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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史迪威
出生	1883年3月19日-1946年10月12日
国籍	美国
别名	Joseph Stilwell
职业	军人

约瑟夫·史迪威

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1883—1946)：美国佛罗里达州巴拉特卡市人。1904年西点军校毕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1926—1929年出任美军驻天津的第15步兵团营长、代理参谋长，晋升中校。当时马歇尔任该团副团长、代理团长，两人在此结识。史迪威曾多次来华，会讲中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参战，史迪威于1942年晋升中将，并被派到中国，先后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副司令、中国驻印军司令，分配美国援华物资负责人等职务，后被晋升为四星上将。

2015年9月2日，约瑟夫·史迪威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人物生平

出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帕拉特卡，后随家人定居纽约州扬克斯市。

1900年7月，考入西点军校，成为当年最年轻的学员之一。

1904年6月，从西点军校毕业，授予少尉军衔，随后赴菲律宾在步兵第12团服役。

1906年2月，调回西点军校，在现代语言系任教官。

1910年10月，与威妮弗雷德·A·史密斯结为伉俪，相爱终生。

1911年1月，再次赴菲律宾步兵第12团服役，3月晋升为中尉。

1911年11月，第一次来华，游历上海、厦门、广州、梧州、香港等地。

1913年9月，重返西点军校任教。

1916年夏，在纽约州普拉茨堡后备役军官训练营地任教官；9月，晋升上尉。

1917年8月，在弗吉尼亚州李营第80师任旅长副官，晋升临时少校。

1918年1月，赴法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美国远征军总司令部和第4军担任情报工作，先后晋升为临时中校、上校，并荣获优秀服役勋章。翌年7月回到美国后，临时军衔全部取消，重新成为上尉。

1919年8月，被任命为首任驻华语言军官，赴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汉语。1920年8月，第二次来华，正式就任驻华语言军官，在北京华北协和语言学校继续学习汉语。

1921年至1922年，被国际赈灾委员会借用，先后担任修筑山西汾阳至军渡、陕西潼关至西安公路的总工程师，接触了各种社会情况，结交了各界人物，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

1922年至1923年6月，作为美国驻华武官处工作人员，视察和游历了中国东北、外蒙古、浙江、江西、湖南和苏联西伯利亚、朝鲜、日本。 1923年7月，回美国赴本宁堡步兵学校学习；1924年毕业，任校长韦尔斯将军的助理执行官；1925年9月，入利文沃思指挥和参谋学院深造。 1926年9月，第三次来华，出任美军驻天津步兵第15团营长。

1927年5月，受美国驻华公使馆派遣，到徐州、南京、上海等地考察军情，尔后所写的报告受到嘉奖。 1928年1月，代理步兵第15团参谋长；5月晋升中校。

1929年6月，回到美国任本宁堡步兵学校战术系主任，在此获得“醋性子乔”（亦称“尖刻的乔”）这一使他引为骄傲的绰号。

1935年7月，第四次来华，在北平任美国驻华武官，已晋升上校。1936年，先后考察广州、桂林、梧州、南宁、汉口、徐州、开封、洛阳等地。

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爆发，组织一个情报组，及时向美国报告战争进展情况；年底迁至汉口，翌年曾在兰州、台儿庄、长沙、重庆等地考察战况。

1939年8月，回到美国出任步兵第2师第3旅旅长。

1940年7月，出任第7师师长兼蒙特雷市奥德兵营司令；9月，晋升少将。

1941年6月，出任第3军军长。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奉调赴华盛顿，负责制定在北非登陆的“体育家”作战计划，并准备出任美国远征军司令。

1942年3月，第五次来华，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 ，已于2月晋升中将；随后赴缅甸指挥中国远征军作战；5月，缅甸战役失败，率110多人徒步走出缅北丛林。

1942年6月，向蒋介石递交关于中国军事制度改革的建议：（1）对部队进行精简整编；（2）撤换无能的高级军官；（3）授予前线指挥官全权。

1942年7月，向蒋介石递交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蒋介石借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劳克林·柯里来华之机，第一次要求撤换史迪威，未果。

1942年8月，出任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在印度兰姆加尔整训和装备中国军队。

1943年1月，因在第一次缅甸战役中亲临东枝前线指挥作战，荣获优秀服役十字勋章。

1943年3月，在云南组建昆明训练中心，4月1日正式开训，执行整训和装备30个中国陆军师的计划。

1943年5月，出席在华盛顿召开的“三叉戟”会议。1943年8月，魁北克会议决定成立盟军东南亚战区，史迪威任该战区副最高统帅。

1943年9月，向史迪威建议使用共产党第18集团军等部队向华北日军侧翼进攻，并建议给西北部队以充分的供应。

1943年10月，蒋介石第二次提出撤换史迪威，未果。

1943年11月，出席中美英开罗会议。

1943年12月，指挥中国驻印军开始反攻缅北。

1944年8月，占领密支那，取得战役基本胜利，给日军精锐第18师团以歼灭性打击。

1944年1月，同意政治顾问戴维斯关于向延安派遣美军观察组的报告；7、8月间，美军观察组分两批抵达延安。

1944年7月，罗斯福建议蒋介石授予史迪威指挥中国战区所有军队的全权；蒋介石复电表示“原则同意”。1944年8月，晋升四星上将。1944年9月，蒋介石第三次要求美国总统召回史迪威。

1944年10月，罗斯福同意召回史迪威；史迪威于21日离开重庆回国；31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批评美国政府召回史迪威，是“消极地支持了一个在中国日益不得人心和不为人民所信任的政权”。

1945年1月，出任美国陆军地面部队司令；由印度利多、经缅北密支那、至中国云南的中印公路通车，被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1945年2月，荣获荣誉军团勋章和橡叶勋章。

1945年6月，出任第10集团军司令，参加冲绳战役。

1945年9月，出席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并主持琉球岛的受降仪式；回国前通过马歇尔要求去北平看望老朋友，被蒋介石拒绝。

1945年10月，出任军需装备委员会主席。

1946年1月，被任命为第6集团军司令，并负责西部防御司令部的工作。

1946年10月12日，因患胃癌并转移到肝部，在旧金山莱特曼陆军医院逝世，享年63岁。

抗战事迹

受命

史迪威作为美国驻CBI（中缅印战区）的高级代表被派到亚洲，他承担了多项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使命，其中任何一项都需要一位圣徒的全部耐心和能力。他要监管根据租借法案运到中国的物资的分配。作为中国战区参谋长（最高统帅在重庆既没有联军参谋部，也没有在中国作战的联军），他试图将中国军队加以训练，送上战场。

史迪威1904年毕业于西点军校步兵科，历任美军在华语言教官、天津美军步兵第15步兵团的一名营长以及美国驻华公使馆的陆军武官。但是他从来没有实战经验，没有接受过高等的指挥教育，其以往军旅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是坐在办公室里，受命之际他担任少将师长不久，因担任联军参谋长当以中将为宜，这才特例拔擢他为中将。

在1942年3月，史迪威首次在重庆拜谒蒋中正之际，他报告其此行身负有六项使命，即美军驻华、印、缅军指挥官、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代表美政府出席重庆军事会议、中国战区与南太平洋战区间的联络员、滇缅公路监督人以及在印缅美国航空部队指挥官。经过蒋中正追询，他这才姗姗答道：“本人为钧座之参谋长，直接受钧座之指挥。

史迪威到任不久，委员长就中国武装力量的使用问题发表了两个小时的演讲，让参谋长感到目瞪口呆。按蒋的说法，在战术上，要用三个中国师对付一个日本师。如果日本人发起进攻，则要用五个中国师去对付一个日本师。蒋命令史迪威稳妥行事，让日本人采取主动。只有当日本人的攻势停下来，开始后撤时，中国军队才能发起反击。蒋警告史迪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集结部队。如果中国军队一集结便会立刻被歼灭。史迪威则主张用纵深防御战术，即部队要一个方阵接一个方阵连续出击，距离不超过50公里。蒋对他的部队战斗力的估计也许是正确的，但他的观点与美国的军事理论完全相悖。美国的军事理论强调进攻而不允许把部队化整为零，削弱其战斗力。史迪威是一位缺少变通能力的战术理论家，对蒋有意放弃主动性感到特别生气。由此开始，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关系日趋恶化甚至彼此都不存幻想。“什么命令!”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一头蠢驴!”。史迪威喜欢给被他瞧不起的人取绰号。他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精心挑选的绰号是“花生”（注：“花生”一词在美国口语中指“无聊的人”）。史迪威正要着手把毫无基础的杂牌部队建设成有效的战斗力量——这是一项近乎不可能的任务——一项更加不可能的工作又落到他头上。

滇西抗战

从印度雷多到达中国昆明，横跨印度、缅甸、中国，有一条全长1800多公里的公路。公路在密支那分为南北两线与滇缅路相接。抗战爆发后，日军狂妄地宣称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从战争一开始就封锁了中国沿海，相继占领了中国的三大港口城市及运输中枢天津、上海、广州，中国有限的沿海工业受到严重的破坏。日军在切断了陇海线、粤汉铁路等中国对外交通干线后，又占领广西、越南，切断了滇越铁路。苏联与日本媾和签订《日苏中立条约》后，苏联主动切断从西伯利亚运输援华物资的西北运输线。到1941年，在中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时，中国抗战赖以生存的外援线仅剩下一条滇缅公路，可是，日军亡我之心不死，从越南河内派出轰炸机对滇缅公路进行了无数次狂轰滥炸。

为了保证中国抗战外援线的正常运转，中国国民政府于1941年2月组建了中印公路勘测队，8月份又组建了以美国退役军官陈纳德为首的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以便保卫滇缅公路，保证援华物资的运输。

1942年2月12日，中英代表在新德里确定了中印公路的走向——从滇缅公路上的龙陵，经过腾冲，连接缅甸密支那。在滇缅公路的出入口仰光沦陷，保卫滇缅公路的战役在缅甸激烈地进行着的时候，1942年3月27日，中印公路的勘测工作也从腾冲正式开始。中印公路募工处在下关、保山、腾冲设立办事处，招募民工，分赴缅甸准备赶修公路。1942年5月，中国滇缅公路的枢纽畹町沦陷，接着，缅北重镇密支那以及滇西重镇腾冲等相继沦陷，中印公路这条正在勘测而且派出民工准备修筑的中印公路成为虚幻的泡影。

负责指挥缅甸战役的史迪威将军怀揣着一个不灭的梦想，徒步带领小分队到达印度准备东山再起。从此，他开始了整训中国军队、打通史迪威公路漫长而艰苦的旅程。滇缅公路被切断以后，美国开辟了驼峰航线向中国战场运送战略物资，可是，驼峰航线每运送一吨汽油，就有大量的飞机、飞行员失事。1942年12月10日，中印公路终于在印度雷多破土动工，1943年8月的魁北克会议，在商议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的同时，中国作为反攻日本的基地，打通中印公路和铺设中印输油管也被提到了重

要的议事日程，修筑后来被命名为史迪威公路的中印公路才步入正常轨道。后来打通这条道路的滇西、缅北战役也被人称为东方诺曼底登陆。1943年10月，史迪威将军发布命令，中国驻印军38师112团开始开赴野人山，扫荡日军，掩护中印公路的修筑。1943年12月27日，中美工兵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公路跨越野人山延伸到新平洋，比计划提前了4天，新平洋终于成为掩护筑路、打通公路战役的战略基地！坚守在缅北河谷指挥作战的史迪威将军，一方面要运筹帷幄，决胜于胡康河谷、勐拱河谷、密支那等战役，一方面还要面对来自方方面面对于打通公路的非议与阻挠，还要顾及印度、英帕尔及中国滇西怒江战役的配合与呼应。紧跟着作战部队筑路的工程部队，跟着步兵走，跟着炮声走，把公路一步步修向密支那。日本驻缅甸方面军组建33军集结密支那，把能否阻止中印公路的打通当成日本胜败的关键，特别是以密支那的得失为前提。企图在雨季以前，把中美军队阻止在加迈以北，以阻挠和滞延史迪威打通中印公路。面对不可一世的日军，史迪威将军以超人的胆略，采取了一个大胆的步骤。1944年4月28日拂晓，史迪威派出的中美联合突击队从缅北胡康河谷的勐拱冒雨出发，开始了奇袭密支那的“眼镜王蛇行动”。与此同时，在史迪威等人的敦促下，驻于滇西怒江东岸的远征军也于5月11日分四路渡江，声势浩荡地向高黎贡山发起猛烈的攻击。滇西民众肩挑马驮，为前线运送弹药、物资。滇西缅北战场彼此呼应，打响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交通运输线之战。

他耗时三个月也无法攻克密支那，最后还是等到中国军队打通胡康河谷之后，才仰仗其力收复了密支那市。然而攻克密支那却集中了几乎史迪威掌握的所有战略资源，这种资源连一滴也没有送到正在蒙受日军攻势的整个豫湘桂战场。陈纳德给罗斯福发去的电报中，开门见山就称“把我们全部主力军集中投入缅甸，如今已经导致华东的沦陷。”无怪乎当时有人揶揄他是一名“最好的四星营长”（the best goddamn four-star battalion commander）。

当然，攻克密支那也有打通列多公路的战略意义，然而开通这条日后被蒋中正以史迪威的名字命名的公路，其目的委实是给中国内地打开国际交通线，然而这条1945年1月底才告建成的公路即使开通也已经为时已晚，而且路况不佳，运输量也有限。陈纳德将军曾经希望美军加大“驼峰空运”的数量，但是这一具速效的建议却为一心为自己在缅甸打出功名的史迪威所阻碍。他的这种虚荣心，是出自一种根深蒂固的情节，这种情节对于当时在华的不少英美军人而言是一种充满浪漫的奋斗目标。

对于缅甸之败，他忘了曾经听到的嘱咐，却反而认为那是中国人的“愚蠢、胆怯和对于守势的偏好”而丧失了战机。于是开始执着地认为：中国军队的士兵刻苦耐劳用命，下级军官也无问题，营团级好坏参半，而军师长级别的则很少有效率的。因此他提出“要中国兵不要中国官，尤其不要中国的高级军官”，并暗示由他本人接受军队的全权，“不受重庆的电讯函件的束缚”。他希望有朝一日带领这支部队，打下仰光，一洗初败之辱。

因此他便打起了这十万远征军的主意，希望能够将其全部带到印度，远离中国而受自己所实际掌控。然而最终进入印度实际上只有两个师，这两个师在加尔各答西北的兰伽姆设立训练营地。史迪威即刻提出要求，从美国调来300名军官，将这支军队中营长以上全部换成美国人。这完全就是戈登当年“常胜军”的版本，他企图将中国军队演变为一支殖民式军队的企图暴露无遗。

由于这是一种彻底践踏中国主权的行径，对此不仅蒋中正用严辞加以拒绝，而且远征军的全体中国军官，甚至包括美国人认为是亲美的孙立人将军都加以坚决的反对。由于史迪威的这个如意算盘的落空，他就变得更为“醋性十足”，千方百计打击他看不顺眼的中国将领，缩小驻印军，也即是新一军军部的规模，并紧紧抓住他拥有负责援助物资的控制权，对蒋中正进行要挟。这以后他与蒋之间的各种冲突，其原点便可以说是因为他的戈登情节无法得以满足，因而转为一种怨妇般的心态而已。

当然，作为一个“最好的四星营长”，史迪威对于训练这支部队，还是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的，而且他对于当时中国军队提出的不少指责，对于中国高层军官的腐败作风提出的不满，也基本上都是事实。然而这是中国社会形态所造成，事实上当时所提出的社会问题，即便到了今日也依然如故，如果要改变这一切，需要对于整个社会进行逐步的改变，绝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

日军的战略企图与中美盟军是针锋相对的，中美盟军是要“通”，日军是要“断”，日军集中优势兵力，相继实施了三期“断路”作战。中美盟军和中国民众浴血奋战，共同打造出了东方的诺亚方舟，铸造出血肉丰碑———史迪威公路。史迪威公路通车后，与驼峰航线一起将堆积在印度的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中国抗日战场。同时，沿着公路还从印度铺设了一条通到中国昆明的输油管。这一壮举不但从实力上，而且从气势上震慑了敌胆，为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杰出贡献。

1945年1月中印公路通车。为纪念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的卓越贡献，和在他领导下的盟军以及中国军队对缅甸战役发挥的巨大作用，这条公路被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历史评价

对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赴缅作战负有严重指挥责任外，史迪威具有多方面令人敬慕的才干，非常适合其在CBI的任职：他性格坚强，从不讲废话，被认为是美军中一位真正的战略家和出色的教官；他已经在中国生活工作了13年，当过驻华武官，也做过其它的工作。他到过中国很多地方，中文非常流利，有时写日记不用英文而用中文。更为重要的是，他对英勇顽强、吃苦耐劳的中国农民充满信心。他深信，经过一定的训练，加上很好的领导，中国军队能与世界上任何军队匹敌。可是，一些与生俱来的性格特点，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工作成效。作为蒋的参谋长，他必须具有超常的圆滑的耐心，而史迪威正好天生耿直而急躁。在公开场合，他对最高统帅还比较克制，一旦回到住所，他便会把他对蒋的蔑视和愤恨通通发泄出来。特意安排在史公馆里的服务人员又会巧妙地把史迪威的话语汇报给蒋。在另外的场合，心直口快的史迪威则会不留情面地数落国民政府的缺点，让蒋先生很丢面子而忍无可忍。

陈纳德对史迪威的长处和短处作出了最恰如其分的评价：“史迪威的中国使命无疑是把难度最大的外交工作放到了一位战时职业军人的肩上，”陈纳德写道。“他是一名陆军战士，性格粗犷，勇猛无比。在敌人的炮火下指挥军队作战，他有如闲庭信步。”尽管这样说，陈在最后加上了最关键的一笔：“我与史迪威的全部交往让我相信，他总是把自己完全看成是一名陆军军人，而根本不明白他作为外交官的基本职责，他也没有那份耐心去弄明白这一切。”就是史迪威的好朋友，美军总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也承认，“酸醋乔”是他自己最大的敌人。由于他毫不掩饰他对中国人，还有英国人‘无所作为”态度的蔑视，毒化了他与他们的关系。

1944年10月，史迪威被美国召回，由魏德迈接替其出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驻华美军指挥官。在此前一年，魏德迈还对史迪威的工作成绩深信不疑，在给马歇尔的信中说，“史迪威对中国——缅甸——印度战区情况的了解程度，超过美国人，也超过中国人。”因而有意延续史迪威的工作思路。

但是，史迪威离开重庆时，既没有与魏德迈办理交接手续，也没有留下任何重要文件，使魏德迈不得不制定属于自己的工作计划。魏德迈与史迪威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不自居为“中国通”，而希望通过亲身调查来了解中国。这样几个星期后，魏德迈就“开始认识到，中国国民政府远不像史迪威和他的记者朋友所描述的那样，不愿作战，而是在抗日战争中表现了惊人的顽强性和耐力……到1944年，即在日本发动首次进攻之后的第7年，中国却依然在抵抗。”①可见魏德迈对中国怀有其前任所没有的同情心。

上任伊始，魏德迈必须建立在华美军的有效机制，才能开展工作。首先他撤换掉了对蒋介石态度恶劣的美军将领窦恩、菲利斯等人。窦恩去职后，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此人为史迪威军下第一骄横侮华之人，美竟撤去，则援华之诚意又进一步矣。”

史迪威是美国军事家，对华友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提出在远东美军从中太平洋、西南太平洋、缅甸、印度支那四个方向对日本作战的战略计划，后来美军除了向印度支那方向没有派兵外，基本按史迪威的战略计划实施，他担任蒋介石参谋长期间建议培训中国军队向现代化发展，他亲自培训的驻印军是国民党军队后来最有战斗力的五大主力部队之一，指挥收复缅北的战役。

人物荣誉

2015年9月2日，约瑟夫·史迪威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