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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的表演

精彩的表演

《精彩的表演》是现代文学家杨绛创作的一篇散文。

作品原文

精彩的表演

我不爱表演,也不善表演,虽然有一次登上了吉祥大戏院的大舞台,我仍然没有表演。

那次是何其芳同志等“黑帮”挨斗,我们夫妇在陪斗之列。谁是导演,演出什么戏,我全忘了,只记得气氛很紧张,我却困倦异常。我和默存并坐在台下,我低着头只顾瞌睡。台上的检讨和台下的呵骂(只是呵骂,并未动武),我都置若罔闻。忽有人大喝:“杨季康,你再打瞌睡就揪你上台!”我忙睁目抬头,觉得嘴里发苦,知道是心上慌张。可是一会儿我又瞌睡了,反正揪上台是难免的。

我们夫妇先后都给点名叫上舞台。登台就有高帽子戴。我学得诀窍,注意把帽子和地平线的角度尽量缩小,形成自然低头式。如果垂直戴帽,就得把身子弯成九十度的直角才行,否则群众会高喊:“低头!低头!”陪斗的不低头,还会殃及主犯。当然这种诀窍,只有不受注意的小牛鬼蛇神才能应用。我把帽子往额上一按,紧紧扣住,不使掉落,眉眼都罩在帽子里。我就站在舞台边上,学马那样站着睡觉。谁也不知我这个跑龙套的正在学马睡觉。

散场前我给人提名叫到麦克风前,自报姓名,自报身份,挨一顿混骂,就算了事。当初坐在台下,唯恐上台;上了台也就不过如此。我站在台上陪斗,不必表演;如果坐在台下,想要充当革命群众,除非我对“犯人”也像他们有同样的愤怒才行,不然我就难了。说老实话,我觉得与其骂人,宁可挨骂。因为骂人是自我表演,挨骂是看人家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表演——表演他们对我的心意,而无意中流露的真情,往往是很耐人寻味的。

可是我意想不到,有一次竟不由自主,演了一出精彩的闹剧,充当了剧里的主角。

干校六记》的末一章里,提到这场专为我开的斗争会。

群众审问我:“给钱钟书通风报信的是谁?”

我说:“是我。”

“打着手电贴小字报的是谁?”

我说:“是我——为的是提供线索,让同志们据实调查。”

台下一片怒斥声。有人说:“谁是你的‘同志’!”

我就干脆不称“同志”,改称“你们”。

聪明的夫妇彼此间总留些空隙,以便划清界线,免得互相牵累。我却一口担保,钱钟书的事我都知道。当时群情激愤——包括我自己。有人递来一面铜锣和一个槌子,命我打锣。我正是火气冲天,没个发泄处;当下接过铜锣和槌子,下死劲大敲几下,聊以泄怒。这来可翻了天了。台下闹成一片,要驱我到学部大院去游街。

一位中年老干部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块被污水浸霉发黑的木板,络上绳子,叫我挂在颈上。木板是滑腻腻的,挂在脖子上很沉。我戴着高帽,举着铜锣,给群众押着先到稠人广众的食堂去绕一周,然后又在院内各条大道上“游街”。他们命我走几步就打两下锣,叫一声“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想这有何难,就难倒了我?况且知识分子不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吗?叫又何妨!我暂时充当了《小赖子》里“叫喊消息的报子”;不同的是,我既是罪人,又自报消息。

当时虽然没人照相摄入镜头,我却能学孙悟空让“元神”跳在半空中,观看自己那副怪模样,背后还跟着七长八短一队戴高帽子的“牛鬼蛇神”。那场闹剧实在是精彩极了,至今回忆,想像中还能见到那个滑稽的队伍,而我是那个队伍的首领!

群众大概也忘不了我出的“洋相”,第二天见了我直想笑。有两人板起脸来训我:谁胆敢抗拒群众,叫他碰个头破血流。我很爽气大度,一口承认抗拒群众是我不好,可是我不能将无作有。他们倒还通情达理,并不再强逼我承认默存那桩“莫须有”的罪名。我心想,你们能逼我“游街”,却不能叫我屈服。我忍不住要模仿桑丘·潘沙的腔吻说:“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个有体面的人!” [1]

作者简

杨绛(1911—2016年),钱钟书夫人,本名杨季康,中国现代文学家、翻译家、戏剧家。祖籍为江苏无锡,出生于北京,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生。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1953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主要文学作品有《洗澡》、《干校六记》,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我们仨》,96岁成书《走到人生边上》,剧本《弄假成真》,《称心如意》、《风絮》等,翻译了《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西班牙著名流浪汉小说《小癞子》、法国勒萨日的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等。 [2][1]

参考文献

  1. 精彩表演秀嗨翻"六一",中国青年网2017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