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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辅辰(1798-1866),字琴坞,清朝贵州贵筑(今贵阳市人)。清道光(公元1822年)举人,十五年(公元1835年)进士。授吏部文选司主事,累迁郎中。三十年(公元1850年),开验封司员外郎,旋迁考功司郎中。以知府分发山西。
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调直隶前线防务要员,视察海口形势,请求以重兵把守北塘,未被采纳,愤然辞职。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任陕西凤分盐法道员时,积极推广营田,招来客民耕种,发给耕牛、籽种、农具、棚舍,垦田18万亩,既利民生,又解决了兵饲。
黄辅臣为官公正,个性刚毅,凡有利国利民之事,挺身而出,敢作敢为,对政事好发议论,直言不讳,常与上司顶撞,不肯屈服,人称“硬黄”。
黄辅辰著有《营田辑要》三卷。他还兴义学,办书院、建养济、青婴堂、种痘局、修筑堤岸、沟渠、百废俱兴。黄辅辰历官二十余年,爱国爱民,有循吏风,以积荣病逝,被列为陕西包臣。
黄辅辰擅书画,工山水和花卉,贵州省博物馆藏有其《观瀑图》山水大立轴和朱笔《四君子图》屏要,构图各异,而韵致贯一,特显大气饱满。
黄辅臣以高尚的人格、出众的才华、卓著的政绩,赢得了朝野的普遍赞誉。湘楚名人刘蓉对黄辅辰的操守及治绩评价为“立身清廉”,“论事持大体,务尽纤微;计久远……”曾国藩则对黄彭年的才华识见大加称颂,誉其为“湘中后来之秀”。[1]
“硬黄”赞誉由来
黄辅辰早年家贫如洗,父亲病故,家中无钱安葬,他徒步远走云南向亲戚借款安葬,之后母亲又不幸辞世,面对家庭的困境,他多方筹措,最终办好了母亲的后事。面对坎坷的命运折磨,他迎难而上,为改变命运立志求学。终于在十七岁时考中秀才。黄辅辰贫不坠志,坚韧不拔的求学精神感动了儿时好友唐树义。得知黄辅辰求知欲强却无钱购置典籍时,他便携着小童背着书籍赶到黄家。在唐树义无私的帮助下,黄辅辰“得以博览经史,周知古今事变,慨然有志经世之学”。
道光十五年(1835),黄辅辰中进士,先后在吏部文选、考功二司任职。由于这两个部门掌握着全国官员升迁进退之大权。因此一些不良官员在利益的驱使下,与谋求升迁及肥缺的候职官员沆瀣一气,借此中饱私囊。黄辅辰对此极为反感,为了打击这种官场恶习,他把一些未经审理的旧案公诸于吏部,使那些官员望而却步,不敢蒙蔽匿饰。当时正逢易州牧(州长)因受贿之事而案发,吏部何侍郎及其同年(同科进士)凭借手中的权力,徇私保护他。黄辅辰与易州牧亦是同年,然而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他坚持原则,铁面无私,义正辞严地对同僚说:“如此,是乱法也!何惜一同年之纳贿者而执法而循之?”
之后,黄辅辰协助吏部陈文恪审部员张某之案。张某供辞牵连到杨彤如,冯志沂二人。黄辅辰调查所知,杨、冯均系正派之人,而刑部因杨、冯两家没送钱财打点,便以“难保无”三字定案。这种荒谬的定案令辅辰十分不满,他从容地对陈文恪说道:“外间以‘难保无’对‘莫须有’。”意即秦桧诬陷岳飞的罪名一样,既无说服力,又荒谬绝伦。陈文恪一听,怵然心惊,倍感社会舆论的压力,于是改变初衷,调查取证。在黄辅辰的干预和陈文恪的秉公执法下,张某最终得以释放,杨、冯二人均无事。
黄辅辰清正廉洁的作风,刚毅不阿的个性,常引起上司的不快。当时吏部尚书恩桂,欲在部属中树立自己的威望。黄辅辰对此大不以为然,因而常违背恩桂的旨意。恩柱心胸狭隘,睚眦必报,对黄辅辰的不敬大为恼怒,于是将其“冷冻”起来——九年不得升迁。然而这件事像一块压在恩桂心上的重石,长期使他痛苦难受。后来病危时,恩桂对好友陈文恪说道:“黄君贤者而久淹滞,此吾过也!”
黄辅辰的为官之道及清刚雄直的个性得到朝野的普遍赞誉。有感于斯,昆明窦君垿特刻“硬黄”一石印赠之。[2]
治理陕西的历史功绩
黄辅臣为清朝少有的能臣干吏,一生有很多治理地方的卓越政绩,其中治理陕西的历史功绩最令人叹服!
同治元年(1862年),陕、甘爆发回乱,清军(汉人地方武装)与回民武装“十八营”展开了经年极其惨烈的战争,陕西渭河两岸汉人聚居区遭到回民武装毁灭性打击。到同治五年(1867年),陕西广大城镇及乡村十室九空,大片土地荒芜无人耕种,是年,清陕甘总督左宗棠已挥师将回民武装逐出陕西。面对着一望无际的荒田,陕西巡抚刘蓉准备用屯田(军队亦军亦农)办法来解决耕种和军粮问题,又因刘蓉了解辅辰足智多谋,遂致书辅辰问策。辅辰即书陈《营田辑要》3卷详说方略。辅辰主张耕种陕田用民不用兵,恢复耕种要与民兴利而不与民争利。其方案大意是:陕西人口稀少而地多,拟招客(外省)民耕种,为了鼓励民众的耕种积极性,由官府发给耕牛,种子,农具,土地由官府给予耕民,只收薄税(一亩地收租二斗),6年以后给予耕者地契(给劵),让其世代继承。为了防止官吏利用分田权力索贿,应将土地好坏肥瘠搭配分配。以田一百亩为一区,十区为一甲,十田为一里,一里委里长一人,应收税租由里长负责交与官府。刘蓉采纳了辅辰方略,奏报朝廷,保举辅辰为陕西风邠盐法道,管理西安、同州、风翔、延安、乾州、邠州、鄜州共7郡营田亊务。
辅辰到任后,即公布营田方案,各省民众闻讯而来,一年中,便垦田18万亩。两年后,7郡荒地尽数复耕,民众衣食有着落,陕西经济得以复苏,朝廷军粮也有了保证。其后,辅辰又在7郡兴义学、办书院,建育婴堂、种痘局,修堤岸、兴水利,其治所之内,百废俱兴。
同治九年(1870年),辅辰积劳成疾,病逝于任所,享年70岁。朝廷思其勤俭智能,准其入祀陕西名臣祠。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