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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锁线”内外》是郑振铎写的一篇散文。

原文欣赏

   “生”与“死”,刻画得像黑白画似的明显清晰地同在着:这一边熙熙攘攘,语笑欢哗,那一边凄凉冷落,道无行人;这一边是生气勃勃,那一边是死趣沉沉;这一边灯火通明,摊肆林立,那一边家家闭户,街灯孤照;这一边是现实的人间,活泼的世界,那一边却是“别有天地”的“黄泉”似的地狱了。

“生”与“死”,面对面地站立着,从来没有那么相近,那么面对面地同时出现过。

它们之间相隔的不过是一堵墙,一道门,甚至不过一条麻绳,或几只竹架,或一道竹篱笆。惨痛绝伦的故事就在那一堵墙,一道门,或一条麻绳的一边演出;而别一边却在旁观着,无可奈何,无能为力。

这封锁线,在上海,有大小圈之分;大的一圈包括四郊在内,小的一圈包括旧公共租界及旧法租界。临时的更小的封锁线却时时地在建立着,也不时地被撤除。

我没有进出过那大小两封锁线。听说,进出口的地方,都有敌兵在站岗,经过的人一定要对他脱帽行礼。无辜地被扣留,不许通过,无辜地被殴辱,被掌颊、拳打、脚踢,被枪柄击,甚至,被刺刀杀死的事,时时发生。有一次,一个大雪天,一个归家的旅人,偷偷地越过竹篱笆。当夜,不曾被发觉。第二天,巡逻的敌兵经过,跟循着雪地上的足迹,到了他家,把这人捉住,不问情由地当场斩首,悬在竹篱笆上示众。

米贩子被阻止、被枪杀的故事,听到的更多。一个车夫告诉我:他经过封锁线时,眼见一个十三四岁的童子,负着一小袋米,被敌兵把米袋夺下,很随便地把刺刀戳进这童子的肚子上。惨叫不绝。没有一个人敢回头看一眼。后来,这半死的童子被抛进附近的一条小河里去了。

更惨的是,被刺刀杀而未死的人,一直被抛在地上,任他喊叫着多少天才死去。没有一个人赶去救,敢去问一声讯。

南市某一个地方被封锁,经过了好久的才开放。封锁线内,饿死了不少人。但没有一个人敢于越线而逃出。有人向线内抛进馒头一类的食物,但也不能救活多少人。默默地被拦在“死亡线”内;默默地受饥饿而死。这不可思量的可怕的耐受苦难与厄运的精神啊!

为了一件小小的盗劫案或私人暗杀案,也往往造成敌人把上海最繁华地带封锁了十天八天的。大新公司至先施公司的一段,便这样地被封锁了不止两次三次。有种种最残酷、最恐怖的传说流行着。

多少人不知怎样地便失踪了;多少人便无缘无故地被饿死在街上衢间了!

我亲自看见一幕蒲石路被封锁的情形。

在一个夜间,有一个住在那个地方的伪军军官被暗杀。这个事件一发生,那一带立刻便被封锁。出事的地点的四周都用一根麻绳拦住。居民们总有十万人以上被阻止不能进出。访友进去的,无端地不能归去了;出外办事的人,无端地到了街口,不得其门而入。最惨的是:小贩们和人力车夫们,只好在冷清清的街上徘徊着,彷徨无措,茫然地睁着大眼睛,望着封锁线外,一筹莫展。最后,还被赶到小弄里去。那恐怖失神的一双双眼睛,简直像牵到屠场去的牛群。我不敢多看,也不能多想象。我只有满腔的愤怒。

这种封锁,平常总在十天左右便开放了。开放的条件据说是若干百万的私赂。

临时的封锁,自两三小时至半天左右的,成了“司空见惯”的把戏。

有一天,我到三马路的一家古书铺去。已可望见铺门了,突然地叫笛乱吹,一对敌人的宪兵和警察署的汉奸们,把住了路的两头,不许街上的任何一个人走动。古书铺里的人向我招手,我想冲过街去,但被命令站住了。汉奸们令街上的人排成了两排,男的一边,女的一边:各把市民证执在手上。敌兵荷枪站在那里监视着。汉奸们把一个个的人检查,盘问着。挟着包裹或什么的,都一一地被检查过。发现了几个没有带市民证的,把他们另外提到一边去,开始严厉地盘诘。

“市民证忘记了带出来。”

啪、啪、啪地一连串地挨了嘴巴,或用脚来乱踢一顿。

一个人略带倔强的态度,受打得格外厉害。一下下掌颊的响声,使站在那一边的我,捏紧了拳头,涨红了脸;心腔中的血都要直奔出来。假如我执有一支枪啊!……

我也不会忘记,那个穿着黑色短衣裤的家伙或东西,喂得胖胖的,他的肥硬的手掌,打人打得最凶,那“助纣为虐”的东西,实在比敌人还要可恶可恨十倍!

好容易审诘完毕,又是一声长长的叫笛一响,那一批东西向北走,又向别的地域干着同样的把戏去了。

被封锁住的人们,吐了一口长气,如释重负。

我走进那家古书铺,双手还因受刺激而发抖着。

这样的情形,天天有得遇到。

早上出外做事的人,带着自己的生命和命运同走,不知晚上究竟能不能回家。等到踏进了自己家门口,才能确切地知道,这一夜算是他自己的了。

在敌人的铁蹄蹂躏之下,谁的生命会有保障呢?

这样的封锁线,天天不同地在变换着。谁也不能料到,今天在封锁线外的,明天或后天会不会被圈划进封锁线内去,默默地受苦受难,默默地受饥饿而死去。

在敌人的后方,生命的主权是不握在自己的手里的。随时随地,最可怖的命运便会降临到他的和他的一家的身上。

“生”和“死”,那间隔是如此地相近啊![1]

郑振铎简介

郑振铎(1898—1958)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笔名西谛、CT、郭源新等。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习,五四运动爆发后,曾作为学生代表参加社会活动,并和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杂志。1920年11月,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主编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文学周刊》,编辑出版了《文学研究会丛书》。1923年1月,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倡导写实主义的“为人生”的文学,提出“血与泪”的文学主张。大革命失败后,旅居巴黎。1929年回国。曾在生活书店主编《世界文库》。抗战爆发后,参与发起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救亡日报》。和许广平等人组织“复社”,出版了《鲁迅全集》、《联共党史》、《列宁文选》等。抗战胜利后,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办《民主周刊》,鼓动全国人民为争取民主、和平而斗争。1949年以后,历任文物局局长、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民间研究会副主席等职。1958年10月18日,在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殉难。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桂公塘》,散文集《山中杂记》,专著《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通俗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俄国文学史略》等。有《郑振铎文集》。[2]

参考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