丰满，壶两面随形起线，如缝合皮革的痕迹，口部一端有直立的短流，中间凹下，另一端翘起与流口平齐，形似驼峰，两侧有圆孔，可系绳提拿。。多陶制品，施绿釉，辽宁及内蒙地区出土较多。也有白瓷者，为辽代早期产品。早期造型壶身较短，下部肥硕，因形如马蹬，故又称“马蹬壶”；中期以后壶身增高，缝合痕也逐渐消失。

形制

皮囊式陶瓷壶大致上由注口、提梁、壶身，这三部分组成，细节造型上随著年代发展演变，有些在注口上会加装不同造型的插栓，或在提梁后方有不一样的装饰，例如羽毛样式的装饰或是平顶柱栓等等，壶身则可见运用黏贴泥条、雕花、划花、印花等等方式装饰，有些壶底部还有圈足构造存在。

皮囊式壶发展史

早期学者大多推定，皮囊式陶瓷壶最早可能出现在辽朝（西元916－1125年），但在随著越来越多考古证据的出土及海捞，还有学者们的比对及研究后，推定此类壶应该从唐代就已经出现。

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及日本出光美术馆内，分别有两件属于低温铅釉陶的三彩瓷器馆藏，一开始学者保守的将其判定为辽代的作品，但是由于其三彩釉色的施釉特征，类似集中出现在盛唐时代的作品，因此被修订为唐代的作品，这两件作品也属于皮囊式陶瓷壶中较早出现的，从这两件作品可以看出，当时的皮囊式陶瓷壶，除了三彩釉色外，造型也有其特色，注口沿通常高于或平行于提梁，而提梁则连接在注身和尾翼装饰上，且提梁些微高于尾翼，壶身则有仿金银器錾金装饰的纹路。

按照类型学的角度，大体可把皮囊壶划分为两大系列。一是带穿孔的，统称为孔系，又以孔的多少分为单孔式和双孔式，二是有提梁的，统称为梁系，又以壶体和梁的形状不同分为矮身横梁式、扁身环梁式和圆身环梁式。 按照材质划分，皮囊壶可分为瓷质、陶质、金银质、木质等类型，而以瓷质、陶质为主。瓷质皮囊壶有许多是白釉的，一个原因是北方少数民族多尚白，契丹族有“青牛白马”的古老传说，这种好尚影响到契丹族生活的各方面；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受定窑影响，定窑精美的白瓷极受契丹人的喜爱。许多贵族墓和窖藏中都有白瓷器出土，一些遗址亦出土大批白瓷片。

除了三彩皮囊式陶瓷壶作品外，唐代的皮囊式壶中还有许多作品，其中不乏也有一些高温的白瓷和青瓷器件，样式上可被分为三类。其中第一类壶的壶身均有仿皮革缝合痕迹的装饰泥条，提梁高于或平行于注口及羽翼装饰，注口下方多带有仿皮带状的箍扣装饰，底部平坦无圈足或是呈圜底，此类的壶可以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搜藏的白瓷皮囊壶为例子；第二类的壶，壶身呈现上窄下丰，注口短直，提梁一边紧接注身，一边则由仿皮带的泥条扣于壶身上，导致提梁尾端翘起呈尾翼形状，此样式的壶曾在1990年初期在江苏扬州市唐代文化宫建筑基址中的唐代文化层出现，目前搜藏于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另一件白瓷皮囊壶便是属于此类作品，以上两类作品被认为应该是晚唐时期的产物；第三类壶的样式则是有一拱形提梁，提梁的一侧有短直流，另外一侧则有平行的柱栓，短直流还配置了活动式的凤首插栓，提梁和短直流及柱栓相接的部分有仿皮带状的箍扣，壶身除了也有仿皮革缝合痕迹的装饰泥条，还有许多繁复装饰，例如花卉贴纹等等，在年代上这一类的作品则还没有切确的定论。另外，在英国维多利亚与亚伯特美术馆的一件白釉铁班皮囊壶馆藏，此壶壶身上有晚唐时期流行的褐斑装饰，注口和提梁及羽翼装饰之前的关系，比较相近于三彩皮囊式陶瓷壶作品，但其壶身又有仿皮革缝合痕迹的装饰泥条，注口下方又带有仿皮带状的箍扣装饰，可以看出样式上从三彩皮囊式陶瓷壶转变到第一类壶的演变。

从墓葬出土的皮囊壶看，其墓主大都是权贵阶层，其中有地位显赫的宰相，也有耶律羽之、驸马等与皇族关系密切的贵戚，身份最低的也是小贵族，平民墓中尚无皮囊壶出土。这似乎说明皮囊壶是身份的象征。此外还有鎏金银皮囊壶和木皮囊壶出土，其中前者被认为是窖藏的礼器或贡品。金银自古便是贵重物品，各朝都有对各阶层使用金银的规定。贵为公主，却以木壶随葬，看重的绝不是它的材质，而是皮囊壶代表的非物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