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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翻译(下)》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事实揭露 揭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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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翻译(下)》是鲁迅写的一篇文章。   

原文

但我在那《为翻译辩护》中,所希望于批评家的,实在有三点:一,指出坏的;二,奖励好的;三,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而穆木天先生所实做的是第一句。以后呢,可能有别的批评家来做其次的文章,想起来真是一个大疑问。

所以我要再来补充几句:倘连较好的也没有,则指出坏的译本之后,并且指明其中的那些地方还可以于读者有益处。

此后的译作界,恐怕是还要退步下去的。姑不论民穷财尽,即看地面和人口,四省是给日本拿去了,一大块在水淹,一大块在旱,一大块在打仗,只要略略一想,就知道读者是减少了许许多了。因为销路的少,出版界就要更投机,欺骗,而拿笔的人也因此只好更投机,欺骗。即有不愿意欺骗的人,为生计所压迫,也总不免比较的粗制滥造,增出些先前所没有的缺点来。走过租界的住宅区邻近的马路,三间门面的水果店,晶莹的玻璃窗里是鲜红的苹果,通黄的香蕉,还有不知名的热带的果物。但略站一下就知道:这地方,中国人是很少进去的,买不起。我们大抵只好到同胞摆的水果摊上去,化几文钱买一个烂苹果。

苹果一烂,比别的水果更不好吃,但是也有人买的,不过我们另外还有一种相反的脾气: 首饰要 “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爱人身上生几个疮,固然不至于就请律师离婚,但对于作者,作品,译品,却总归比较的严紧,萧伯纳坐了大船,不好; 巴比塞不算第一个作家,也不好; 译者是“大学教授,下职官员”,更不好。好的又不出来,怎么办呢?我想,还是请批评家用吃烂苹果的方法,来救一救急罢。

我们先前的批评法,是说,这苹果有烂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抛掉。然而买者的金钱有限,岂不是大冤枉,而况此后还要穷下去。所以,此后似乎最好还是添几句,倘不是穿心烂,就说:这苹果有着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得。这么一办,译品的好坏是明白了,而读者的损失也可以小一点。

但这一类的批评,在中国还不大有,即以 《自由谈》所登的批评为例,对于《二十世纪之欧洲文学》,就是专指烂疤的; 记得先前有一篇批评邹韬奋先生所编的《高尔基》的短文,除掉指出几个缺点之外,也没有别的话。前者我没有看过,说不出另外可有什么可取的地方,但后者却曾经翻过一遍,觉得除批评者所指摘的缺点之外,另有许多记载作者的勇敢的奋斗,胥吏的卑劣的阴谋,是很有益于青年作家的,但也因为有了烂疤,就被抛在筐子外面了。

所以,我又希望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这正如“拾荒”一样,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大家有益的。

九月十一日。

注释和赏析

【析】 本文表达了鲁迅先生对于当时翻译作品的看法和批评观。在鲁迅看来,对待翻译作品的批评,应该: “一,指出坏的; 二,奖励好的; 三,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倘连较好的也没有,则指出坏的译本之后,并且指明其中的那些地方还可以于读者有益处。”具体说,就是要用吃烂苹果的方法,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倘不是穿心烂,就说:这苹果有着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得。”

这当然是针对当时文坛存在的对于外国作家作品的一种苛严的批评而发的。当时的一些批评家对待外国作品的批评标准是: “首饰要 ‘足赤’,人物要 ‘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哪怕你是世界公认的走在时代前列的知名作家,也不例外,“萧伯纳坐了大船,不好;巴比塞不算第一个作家,也不好”。尽管高尔基作品“很有益于青年作家”,但也不是找不出缺点的。就连译者的经济地位也都在批评之列,译者是“大学教授,下职官员”,就更不好了,他们的批评方法就象吃苹果,他们说,“这苹果有烂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抛掉”。其吹毛求疵不是和 “爱人身上生几个疮”“就请律师离婚”同样荒唐吗?显然,这样的批评标准和方法有时即使不是出于恶意,也是有欠客观公允,对读者无益的。

鲁迅在这篇短文里,用吃烂苹果的形象比喻,较全面地表述了他的文艺批评观,率先提出了我们应如何客观公正地对待外国文艺作品的问题。鲁迅“以《自由谈》所登的批评为例”,指出,“对于《二十世纪之欧洲文学》,就是专指烂疤的”;但这本书,“我没有看过,说不出另外可有什么可取的地方”,“记得先前有一篇批评邹韬奋先生所编的《高尔基》的短文,除掉指出几个缺点之外,也没有别的话。”而“后者却曾经翻过一遍,觉得除批评者所指摘的缺点之外,另有许多记载作者的勇敢的奋斗,胥吏的卑劣的阴谋,是很有益于青年作家的,但也因为有了烂疤,就被抛在筐子外面了”。由此见出这种批评方法的危害。

当然,并不是说译作不能批评。恰恰相反,鲁迅批评的是“先前的批评法”的“这苹果有烂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抛掉”。主张的是既指出苹果有“烂疤”,又指出“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得”的坏处说坏,好处说好的批评。认为这样的批评,“译品的好坏是明白了”,也才会真正对读者有益。

应该注意的是,鲁迅先生的“吃烂苹果”以救急的批评观,是从当时中国现实和译作界的现状出发的,在那国难深重,内战频仍,水患旱灾连绵不断的社会条件下,读者大为减少,出版者“投机、欺骗”,拿笔的人“为生计所迫,也总不免比较的粗制滥造”。欲求译作十全十美,实在是办不到的。唯一的也是可行的办法,自然就是 “用吃烂苹果的方法,来救一救急”。

这篇文章是承接《关于翻译》(上)的内容而来的。在那篇文章中,作者提出对待外国文学作品的态度问题,“凡作者,和读者因缘愈远的,那作品就于读者愈无害。古典的,反动的,观念形态已经很不相同的作品,大抵即不能打动新的青年的心 (但自然也要有正确的指示),倒反可以从中学学描写的本领,作者的努力。”鲁迅还明确地提出:“我是主张青年也可以看看 ‘帝国主义者’的作品的,这就是古语的所谓‘知己知彼’。青年为了要看虎狼,赤手空拳的跑到深山里去固然是呆子,但因为虎狼可怕,连用铁栅围起来了的动物园里也不敢去,却也不能不说是一位可笑的愚人。”把这两篇文章联系起来阅读理解,有助于我们全面地认识和了解鲁迅的翻译观和批评观。

这篇文章写得平实,说理充分,没有片面性,也没有丝毫“大作家”的盛气凌人,是平等的学术探讨的范例。而在说理中使用新鲜生动而又贴切的比喻,如以“吃烂苹果”为例来说明应该有的批评方法,使读者更易理解和接受作者的观点,也显示出作者一种幽默从容的气度。[1]

鲁迅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2]

参考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