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楼上的疯女人
内容简介
当简•爱和罗切斯特跨越身份地位的差异，终于站在神父面前要宣誓结合时，一个疯女人的出现粉碎了简•爱的一切梦想，这个疯女人就是罗切斯特的妻子——伯莎。这个疯女人毁掉了庄园，弄瞎了罗切斯特，自己也葬身火海，但也因此成全了简•爱与罗切斯特的姻缘。
本书问世前，大多数读者对伯莎这 个疯女人并不太重视，自从有了本书，人们忽而重新发现了一个类别。这些疯女人公然无视“妇道”，花枝招展、野心勃勃、作恶多端、自取灭亡……但本书作者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告诉我们，每个温顺善良的女人背后，都或多或少拖着一个癫狂的影子。她们将这个疯女人从阁楼上请下来，就是为了抨击父权主义文化对女性的精神束缚。
《阁楼上的疯女人》被誉为20世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圣经》，也是当代美国文论中的经典。在这部著作中，作者重读了19世纪著名女作家如简•奥斯汀、玛丽•雪莱、勃朗特姐妹、艾米莉•狄金森等人的作品，打破了民族、地域与时间等多方面限制的疆界，将19世纪的英美女性文学视为一个整体进行了综合研究，梳理并归纳了构成19世纪英美女性文学传统中一系列重要的意象、象征与隐喻，如天使、魔鬼、月光、水、面纱、蛛网等等。
此书自问世以来，以其激进的批评姿态和对19世纪英美女性文学的全新阐释，对西方文学与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简介
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M. Gilbert）、苏珊•古芭（Susan Gubar）
均为西方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文学研究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学者。她们是当代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创始人之一。两人长期合作，撰写了《阁楼上的疯女人》《诺顿女性文学选集》《没有男人的地带》等女权主义批评论著。
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女性文学及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已出版学术专著《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研究》《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20世纪文坛上的英伦百合：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中国》《“我的河在向你奔来”：20世纪英语女作家在中国》等；译著有《葛特露和克劳狄斯——〈哈姆莱特〉前传》《通过身体思考》《阅读日记：重温十二部文学经典》《文尼莎与弗吉尼亚》等。
原文摘录
毕竟，一个男人既无法依靠感觉，也无法依靠理性来证明自己的父亲身份；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孩子是他的只不过是他告诉自己的一个故事而已，用来对婴儿的存在进行解释。显然，在这一讲述故事的行为中暗含的焦虑不仅迫切地需要对男性的优越地位加以重新确认，因为这是父权制下的厌女症所隐含的想法。 在体现出父权特征的西方文化中，文本的作者便是一位父亲，一位祖先，一位生殖者，一个审美的父权家长，他的笔就和他的阴茎一样，是一种体现创造力的工具。 你们三位是多么幸福啊！身为男性是多么幸福啊！ 你们生下来就可以用笔戳戳画画 获得自由、使唤别人的种种快乐 而我们女人却只能站在一旁，成为无足轻重的人 为增加你们的数量而存货 用我们的魅力使你们感到快活 这种差别是多么的令人悲哀啊 自从夏娃的堕落以来 我们犯下多大的过失，就承受了多大的痛苦。
书评
2015年6月，借《阁楼上的疯女人》简体中文版引进出版之际，文景邀请戴锦华、孙柏进行了一次主题为“那些握笔的女人——'阁楼上的疯女人'与性别意识”的对谈。对谈中，戴锦华老师谈及女性文学、女性主义的发展以及当代女性的境况等话题。如今的女性相较之前确实拥有更加平等的地位，但是资本主义市场制度、全球化等也参与到了整个性别制度的建设中，女性运动也面临新的挑战。
每次有人问我为什么变成了一个女性主义者，我都是特别朴素地回答，就是因为我长太高了。真的是一个没办法的事情，好像我很早就有这个性别意识。我十三岁的时候就已经像现在这么高了，我每天要听大人在背后窃窃私语说“怎么嫁”。我是有“原罪”的人，那个时候没有同性恋文化，男孩子跟男孩子、女孩子跟女孩子都是勾肩搭背的，但是那个时候同性恋就跟“流氓”“疯子”一样是非常难听的、脏得不能再脏的字眼，原因就是因为我高。女孩子有的时候必须像借助男生的体力一样借助我，所以你就必须面对这件事。
所以我很小就非常痛苦和困惑，我总是在心里对自己说我是女人，我是个好女人，我没什么别的不一样的东西。我的梦想和所有的女孩子一样，我的弱点和所有的女孩子一样，我像所有的女孩子一样希望得到人们的赞许、呵护，但是我得不到。所以对我来说真的很简单，第一次读到《性别的奥秘》，读到《第二性》的时候，豁然开朗，我看到了别人表述了我的经验，所以真的不是我的问题。
比如我读到一本书里有一章叫“身高与权利”，男女配对一定是男高女矮，这是自然的，这是逻辑的，那我怎么办？我从来没有跳过交际舞，因为没有人请我，这是我完全个人的生命经验，真的很小时就跟着我，因为我被踢出去，成为人家的忧虑。所以我非常羡慕，到我三十岁，我们又开始说高是美。当年我也非常瘦，那就更糟糕。等到我已经不具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它们都成了优点，但是在我那个时候都是生理缺陷。
从第一本女性主义小说到第一本研究女性主义小说的专著，用了两个世纪 我又一次读《阁楼上的疯女人》时，我开始意识到一个问题。事实上这本书是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奠基作，以19世纪作为断代的女性主义文学史的第一部巨著。大家仔细想想，36年非常遥远（1979年，英文版问世），30年是人类社会的一代，纯粹是上一代人写的。36年前想起来是非常遥远的，但是大家如果换一个角度想，36年前才有了关于女性文学的讨论，36年前才有了关于女性主义的系统性的理论著作。
对我来说两个有趣的方面出现了，一个是36年前的激进的、颠覆性的、非常年轻的，英文的直接翻译叫做“新鲜的博士生”，非常没有资历的两个女老师，在英文系撰写了这样的著作，今天已经成为经典，这本身是一个历史的痕迹。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讲，其实这本著作当中所有的女诗人、女作家，原本就是英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她们只是对英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做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阐释，经由他们的阐释，这些女作家的女性身份凸显出来了，而他们的研究方法不是说这些作家是女的，所以他们写的是女性文学。而是她们在女作家的作品当中寻找到了一种与男性作家不同的、而女性作家共同的一些叙述的特征，一些情感的特征，并在分析当中发现历史的社会的压迫性的和反抗性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这本著作终于来到中文世界。但是并不晚。
《阁楼上的疯女人》作者吉尔伯特（左）和古芭合影于1980年。
从女性主义的两个关键年代到重新审视今天的时刻
我们讨论女性主义有两个历史年代，不光讨论女性主义，如果我们讨论任何当代文化、当代社会、当代政治，有两个历史时段是要特别突出的，一个是20世纪60年代。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几乎掀动了西方世界，法国到了几乎倒戈的地步，美国陷入了美国历史上唯一次的宪政危机。欧美的这种反文化运动的三个最主要的热点群体就是青年学生、女性和有色人种、少数民族，他们掀起的是民主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和民权运动。
今天很多我们认为很多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思考方式其实都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巨大冲击和捣毁之下，那个空间才出现，我们今天这样的可能性才打开。
另外一个是20世纪的八九十世纪之交和九十年代，冷战终结，这个变化不光是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冷战最后分出了胜利者和失败者，同时从形而下的层面说，它名副其实地改变了世界地图，在这之后很多国家消失了。比如说原来最乐观的西方理论家、思想者、科幻小说、政治幻想小说的人没有想到，有一天苏联不在了，世界上没有苏联这个国家了，但是苏联已经没有30年了。这个是两个大的参数。
叶利钦站在被包围的俄罗斯议会大厦发表演讲
在冷战终结之后，批判性的议题、反抗性的议题，原来集中在三根轴上，就是阶级、性别、种族，但是到冷战终结以后，阶级和种族的批判性的议题都在某种程度上被非法化了，尤其是阶级议题，我们不再讨论阶级问题了。相反的是只有性别议题，女性主义议题，始终具有合法的先锋性和合法的批判性.《阁楼上的疯女人》，我们今天有机会买到这本书，不仅仅是要通过这本书去学19世纪女性的女作家的文学和作品，更重要的是，回返这个历史时刻是为了重新去体认，重新看待今天所置身的历史状态和文化状态。今天我们反观这个时刻的时候，我们大概就会发现冷战终结，阶级的命题不谈了，种族的命题开始变得暧昧了，只有性别的命题越来越先锋，越来越前卫。
大概一年前，我看到网上一个有趣的帖子，大概意思是网络禁忌，在网上切忌不能干什么。第一句话叫做“猫狗是主人”，第二句话叫做“同志不能黑”，第三句话叫做“直男癌去死”。其中两句话都是性别议题，而且如此开放，如此先锋，如此正确。美国创造那个词“政治正确”，如此具有政治正确性。它们是对我们今天现实的一个真实的准确的勾画吗？我们今天的现实当中“直男癌”们各个都惭愧的无地自容吗？今天同志们都占据了舞台中心吗？
在我们的大众文化当中，在“同志不能黑”的同时，有一个必黑的角色就是“剩女”。“剩女”相对什么东西剩下来了？相对父权制、异性恋和婚姻制度。在我那个年代，当我决定要结婚的时候，我好像有一点责任要对我的朋友们解释一下，是基于什么我走进婚姻制度。当然，天然合法的一个东西就是我爱上了一个爱我的人。《简·爱》里那句著名的台词：爱人与被人爱是无名的福气。我要告诉大家说，我真的很爱他，他真的很爱我，所以我们决定走进婚姻这种法律的，其实今天更重要的是一个财产的形态，在我的那个时代没有财产的层面。一方面，法律意义上绝对婚姻财产共同，一方面，我们基本上没有私有财产，用现在的说法我们叫“无恒产者无恒心”。但是我想，我可能是比多数人更有恒心的一代人。
我们今天回到那个历史的节点上，其实是为了让大家重新获得那个历史的感知和体认。35年前还没有人去讨论《简·爱》是不是一部女性主义著作。35年前，大家认为《简·爱》就是哥特罗曼斯，这是一种评价。今天有更刻薄的评价，说那不就是“玛丽苏”的开山之作么？还有人说那不就是“霸道总裁爱上我”嘛！严肃的说法：《简·爱》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现代主义小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尽管有这样高的评价或者那样低的评价，它在那之前完全没有被从女性、女性的生命、女性的生命体验、女性在特定的历史结构当中所可能产生的表达方式来解读。
我经常碰到年轻的女性主义者，她们并没有看过原书，但是告诉我：《阁楼上的疯女人》说，《简·爱》这部小说中，伯莎和简·爱才是姐妹，伯莎应该跟简·爱两个人手拉手走出桑菲尔德庄园，永远把罗切斯特抛在身后。这种观点我不反对，作为一种选择也不是问题，看上去伯莎又高大又美丽，好像她们俩也挺般配的。然而，这不是《阁楼上的疯女人》里的叙述，也不是《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作为一个贫穷的牧师的女儿，在那种衣食不周的德文郡的荒原里可能产生的想象。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儿女，我们每个人都是现实的囚徒，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有无尽的自由去飞翔。
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从一个19世纪的一百多年前的一个穷牧师的女儿，一辈子没有得到过爱情，一辈子没有得到过真实的爱情，最后她嫁给了妹妹的未婚夫，然后死于难产，生命非常短暂，非常拮据，非常悲惨。她写的这样一部著作，毫无疑问是女性的梦想，是女性的白日梦，但是在这个梦想当中她传递出了一个至少在我们这本书的两位作者看来，传递出了完全不同的追求、反抗、极端大胆的冒犯和梦想。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简·爱不仅是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的重影，她还和罗切斯特是互为镜像。这才是冒犯。
电影《简·爱》（1943）剧照
这不是“霸道总裁爱上我”，而是一个平等的，由于女性的挑战，由于女性的挑衅，由于女性的智慧和才华，由于她不妥协的战斗，赢得了一个阶级上比她高得多的男人的尊重，那个男人被迫把她当作一个平等的人。而在这个相互的平等当中，他们共同向我们传递出了一种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及其资产阶级的昂扬向上的战斗精神。他们是精神上的兄妹，他们是精神上的共同者。但是他们同时又是在一个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别极端歧视的结构之下的一对男女，而且是一对主仆。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个时代的一个反抗的独立的智慧的女性，她怎么去表达她的愤怒，她的绝望，她的疯狂？在故事中她成了另外一个角色，就是阁楼上的疯女人。我们今天是在一个结构的意义上去把握作者的潜意识，这个潜意识并不是精神分析的潜意识。这个潜意识是历史的潜意识，是文化的潜意识。这两个作者在非常精致的文学分析当中，以非常好的文学训练、文学修养、艺术体认当中去把握到了这一点。不是想当然说伯莎是简·爱的重影，而是从对伯莎的出现、她的是怎样和简·爱处在一个几乎无望的、单恋的情绪时的相互呼应的分析中得来的。
我们经常说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人的一间屋”，但伍尔夫在同一篇文章中说道，在“自己的一间屋”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是“自己的支票本”，也就是经济独立。鲁迅先生说，首先要有独立，“首先要有经济的保障，爱才有所附丽”，否则的话，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简·爱说我是独立的，我是自由的，可以以自由的和独立的人和你面对的时候，因为她有了那个遗产。简·爱的遗产是从哪来的？她的叔叔。她的叔叔从哪挣的？西印度群岛。
《简·爱》的第二段爱情故事是简·爱与圣约翰。圣约翰和简·爱的关系在哪里？圣约翰要去印度传教，你会发现这部著作的伟大和它远远的超越玛丽苏的那个层次，是在于它同时自觉不自觉的带出了一个社会文化史，带出了一部当时英国的社会文化史。我们在里面会看到，比如说罗切斯特他们家拥有桑菲尔德庄园，怎么至于到出卖自己的地步？因为他是次子。当时的英国是长子继承制，次子年长后干什么？把自己卖出去、当牧师、从军，或者到海外去开拓。这是简·奥斯汀的故事当中无所不在的东西。你们注意到简·奥斯汀的小说当中女主角爱上的都是长子，她那个故事当中丑陋的插足的第三者都是次子们。
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阁楼上的疯女人》这本书给我们打开了一个重要的面向，让我们去看这些女作家的性别意识，她们的性别意识是怎么在当时时代的规范之下流露出来。但是此后的论争把其他的面向补充进来，我们是女人，是社会规定我们成为女人。西蒙娜·波伏娃的那句话今天听起来已经太老了，但也经常被人们忘记：“女人不是生而而成的，女人是被社会建构而成的”。
我想在座的朋友不会问我说，那我们在生理上是女人是怎么回事？我一直在说，只有在那一天我们才能回答生理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两性差异，哪一天？就是当文化的、压迫性的、歧视性的表述被破除的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被我们的生理结构所决定。同时我们的生理结构在多大程度上是群体的而不是个体的？我经常说，某一个女人和某一个女人之间的差距可能并不比某一个女人跟某一个男人之间的差距更小。
对我来说，波伏娃的这句话是石破天惊的。这本书把这句话用到了女性写作当中，把它用到了女性书写、女性意识、女性反抗、女性创作当中。后来者补充了种族议题、阶级议题，他们看到了葛瑞丝·普尔（《简·爱》中放火烧掉庄园的、服侍伯莎的女仆人）的那个故事其实是被压抑的故事。我们再返回来看这本书和今天的《何以笙箫默》是截然不同的，有很多因素，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在这个作品当中的夏洛蒂·勃朗特赋予简·爱强大的主体意识，她的主体意识并不以获得男人的爱和进入婚姻来作为自我满足的结局，而这种东西对于女性主义来说是如此的昂扬和进步。
不过同时大家一定别忘记，这是当时向全世界拓殖的大英帝国的开拓精神在一个女性身上的体现。作为后来者，我一直开玩笑说，先见之明很少的天才才有，后见之明是经过后天的学习获得的。我们可以回过头去看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艾米莉·狄金森，当我们看他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得到了历史的镜子来问我们自己，问我们今天经历了这么多的改变之后，我们的可能性在哪里？我们重新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我现在很难再重新建立“你们男人”“我们女人”的叙述模式，因为“我们女人”自身碎裂了
你们可能会注意到，除了《简·爱》的对话，或者包括《简·爱》的对话当中，我近年来很少单独去处理性别议题，或者热衷于出席性别研究或者是女性主义研究这样的会议。我也很久没有以性别为单一议题撰写我的学术论文或者学术著作。原因是我难于回答这个问题。
我不是那么热心于专门讨论女性主义，但是性别议题是我高度内在的立场，和充分必要的维度。不可能说我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性别维度不在，但是我没有单独去谈这个问题。从最低层面来说，当我们进入性别议题的时候，我们不必在每一个议题当中再一次去发现男权。请大家记住，迄今为止，这天是男权的天，这地是男权的地，这文化是男性的文化。
到现在为止，在欧洲所有主要语言当中，man还是男人，而男人也就是人类，human，历史就是his-tory，没有her-tory。这是基本的议题，这是基本的现实，而且今天整个资本主义是参照着父权制基本结构建立起来的，现代资本主义是父权制的最新版本和最新形式。所以我们不用说“我又发现男权了”，我们把男权的压迫、男权的表现形态作为我们讨论的前提基础，我们从这里出发，去发现它的表现形态，它的退缩，它的妥协，它的进攻，它更大的侵犯性。这是一个层次，我有一点倦了跟大家一起去发现各个领域的男权。
更大的层次是，我现在很难再重新建立“你们男人”“我们女人”，因为“我们女人”自身碎裂了。在这本书出版后不久，“我们女人”就被同志运动所撕裂，当你说你们男人、我们女人的时候，你觉得你很反抗，同时就假定了世界上只有男人或者女人，你就没有给第三性、第四性、第五性以位置。今天是“同志不能黑”，这已经变成了有教养人的常识，可是我们有教养的人好像越来越不意识到另外的维度，比如阶级的维度、种族的维度。
现在的女性，真的很好很平等，并且独立自由强悍吗？ 我怎么去处理今天的女性写作，本身形成了很多层面，比如说《暮光之城》是女性写作吗？比如说《五十度灰》是女性写作吗？千真万确，不仅是由女性写作的，还是由大妈们写作。他们都是标准的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主妇，在极端的乏味枯燥的生活当中产生的性幻想。它跟今天的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什么？
当年《简·爱》是一个从英国女王到女工都读的书，当年简·奥斯汀的新书出版的时候，女工们会用自己一个星期的工资去购买，当年狄金森的书大家都会背的，可是那样的一种流行和今天的规模生产的大众文化是一回事吗？当我们用小额贷款能够让农村妇女加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当中的时候，当小额贷款的发明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两个面向出来了：一边是女人，由于有了经济独立，在农村当中的家庭位置开始被改善。但是另外一边，她们的家务劳动，她们的传统角色一点没有减轻，她们变成早上四点半起来。
从更大的角度上看，这个路径极端有效的把全球的第三世界女性的剩余劳动力组织到资本主义的全球性的规模生产当中来了。那么我们怎么去重新界定性别的批判立场？我最近发现特别好玩的现象，我遇到的现在20多岁、接近30岁或者30出头的女性，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她们跟我没太大共鸣，她们都觉得现在挺好，觉得自己的生活没问题，觉得我们这么强悍、这么独立、这么自由。
我想恭喜大家，如果你们仍然保持着这样的感受，恭喜你们，至少你们在现实当中还没有遭遇到这个变化。也许你们很幸运，你们一生都不用遭遇到这个变化。也许最强悍的女性是在女性注定做第二性的世界中真正的第一性。但是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可能是这样一个现实，就是当你们还年轻，当你们还美丽，当你们的皮肤还娇嫩，当你们成功地由于种种原因已经进入到了较高的社会阶层和较高的社会阶层，当你们在文化界当中，文化界的大部分男性知道暴露自己的男权主义立场是没教养。
可是我要说的是，你们和我的不同是，在我生活的年代，他们不觉得没教养，他们公然地赤裸地叫嚣男权主义，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在我生活的年代，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上是全面的男女平等。当时在《婚姻法》和《民法》的意义上，中国的妇女的地位在全世界是Top 5。今天我们很多法律经过反复的修订之后，我们相当落后了。这是你们所面临的现实，文化的开放，世界的视野，更多的工作选择，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多的生活样式，但是你们也面临着一个重新用私有制、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阶级性别、种族的逻辑重新组织起来的社会结构，所以good luck to you！可是同时我说，我们有选择，有空间，我们可以参与到历史的创造过程当中去，因为前面已经有那么多人。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