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花》的幾個問題(張愛玲)
作品原文
《海上花》的幾個問題
——英譯本序
《海上花》第一回開始，有一段自序，下接楔子。這「回內序」描寫此書揭發商埠上海的妓女的狡詐，而毫不穢褻。
在楔子中，作者花也憐儂夢見自己在海上行走，海面上鋪滿了花朵——很簡單的譬喻，海上是「上海」二字顛倒，花是通用的妓女的代名詞。在他的夢裡，耐寒的梅花，傲霜的菊花，耐寂寞的空谷蘭，出污泥而不染的蓮花，反倒不如較低賤的品種隨波逐流，禁不起風浪顛簸，害蟲咬齧，不久就沉淪淹沒了，使他傷感得自己也失足落水，而是從高處跌下來，跌到上海租界華界交界的陸家石橋上。他醒了過來，發現自己在橋上——而不是睡在床上，可見他還在做夢——下橋撞倒一個急急忙忙衝上來的青年，轉入正文。
楔子分明是同情有些妓女，與自序的黑幕小說觀點顯然有出入。那一段前言當是傳統中國小說例有的勸善懲婬的聲明，如果題材涉及情慾。這開場白的體裁亦步亦趨仿效《紅樓夢》的自序加楔子，而沒有它的韻致與新意。《海上花》這一節與其他部分風格迥異，會使外國讀者感到厭煩，還沒開始就看不下去了；唯一的功用是引導漢學研究者誤入歧途，去尋找暗含的神話或哲學。這部不大有人知道的傑作一八九四年出版一九二○年中葉又被胡適與其他的五四運動健將發掘出來，而又第二次絕版。我不免關心它在海外是否受歡迎，終於斗膽刪去開首幾頁。
跋也為了同樣的原因略去了。作者最不擅長描寫風景。寫景總是沿用套語，而在此處長篇累牘形容登山樂趣，不必攀登巔頂，一覽無餘，藉以解釋為什麼他許多次要的情節都沒有結局，雖然不難推斷。
跋內算是有個訪客詢問沈小紅黃翠鳳的下場。他說她們的故事已經完了。
之始終不離不合，以至吳雪香之招夫教子，蔣月琴之創業成家，諸金花之婬賤下流，文君玉之寒酸苦命，小贊小青之挾貲遠遁，潘三匡二之衣錦榮歸；黃金鳳之孀居，不若黃珠鳳儼然命婦；周雙玉之貴媵，不若周雙寶兒女成行；金巧珍背夫捲逃，而金愛珍則戀戀不去；陸秀寶夫死改嫁，而陸秀林則從一而終：屈指悉數，不勝其勞。請俟初績告成，發印呈教。
許下另作一部續書，所透露的內容，值得注意的是能幫助我們了解此書之處。第四十七回慶祝吳雪香有孕，葛仲英顯然承認她懷着他的孩子。但結果她在續書中另嫁別人，想必是社會地位較低的貧困的男子，否則不會入贅。但即使葛仲英厭倦了她，以他的富貴，也絕不肯讓自己的子女流落在外。若是替孩子安排另一個正當的家庭，而仍舊由生母撫養，遣嫁失寵的情婦是西方的習俗，中國沒有的。如果他突然得病早歿——似乎是這情形——他的親屬也一定會跟她談判，領養這嬰兒。她不肯放棄她的兒子，而且為了他招贅從良，好讓他出身清白，可見她的為人。
與齊大人的僕人小贊私會被撞破的神秘人物，顯然是齊府如夫人的胞妹蘇冠香的大姐小青，既然小贊小青在續書中私奔。擅演歌劇的女奴琪官正與冠香爭寵，她看清楚了是小青，而不肯告訴主人，只說不是我們的人，表示不敗壞門風，不必追究。代為隱瞞，顧到情敵的顏面，似乎太是個聖女。但當然是因為勢力不敵，不敢結怨。心計之深，直到跋內才揭露。
周雙寶嫁給南貨店小開倪客人，辦喜事應有盡有，「待以正室之禮」，當然不是正室了——還是說雖然娶的是妓女，仍應視為正室？
當時通行早婚，他雖然父親還在世，而且仍舊掌管店務，書中並沒提起過他年青。當然，也許他是死了太太。但是我們知道續書中周雙玉嫁了顯貴作妾，就可以斷定倪客人也使君有婦。雙玉敲詐朱家，本來動機一半是氣不伏雙寶稱心如意嫁了人。問題有點混淆不清：因為朱淑人無法履行諾言娶雙玉為妻，她就逼他與她情死。雖然我們後來發現純是為了勒索，還是有她不甘作妾的印象。敲詐到一萬銀元除贖身外，剩下的作嫁妝，足夠她嫁任何人為妻，如果不太高攀的話。而仍舊作妾，可見不是爭名分，不過是要馬上嫁一個她自己看中的又嫁得十分風光，出這口氣。
胡適指出書中詩詞與一篇穢褻的文言故事都是刻意穿插進去的。為了炫示作者在別方面的辭章之美。那篇小說中的小說幾乎全文都是雙關引用古文成語，如「血流漂杵」，原文指戰場傷亡人數之多。不幸別的雙關語不像這句翻譯得出。那些四書酒令也同樣引經據典，而往往巧妙地別有所指。兩首詩詞的好處也只在用典圓熟自然，譯文勢必累贅，效果恰正相反。這幾處是我唯一的刪節。為了保持節奏，不讓文氣中斷，刪後再給補輟起來，希望看不出痕跡。
我久已熟悉這部書，但是直到譯它的時候才發現羅子富黃翠鳳定情之夕，她是從另一個男子的床上起來相就的。在妓院裡本來不算什麼，但是仍舊有震撼力，由於長三堂子的濃厚的家庭氣氛——麼二的「媽」就不出現，只稱「本家」，可男可女——尤其是經過翠鳳那一番做作之後。此外還有幾處像這樣極度微妙的例子，我加的註解較近批註，甘冒介入之譏。
（一九八四年一月） [1]
作者簡介
張愛玲，河北豐潤人。生於上海。出身官宦家庭。1937年畢業於上海聖瑪利亞女校。1939年就讀於香港大學。1942年回上海賣文為生。1943年以小說《沉香屑》成名，隨後接連發表《傾城之戀》、《金鎖記》等代表作。1950年7月出席上海第一屆文代會。1952年去香港。1955年移居美國至今，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中文研究中心從事翻譯和小說考證。1967年曾去英國劍橋雷德克里女校任駐校作家。她的創作大多取材於上海、香港的上層社會，社會內容不夠寬廣，卻開拓了現代文學的題材領域。這些小說詩歌文學作品，既以中國古典小說為根柢，又突出運用了西方現代派心理描寫技巧，並將兩者融合於一體，形成頗具特色的個人風格。她對40年代的上海文壇，特別是對50年代後的港台文學有一定的影響。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