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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本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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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德堡大學校長，遠東考古博物館館長 | |
| 原文名 | 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
| 出生 |
1889年10月5日 延雪平(Jönköping) |
| 逝世 | 1978年 |
| 國籍 | 瑞典 |
| 母校 | 烏普薩拉大學 |
| 職業 | 漢學家 |
高本漢(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瑞典，1889-1978)，哥德堡大學教授、校長[1]，遠東考古博物館館長[2]。
目錄
人物介紹
高本漢是瑞典最有影響的漢學家，瑞典漢學作為一門專門學科的建立，他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一生著述達百部之多，研究範圍包括漢語音韻學、方言學、詞典學、文獻學、考古學、文學、藝術和宗教。他在中國歷代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運用歐洲比較語言學的方法，探討古今漢語語音和漢字的演變，創見頗多。
生平簡歷
家族歷史
1889年10月5日，高本漢出生於瑞典斯莫蘭地區的延雪平(Jönköping)，他的父親是一位中學教師，高本漢弟兄三人，他排行第二。大哥安東(Lars Anton Natanael)為斯德哥爾摩《新聞日報》的主編，以後在哥本哈根任斯拉夫語言學教授。弟弟希亞爾馬(Gustaff Hjalmar Teodor)為隆德大學羅馬法教授，後任瑞典最高法院法官。
學習興趣
高本漢從小就對方言感興趣，學習過當地的幾種方言。在中學學習期間，他用方言寫了一些小說，並且對家鄉的方言進行調查，他對中國的興趣也是從中學開始的。
入學深造
1907年，高本漢進入烏普薩拉大學，主修俄語。他的恩師是斯拉夫語語言學家、方言學家倫德爾教授(J. A. Lundell)，曾研製過一套拼寫方言的語符，對歷史語音學有過貢獻，其人格和學術思想，後來對高本漢的影響很大。1908年，高本漢發表了第一篇文章《用方言記錄的特韋塔和穆村民間故事》。1909年，他又發表了《瑞南與瑞中方言的分界線》一文，並附方言圖一幅。1909年完成學士課程後，高本漢便到聖彼得堡，跟伊萬諾夫教授(A. I. Ivanov)學習了兩個月的基礎漢語，後來他得到了一筆獎學金，於1910年3月起程來華。高本漢在中國逗留了兩年，在獎學金已經用完的情況下，他靠在山西大學堂(今山西大學)教授法語和英語謀生。
中國遊學
在中國期間，高本漢先是花了幾個月的時間迅速掌握漢語口語和常用漢字，達到可以獨立外出的程度，隨後，他就列出詳細的調查問題表，開始進行方言資料的收集與考證。1911年的中國正處於封建帝制崩潰、社會混亂的時期，他打扮成讀書人的樣子，帶着僕人訪問了北京、太原周圍的許多地方，不僅收集到豐富的方言資料，還寫了關於中國社會革命和人民生活狀況的一系列報道，寄回瑞典，刊登在《新聞日報》上。
高本漢努力收集材料，他竟能在中國進行二十四種方言的記錄考察，這二十四種方言是:北京話、山西八種、甘肅三種、陝西三種、河南三種、南京方言(以上十九種屬北方官話系統)，還有代表吳方言的上海話、代表閩方言的福州話、代表粵方言的廣州話以及漢語借字的日語、越南語讀音。另外，他還根據已發表的材料，收集了其他九種方言的發音。
深入研究
1912年1月，高本漢返回歐洲之後，在倫敦學習了幾個月;他研究了斯坦因從敦煌弄到的文物資料，隨後到巴黎研讀了兩年(1912年9月-1914年4月) ，跟隨著名的漢學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從事比較語言學研究。其間，他結識了伯希和教授(Paul Pelliot)和馬伯樂教授(Henri Maspero)，並經常與他們探討、爭論一些問題。爭論促進了他對古漢語音韻系統的思考。高本漢還到萊比錫拜訪過孔好古(August Conrady，1864-1926)，到柏林拜訪過繆勒(F·W·K·Mǜller，1863-1930)。
研究成就
1915年5月20日，二十五歲的高本漢獲文學碩士學位。次日，也就是5月21日，他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同年，就任烏普薩拉大學漢學講師。他的博士學位論文為《中國音韻學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chinoise)中的一部分，即1-338頁，發表在倫德爾主編的《東方研究文集》(Archives d'?tudes Orientales)第15卷上。因他的學位論文出色，銘文與美文學研究院1916年授予他斯坦尼斯拉斯·朱麗安獎金。
擔任教授
1916年到1918年，高本漢在利丁厄(Lidinq?)的傳教士學校中教授現代漢語。1918年，他被任命為哥德堡大學東亞語言學和文化教授，這是為他特別設立的職位，通過私人捐款資助的。他保持這個職位直到1939年。1922年3月到12月，高本漢第二次到中國旅行，其間還訪問了日本，這是他最後一次在中國逗留。1931年到1936年，高本漢任哥德堡大學校長。1939年，高本漢任遠東文物博物館館長兼東亞考古學教授，他任館長兼教授直到1959年，達二十年之久。1945年當洛克菲勒基金會邀請他向斯堪的納維亞漢學家講課的時候，他宣布願意在斯德哥爾摩大學教授漢學，這項工作一直進行到1965年。此外，他還擔任瑞典皇家人文科學院院長、瑞典皇家學院和丹麥皇家學院院士等職。
生平概括
高本漢一生主要從事學術研究和培養漢學家的工作。學術研究主要涉及漢語言學和考古學領域。他寫了許多介紹漢語和中國文化的著作，這些書成了瑞典和其他北歐國家大學漢語專業的教材。他的學生中許多人後來成為傑出的漢學研究者，在挪威、荷蘭、丹麥、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各大學任教。
領域成果
作為世界語言學的巨擘，高本漢認為沒有一種學術領域比漢學更廣的，但漢學家們的興趣大都集中在中國歷史學、考古學、美術和宗教方面，因為在語言學方面，表面的乾燥，缺少引人的地方，所以沒有鼓勵起同樣的興趣，而他本人則對中國古代的語言文字學情有獨鍾，因為不能否認，漢學比任何別的科學需要語言學的地方更多。為此，高本漢把中國古代語言文字研究看作漢學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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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本漢有目的地、一心一意地規劃和從事他的漢學研究工作。早在1917年，他在《瑞典人文學雜誌》(Svensk Humanistisk Tidskrift)上發表了一篇宣言，草擬了"漢語語言學家"在以後階段中應該從事的工作。1920年，他發表題為《原始漢語是屈折語》(Le proto-chinois，langue flexionelle)的論文(《亞細亞雜誌》，15)，其中揭示了上古漢語有代詞的格屈折變化痕跡。這篇論文是高本漢用法文寫的最後一批論文中的一篇，引起了轟動。
20年代以後，高本漢轉而改用英文寫作了。多年來他不止一次地轉向漢語中的屈折和派生問題，例如，1933年發表的《漢語詞族》(Word Families in Chinese)(《遠東文物博物館館刊》[BMFEA]，5)，以及後來發表的《漢語語音系列中的同源詞》(Cognate Words in Chinese Phonetic Series，BMFEA，28，1956)。
關於中古音的構擬，《中日漢字分析字典》(Analyt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這部著作成為了整整一代漢學家主要的工具書，直到1940年才被他自己的《古漢語字典》(Grammata Serica)所取代。1926年，《中國音韻學研究》全部脫稿，該書的最後部分是方言字彙，也就是三千一百個單字的方言讀音表。從此，學術界便可以利用高本漢方言調查所收集到的大量材料了。
高本漢很早就對古籍考證、辨偽非常有興趣，這類著作的第一部是《論左傳的真偽和性質》(On 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an，1926)，接着在1929年發表《中國古籍的真偽》(The Authenticity of Ancient Chinese Texts，BMFEA,I)。他所採用的方法是:根據不同年代作者常用詞語的性質和古籍內部的語法特徵對古籍做出判斷，發現真偽之間的差異。他還寫了《詩經研究》、《〈老子〉韻考》、《漢語詞類》、《〈頌詩〉韻考》等。由於以語言學知識為基礎，他的考證方法為中國的音韻研究、古籍的辨偽研究開闢了科學化的道路。
高本漢在哥德堡大學期間，出版了幾部流行頗廣的入門書和通俗讀物。1918年出版的《北京話語音讀本》(A Mandarin Phonetic Reader in the Pekinese Dialect,斯德哥爾摩)，1923年用英語寫的《漢語語音與漢語言字》(Sound and Symbol in Chinese，倫敦)，1929年的《簡述中國的思想界》(Från Kinas tankevärld)，都值得一提。他還寫了幾部歷史著作:《19世紀的東亞》((Östasien under nittonde århundradet，1920)，《中國》、《日本》(斯德哥爾摩，1928)。還有宗教史的著作:《中國和日本的宗教》(Kinas og Japan Religioner，哥本哈根，1924)。
1940年以後，高本漢對中國兩部最古的典籍《書經》和《詩經》進行了徹底的分析，並為這兩部典籍作了大量的注釋，同時根據嚴格校訂過的漢語言本把它們全都譯成英語出版。至於《詩經》，還全部轉寫成現代標準漢語，並用構擬出來的上古音標註出它的全部韻字。《詩經》詮注刊登於BMFEA 1942-1946，共673頁;《書經》詮注刊登於同一刊物1948-1949，共419頁;《詩經》和《書經》校訂本刊登於1950。許多年後高本漢發表了另一部注釋匯編:《左傳》的注釋匯編(BMFEA，1969-1970)。
高本漢把古代真正可靠的文獻分成系統化的和非系統化的兩類:其中一類是試圖描寫各個時代的情況的著作;另一類有另外的目的，但順便提供了宗教和社會情況。他把重點放在後一類，把它們看作是原始材料。他這方面的主要論文有《古代中國的傳說和迷信》(Legends and Cults in Ancient China，BMFEA，18，1946)，這是一篇很難懂的長篇論文，包含大量可靠的已經論證的材料。後來他又寫成《周代中國的祭禮》(BMFEA，40，1968)。從1964年起，還用瑞典文寫了較為通俗的《中國的宗教:經典的古董》 (Religion i Kina: Antiken)。
高本漢在晚年深入研究古代經典，其部分成果是關於詞彙的。他把觀察到的結果收集在《漢朝以前文獻中的假借字》(Loan Characters in Pre-Han Texts,I-V，BMFEA，1963-1967)，後來又編寫了《漢語典籍詞彙拾遺》(Gleanings for a Lexicon of Classical Chinese，I-Ⅲ，BMFEA，1972-1974)，還有《;注》(Notes on Lao-Tse，BMFEA，47，1975)、《莊子>;某些篇章中的疑難詞》(Moot Words in Some Chuang-Tse Chapters，BMFEA，48，1976)等文。
高本漢語言研究的其他副產品是關於語法的論文，這些文章見於BMFEA，23(1951)，24(1952)和42(1970)，也見於為紀念詹森(Arthur M.Jensen)而出版的文集中(哥本哈根，1961)。高本漢對漢語發展的任何階段的語法都沒有做過全面的描寫，但提供了許多準確的、經過研究得出的結論，這些結論對確定作品的真偽、前後是否一致，常常是重要的。
在斯德哥爾摩期間，高本漢還就他的學術研究成果寫了幾本受歡迎的通俗書籍。這些著作有:《漢語》(1946)，《中國話與中國文字》(1948);兩本入門書:《漢語入門》(1948)和《漢語言字簡易課程》(1958)。
高本漢對青銅器的研究是從1934年開始的，最初他研究青銅器上的銘文，寫出了《早期中國的青銅鏡銘》(Early Chinese Mirror's Inscriptions，發表於《遠東文物博物館館刊》第十二期)，以後又寫了一系列文章，論證有關青銅器的年代、分期與產地等問題。其中包括:《淮和漢》(Huai and Han，BMFEA，13，1941)、《早期東索恩文化的年代問題》(The Date of the Early Dong So'n Culture，BMFEA，14，1942)、《殷朝的武器和工具》(Some Weapons and Tools of the Yin Dynasty，BMFEA，17，1945)、《遠東文物博物館中的新銅器》(Some New Bronzes in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BMFEA，24，1952)以及許多其他論文。還有他對皮茨堡(Alfred P.Pittsburg)收藏的中國銅器進行研究，編成《皮茨堡收藏的中國青銅器目錄》(Catalogue of the ChineseBronzes in the Alfred P.Pittsburg Collection)，由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出版(1952)。高本漢最後的考古學研究成果是《中國古鏡》(Early Chinese Mirrors，BMFEA，40，1968)。
代表著作
音韻學
《中國音韻學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chinoise)是高本漢構擬中古音的代表作，陸續發表於1915-1926間，該書影響極大，標誌着中國現代音韻學史的開端。
《中國音韻學研究》一書除"原序"、"緒論"和附說"所調查方言地圖"外，共分四卷:第一卷古代漢語;第二卷現代方言的描寫語音學;第三卷歷史上的研究;第四卷方言字彙。實際上講了漢語語音史概論、現代方言研究中的描寫方法和歷史語言學研究中的共時描寫、歷史語言學中的歷史解釋方法、方言字典編纂學和編纂法。它是以中古音構擬為基點的漢語歷史語音學，高本漢全面利用現代方言資料證就中古語音系統，進而由中古音系推證上古音系，並分別完成中古音和上古音的語音構擬。
在《中國音韻學研究》中，高本漢一方面參照宋朝(960-1279)及以後各朝的韻表，一方面又根據《廣韻》(1007以後)中的反切，把三千一百個漢字排列成表。他比較了這些字在現代各種方言中的讀音，構擬出其音值，把這些已知的音值插進表中，就可以用比以前更加準確的方式確定古音類別和各個字的古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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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本漢並沒有結束中古音研究，更沒有結束由此而上推古音、下證今音的工作。重要的是，他把若干現代科學方法引進了傳統音韻學，在現代方言調查這座大鏡台面前映照中古音聲韻系統，並首次構擬其音值，為上推古音、下證今音不僅在方法上，而且在音值的精確度上準備了條件。
作為一部重新構擬古代漢語語音系統的奠基之作，《中國音韻學研究》被國際漢學界推崇。這部著作於30-40年代由中國語言學家羅常培、趙元任、李方桂譯成中文出版，在翻譯中三位學者加了注釋和補訂。趙元任受其啟發，創設了中國第一套羅馬拼音字母方案。羅常培高度評價高本漢對中國語言學的貢獻，"這部書不但在外國人研究中國音韻學的論著里是一部集大成的工作，就是在我們自己所做的音韻學通論中也算是一部空前的偉著……照比較語言學的眼光來看，這種構擬的價值是相當高的。所以，我們對於高本漢所得的結果，一方面要認清他是用可靠的科學方法構擬出來的，同時也得承認這種構擬的讀音，對於研究中國語史學有很大的幫助"(羅常培 "介紹高本漢的《中國音韻學》"，載《圖書月刊》1卷，7、8期)。語言學家王力曾指出，中國語言學家受高本漢影響很大，"都接受了高本漢的總原則，甚至接受了他的觀點、方法"(王力《中國語言學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中日漢字
高本漢於1923年發表了《中日漢字分析字典》(Analyt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該著作最初在法國出版，在內容上由序論、上古音、中古音、現代北京話發音、漢字字形字音和字義的說明構成。在《中日漢字分析字典》中，高本漢對於上古漢語(約公元前800年到600年)的音韻，提出重要的假設，例如，從具有共同的諧聲成分的漢字系列中，他得出結論說:在上古漢語和中古漢語之間這個階段的某一時期，一些字的濁塞音聲母(b、d、g)和另一些字的濁塞音韻尾必定是失落了。該著作是整整一代漢學家主要的工具書。
古漢語
高本漢的學術生涯，在40年代前期達到了頂峰。他在完成中古漢語的研究之後，就開始向上古漢語攀登，從1923年到1934年，陸續發表了《中日漢字分析字典》、《上古漢語問題》、《詩經研究》、《漢語詞族》等重要著述，大體完成了上古漢語的構擬。1940年，高本漢把以上研究成果以字典的形式寫進《古漢語字典》(Grammata Serica)。
《古漢語字典》的編排非常清楚，使用方便，具有同一諧聲成分的漢字都排在一起。漢字的字形，從甲骨文到銅器銘文和碑文再到現代字體，按年代順序標出。漢字的詞源意義、凡是認為確鑿無疑的，都標出來了，而傳統上比比皆是的憑空設想出來的、不可靠的詞源則全部摒棄不收。所收漢字在漢朝以前的書籍中出現的意義都注出來了，並註明了出處。每個字都標出三個階段的讀音:他所構擬的漢語上古音、他所構擬的中古音和現代官話的讀音。
1957年，高本漢又出版了《古漢語字典(修訂本)》(Grammata Serica Recensa)，其中增加了他對最古典籍所作的注釋，增標上了字調，如此更能體現高本漢的研究特色。
高本漢的《中國音韻學研究》早在40年代就已經出版了中譯本，而《古漢語字典》的中譯本則遲至1997年，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如果說《中國音韻學研究》是高本漢關於中古漢語的精彩論述，那麼《古漢語字典》就是他畢生研究上古漢語的結晶，其中匯集了他全部語言學、字音學的研究成果。
《古漢語字典》在音韻學上的價值
首先是此書對於漢字注音的一種獨創。迄今為止，在我們所見到的為數不多的、能夠標明上古音和中古音、直接可以讀出音值的古漢語辭書中，《古漢語字典》應該是第一部。不僅如此，幾百年來，漢語字典的編寫者總是輾轉傳抄漢字的各種讀音，而從不過問這些讀音是否來自同一個語音系統，於是古今南北之音往往糾纏混雜，使人無所適從。而高本漢則利用了隋代陸法言的《切韻》和唐代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兩書相距不到三十年)，對所收漢字的中古音嚴加審辨，從而保證了這些字的讀音都來自中古同一個語音系統，在此基礎上進而確定漢字的上古音和現代音。
《古漢語字典》在音韻學上的價值還在於大致上正確地反映了漢語上古音和中古音的語音體系，以及漢語從上古音到中古音、從中古音到現代北京話的演變軌跡。從音韻學上來說，更重要的是高本漢此書所反映出來的音韻理論。高本漢替一部分漢字的上古音構擬了複輔音聲母，這種構擬具有漢字諧聲系統和漢藏語言比較等大量證據，已為大多數音韻學家所承認。
《古漢語字典》在訓詁學上的價值
《古漢語字典》在訓詁學上的價值，首先在於此書嚴格區分了字的本義和詞的本義。中外學者常以為字的本義就是詞的本義，其實兩者往往不能相合，特別在表示抽象概念時更是如此。
《古漢語字典》在訓詁學上的價值，還在於此書嚴格選取只出現在漢代以前典籍中的詞義，而不取只出現在《說文》等字典辭書中的詞義，以及漢代以後的詞義，這樣漢語詞的本義、引申義和假借義就顯得特別可靠和明確。
此外，高本漢對於詞義的考證有許多不同於中國辭書的地方，顯示了他獨到的見解。
《古漢語字典》在文字學上的價值
高本漢晚年對於中國的古文字、古器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古漢語字典》中就有他的許多獨到的見解，可供文字學研究參考。
摺疊--《古漢語字典》的不足和錯誤
首先，在音韻學上，《古漢語字典》曾經遭到董同龢、陸志韋、王力等的深刻批評，這些批評主要集中在古韻分部問題上。其次，在訓詁學上，《古漢語字典》對於古代詞義的理解、訓釋還有一些失誤。
從總體上說，《古漢語字典》的缺點錯誤畢竟屬於少數，這些缺點錯誤並不妨礙此書仍然成為當代古漢語研究中的一本極具價值的重要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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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評價
古漢語音
高本漢學術研究最重大的貢獻是對古漢語語音系統的構擬。中國語言學界對於古代語音原來只能借反切方法照韻圖加以考證，高本漢則用一套注音字母對古音做描寫，與反切系統的韻部相互檢驗，又以現代漢語和日本、朝鮮、越南等國語言中的古漢語譯借音進行對照比較。在漢語音韻學方面，他以《切韻》為樞紐，上推先秦古音，下聯現代漢語的方言，對漢語語音史進行了全面的研究，並對漢語的中古音系和上古音系進行了語音學的描寫，為每一個音類構擬了具體的音值。這為漢語音韻和語音史的研究開闢了一條新的研究途徑。中國學者一般都接受了高本漢的總原則，只是在細節問題上進行了訂正。
所用材料
在重建中古漢語的時候，高本漢主要運用三個方面的材料:一是韻書和韻圖;二是漢語方言;三是外語借詞。在上古音的重建中，高本漢主要利用了《詩經》押韻和漢字的諧聲原則，並根據他自己所構擬的中古音系(切韻音系)，應用"內部擬測法"構擬音類的音值。"內部擬測法"這個概念出現於20世紀的30-40 年代，是結構語言學興起之後，將共時語言結構的分析方法，應用於語言演變的研究而產生的一種方法，但它的實際應用已見於高本漢的漢語上古音的研究。這些研究成果分見於《中日漢字分析字典》、《上古漢語問題》、《詩經研究》和《漢語的詞族》等不同的著述中，到1940年，高本漢將這些研究成果加以總結、凝聚，以字典的形式寫進《古漢語字典》。如果說《中國音韻學研究》是高本漢對中古漢語語音研究的結晶，那麼《古漢語字典》就是他對漢語上古音系研究的集中描寫，它們在中國語言學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將這種方法應用於漢語音韻史的研究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已被中國語言學家廣泛接受。
學術成果
著作
《中國音韻學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chinoise，陸續發表於1915-1926間)
《北京話語音讀本》(A Mandarin Phonetic Reader in the Pekinese Dialect，斯德哥爾摩，1918)《中土王國的字與筆》 (Ordet och Pennan i Mittens Rike，瑞典語，1918)
《19世紀的東亞》 (Östasien under nittonde århundradet，瑞典語，1920)
《漢語語音與漢語言字》(Sound and Symbol in Chinese，倫敦，英語，1923)
《中日漢字分析字典》(Analyt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1923)
《中國和日本的宗教》(Kinas og Japan Religioner，哥本哈根，1924)
《中國》、《日本》(斯德哥爾摩，1928)
《上古漢語問題》(1928)
《中國的思想世界》 (Från Kinas tankevärld，瑞典語，1929)
《詩經研究》(1932)
《古漢語字典》(Grammata Serica，1940，1957修訂)
《〈詩經〉詮注》(BMFEA 1942-1946，共673頁)
《漢語》(1946)
《〈書經〉詮注》(BMFEA ，1948-1949，共419頁)
《中國話與中國文字》(1948)
《漢語入門》(1948)
| 高本漢 |
《詩經》和《書經》校訂本刊登於1950
《皮茨堡收藏的中國青銅器目錄》(Catalogue of the ChineseBronzes in the Alfred P.Pittsburg Collection，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出版，1952)
《漢語言字簡易課程》(1958)
《中國的宗教:經典的古董》 (Religion i Kina: Antiken，瑞典語，1964)
《漢朝以前文獻中的假借字》(Loan Characters in Pre-Han Texts,I-V，BMFEA，1963-1967)
《左傳》的注釋匯編(BMFEA，1969-1970)
《漢語典籍詞彙拾遺》(Gleanings for a Lexicon of Classical Chinese，I-Ⅲ，BMFEA，1972-1974)
論文
《原始漢語是屈折語》(Le proto-chinois，langue flexionelle，法語，《亞細亞雜誌》，15，1920)
《論左傳的真偽和性質》(On 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an，《哥特堡大學學報》第32卷第3號，1926)《中國古籍的真偽》(The Authenticity of Ancient Chinese Texts，BMFEA,I，1929)
《漢語詞族》(Word Families in Chinese，BMFEA，5，1933)
《早期中國的青銅鏡銘》(Early Chinese Mirror's Inscriptions，BMFEA，12)
《淮和漢》(Huai and Han，BMFEA，13，1941)
《早期東索恩文化的年代問題》(The Date of the Early Dong So'n Culture，BMFEA，14，1942)
《殷朝的武器和工具》(Some Weapons and Tools of the Yin Dynasty，BMFEA，17，1945)
《古代中國的傳說和迷信》(Legends and Cults in Ancient China，BMFEA，18，1946)
《遠東文物博物館中的新銅器》(Some New Bronzes in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BMFEA，24，1952)
《漢語語音系列中的同源詞》(Cognate Words in Chinese Phonetic Series，BMFEA，28，1956)
《周代中國的祭禮》(BMFEA，40，1968)
《中國古鏡》(Early Chinese Mirrors，BMFEA，40，1968)
《;注》(Notes on Lao-Tse，BMFEA，47，1975)
《;某些篇章中的疑難詞》(Moot Words in Some Chuang-Tse Chapters，BMFEA，48，1976)
教授學生
自1945年到1965年，高本漢在斯德哥爾摩大學教授了二十年的漢學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的學生有安德森(Olov Bertil Andersson) 、比倫斯泰因 (Hans Bielenstein) 、布羅曼 (Sven Broman) 、埃格羅茲 (Søren Egerod) 、何亨利 (Henry Henne) 及馬悅然(Göran Malmqvist) ，他們大都在斯德哥爾摩受了兩年訓練之後，被送到中國繼續學習並搜集研究的資料。其中埃格羅茲 何亨利及馬悅然後來分別成為哥本哈根奧斯陸及斯德哥爾摩的漢學教授，因為他們擁有決策的權力，主導了三個斯堪第那維亞國家的漢學研究發展。至於比倫斯泰因後來成為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史教授;安德森則成為中文講師，在烏普薩拉大學完成他的事業;布羅曼成為斯德哥爾摩人種學博物館館長。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林西莉女士，她在五十年代向高本漢學習漢語，併到北京學習古琴，之後一直從事漢語教學工作，上世紀90年代，被授予漢學教授職稱，她的著作《漢字王國》和《古琴》，均獲得瑞典國內最高文學獎--奧古斯特文學獎的非文學作品類圖書最優秀獎，為普及中國文化作出了卓越貢獻[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