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秧歌 第七章》（張愛玲散文）
作品欣賞
在冬學教書，原來相當費勁，這是顧岡起初沒有料到的。學校在五里外一個小山上。這一點路，平常走倒也不覺得什麼，現在因為餓着肚子，走不上一里地就汗流夾背。迎着那噎人的西北風，上氣不接下氣地爬上山去，等到站到黑板面前，手裡連一根粉筆都捏不牢。
簡直沒得吃。他這次下鄉，是打算吃苦來的，預先有過一番思想上的準備，但是就沒有想到有這樣的事。有許多朋友曾經下鄉參加土改，不免有些洋洋得意，滿口經 驗之談。他們給了他許多忠告。「農民是天真的，」他們說。「他如果對你有好感，也說不定就會把他咬過一口的大餅送給你吃，你不吃可是要得罪人的。你到農民 家裡去，也許他們用一塊稀髒的尿布抹凳子，請你坐。你要是皺着眉頭不敢坐，那也要得罪人的。」顧岡並不覺得農民像他們說的那樣天真得近於傻氣。至於大餅， 在鄉下就沒看見過這樣東西。這裡的人一日三餐都是一鍋稀薄的米湯，裡面浮着切成一寸來長的草。
當然這件事是不便對於人講起的，對王同志尤其不能說。因此也無法打聽這到底是這幾個縣份的局部情形，還是廣大的地區共同的現象。報紙上是從來沒有提過一個 字，說這一帶地方——或是國內任何地方——發生了飢餓。他有一種奇異的虛空之感，就像是他跳出了時間與空間，生活是一個不存在的地方。
飢餓的滋味他還是第一次嘗到。心頭有一種沉悶的空虛，不斷地咬齧着他，鈍刀鈍鋸磨着他。那種痛苦是介於牙痛與傷心之間，使他眼睛裡望出去，一切都成為夢境一樣地虛幻——陽光靜靜地照在田野上，山坡上有人在那裡砍柴，風裡飄來咚咚的鑼鼓聲……這兩天村子上天天押着秧歌隊在那裡演習。
大家仍舊照常過日子，若無其事，簡直使人不能相信。仍舊一天做三次飯。在潮濕的空氣里，藍色的炊煙低低地在地面上飄着，久久不散，煙里含着一種微帶辛辣的清香。
一到了中午，漫山遍野的黑瓦白房子統統都冒煙了，從牆壁上挖的一個方洞裡，徐徐吐出一股白煙，就像「生魂出竊」一樣，仿佛在一種宗教的狂熱里，靈魂離開了軀殼，悠悠上升，漸漸「魂飛天外，魄散九霄。」顧岡望着炊煙，忽然想起那句老話，「民以食為天。」在他們的艱苦的生活里，食物就是一切，而現在竟是這樣長年挨着餓。怎麼能老是這樣下去呢?他不由得感到一絲恐懼。
他眼看着自己一天比一天瘦下來，他最擔憂的就是這一點。參加過土改的人都誇口說，在鄉下過三個月，都長胖了。還有人說，去了那麼一趟，把他們多年的老胃病 都治好了。據說什麼都治得好。看見有些落後份子退縮不前，他們就說：「那生活雖然苦，只要思想搞通了，你反而會胖起來的。」反過來說，如果吃不了一點苦就 變瘦了，那顯然是思想還沒搞通，下意識里還在那裡抗拒着，不願意改造。顧岡心裡想：再過兩三個月，他一定瘦得皮包皮骨頭，回去怎麼能見人呢?他又決不能告訴人，說是餓出來的。說鄉下人都在餓肚子，這話是對誰也不能提起的，除非他不怕被公安局當作「國特造謠」給逮了去。
顧岡是很以他的幽默感自負的。他對自己說，共產黨雖然是唯物主義者。但是一講到職工的待遇方面，馬上變成百分之百的唯心主義者，相信精神可以戰勝物質。儘管工作時間特別長，但是照樣還是可以精神煥發，身體 健康。顧岡想起前一向報紙上宣傳得很厲害的博全香下鄉土改的事，不由得苦笑了。這美麗的紹興戲女演員，是一個積年的肺病患者。這次她也報名參加土改，在鄉 下寫了許多信給她所有的報界的朋友們，說得天花亂墜，說她自從到了鄉下，辛苦工作，健康反而大有進步。她有一次替農會做「傳達」，到鄰村去送一封信，踏着 二尺深的大雪，穿着一雙草鞋，走了三十里路，現在她一頓能吃三大碗白飯，體重增加二十磅——要是有三大碗飯在這裡，顧岡心裡想他倒也吃得下。
腦子裡老是有這樣一個思想盤踞着，一刻也丟不開，很難安心工作。他想搜集一點材料，可以加一點渲染，用來表現土改後農村的欣欣向榮。他總自己告訴自己，此時的情形大概總是局部現象。一般地說來，土改後的農村一定是生活程度提高了，看看報上的許多統計數字就可以知道。
他和許多人個別地談過話。王同志還陪他到鄰村去訪問了幾家軍烈屬。人人都是笑嘻嘻的非常和氣，但是都不大開口說話。此外還有些人，他倒又嫌他們話太多了。 這些人大概是摸不清他的來歷，以為他是個私行查訪的大員，有權力改善他們的生活。他們吞吞吐吐的，囁囁地訴起苦來，說現在過得比從前更不如了。遇到這樣的 人，顧岡發現了一個很有用的名詞，「不典型」。他們都是「個別現象」，不能代表人民大眾的。但是在這無數的「不典型的人物里，更想找出一兩個「一般性」的典型人物，實在是像大海撈針一樣的困難。
在王同志的眼裡看來，大概譚大娘可以算是一個典型人物。但是王同志沒有和她同住過，不知道她的歌功頌德始終只有那幾句，聽多了也覺得單調。有時候顧岡簡直疑心她完全是說，他也找金根與金根老婆談過話。他們都很怕羞，可是顧岡仍舊希望他們和他混熟了之後，也許話會多起來。
金根對於上冬學非常認真。月香也天天去。因為他似乎很喜歡她去。教唱歌，那些歌曲的調子她都會哼了，』東方紅」、「打倒美國狼」等等。但是，她對於功課不大注意。她並不想改造自己。像一切婚後感到幸福的女人一樣，她很自滿。
金根去找顧岡寫了好些張字塊，「門」、「桌」、「椅」、「缸」，都是屋子裡有的東西，他拿去貼在那件東西上面。大家都擠在顧岡的房門口，看他揮筆。月香也走過來，踮着腳站在人背後張望着，一隻手臂圍在金有嫂脖子上。
然後她說：「噯，金有嫂，你家裡放着個先生，要是書再念不好，難為情的呵!」她把金有嫂一推，笑着跑了。
金有嫂脹紅了臉，很窘地笑着，因為從來沒有誰和她說笑話。月香跑了，顧岡也微笑着抬起頭來看了看。有時候她倒也很活潑大方，他心裡想。
有一天他散步回來，看見她洗了衣他晾在大樹上。也不用竹竿，也沒有夾住，這就麼鈎在枝枝椏椏的樹枝上。不知道是一種什麼常青樹，密密生着暗綠的葉子。有兩 件小孩的襯衣，桃紅色的老花布改制的，挑在最高枝上，看上去很悅目。那棵樹就像在隆冬的季節開了紅花一樣。她個子不高，但是很結實的樣子。顧岡不由得想 着，她到了夏天，脫了棉襖褲，不知道是什麼樣子。穿着這臃腫的棉衣，每一個女人都像是懷着孕。厚厚的棉褲正在肚子上摺疊着，把棉襖頂出去，支得老遠。
「這兒的冬天比上海冷。」他說。
她和悅地表示同意。他在附近的一塊界碑上坐了下來，問她在上海的時候住在哪裡。原來離他家裡不遠。她說那地方倒是有一樣好，菜場只隔兩條街，買菜很方便。
她今天似乎話特別多，和平常兩樣，他覺得很高興。一路談下去，她問他家裡有多少人，多少傭人，獨自住一幢房子還是與人合住，上海的親戚朋友多不多。他突然 發覺她原來是在打聽他的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似乎在探他的口氣，希望他能替她在上海找一個事。如果可能話，再替她丈夫找一個。
他對她非常感到失望。自從這一次之後，他再也沒有找她談話了。
他經常地寫信給他的妻子和朋友，走三十里路到鎮上去寄信，寄了信，就在一個飯館子裡午飯——飯或是面，加上冬筍肉絲，豆腐衣炒青菜，煎雞蛋之類。每隔七八天，總來這麼一次遠足旅行。他盼望這旅行的心，越來越迫切了。
然後有一天，王同志來看他，問他可有什麼信要寄。王同志要到鎮上開會，可以替他代寄。
顧岡發現他自己竟憤怒得渾身顫抖起來。隔這麼些天吃這麼一頓飽飯，都不許他吃嗎?然而，他極力抑制住了自己。當然，他每次到鎮上去，很可能有人尾隨着他，刺探他的行動。但是他自己掏腰包皮吃一頓較好的午餐，大概王同志是不會反對的。因此而對他感到鄙夷，那又是一回事。
「我沒有信要寄」他微笑着說。他昨天晚上寫的那一封，幸而有一本書壓在上面，因為封不牢。自然膠水「面向大眾」，跌了價之後，就不粘了。
這樣瞪着眼說謊，真是太危險的事。如果王同志剛巧拿起這本書翻翻，看見底下壓的這封信，他一定當是信里有點什麼秘密。不然為什麼不敢給別人去寄呢?
他一定得要王同志送出這間房，越快越好。
「快過年了，你一定想家吧?」王同志拍着他的肩膀，開玩笑地說。「想愛人吧?」他用着老共產區的通用的「妻」的代名詞。顧岡只是笑。「王同志，你過年不回家去看你的愛人?」
「我兩年沒回家了，」王同志笑着說。「一年忙到頭，實在走不開。」
「你為人民服務太熱心，王同志。我看你實在是忙，從早忙到晚，讓我也沒有機會跟你學習。」
「你太客氣了。自己同志，用不着客氣。」
「不，我是有好些事要請教你。你要是今天早晨上鎮上去，我送你一段路，路上可以談談。」
「那好極了，我們走吧。我本來也就該走了。」
小張同志在院子外面等着王同志。民兵不穿制服，武器也不齊全，大都拿着棍棒、大刀與紅櫻槍。小張同志倒是拿着一枝來福槍。他們一行人緩緩地走出村莊，看上去很威風，後面有這樣一個護兵壓隊。
王同志問顧岡他的劇本寫得怎樣了。王同志這話已經說過好幾回了，這次又說，「你土改的時候要是在這兒就好了，那真是感動人!真是好材料!」
顧岡最恨人家老去揭他的痛瘡，說他沒有去參加土改。那年冬天特別冷，他的肺向來弱，他的妻子沒讓他去報名。當然他知道王同志眼中的他是什麼樣的一個人——一個落後份子，百分之百的機會主義者。
「真是感動人——這些農民分子到了農具的時候，你沒看見他們那喜歡的神氣，」王同志說。
「可是翻身農民的歡樂已經過了時了，」顧岡有點氣憤地說。「上個月的文藝報有一篇文章專門討論這一點。它說文藝工作者不應當再拿土改後農民的歡樂做題材。那應當是一個暫時的階段，不能老逗留在那階段上，該再往前邁一步了。」
王同志謹慎地聽着，對於全國性的權威刊物表示適當的尊敬。「噯，這是對的，」他點着頭說。「該做的工作還很多。」
「文藝報嚴厲批評了現在農村裡的思想情況。它說翻身農民只想着大吃大喝，還夢想着「生產發家」。在北邊，他們還編了個歌，『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娃娃熱炕頭。』那就是他們的全部理想。」
「他們的確是缺少政治覺悟，」王同志承認。
「他們家裡只要有一隻豬，嫁女兒的時候就恨不得殺了它，大家慶祝一通。這種思想真是要不得。」顧岡繼續轉述文章上的話。
王同志忱惜地點着頭。「農民的確是落後，還是缺少政治覺悟。」
「你們的互助組搞得怎麼樣了?」
「今年秋天我們的秋收隊搞得很不錯，」王同志愉快地說。「明年春天我們計劃着把秋收隊入編為互助組，預備團結得更緊密一點。把所有的耕牛都集中起來，重新分配給各小組。一聲哨子一吹，大家就集體下田。」
顧岡對於這些並不感到興趣——走向集體農場的最初步驟。要把農民剛得到的土地又從他們手裡奪過來，這是個非常痛苦的過程，一步一步像斷奶似地，使他漸漸失去了它。顧岡絕對不想採取這個題材作為他的劇本的主題。要是太輕描淡寫，讓劇中的農民一個個欣然加入互助組，那就一點戲也沒有。如果他們稍微有點退縮不前需要一番爭取說服，這退縮的程度很不容易寫得恰到好處，一個不小心，就像是農民不信任政府、反抗政府，那還得了!
王同志說起這件事來，雖然態度愉快，對答如流，恐怕他心裡也正擔着心事，只是不願意露出來。說話之間，已經到了村口，突然看見那溪水亮堂堂的橫在前面。他們在溪岸上走着，王同志便嘆了氣。
「不容易呵，做政治工作，」他說。「我真羨慕你們文藝工作者。在現在這大時代，有多少可歌可泣的事情等着你們去寫。工農兵的事，寫給工農兵去看。從前反動政府不准提的事，現在全可以寫了。到處都是現在的題材。」
顧岡點了點頭。「這的確是個大時代。」
「我從前年輕的時候也喜歡寫作，」王同志惆悵地說。[1]
作者簡介
張愛玲（1920年9月30日—1995年9月1日左右），原名張煐，筆名梁京，祖籍河北豐潤，生於上海，中國現代女作家。7歲開始寫小說，12歲開始在校刊和雜誌上發表作品。1943至1944年，創作和發表了《沉香屑·第一爐香》《沉香屑·第二爐香》《茉莉香片》《傾城之戀》《紅玫瑰與白玫瑰》等小說。1955年，張愛玲赴美國定居，創作英文小說多部，但僅出版一部。1969年以後主要從事古典小說的研究，著有紅學論集《紅樓夢魘》。1995年9月在美國洛杉磯去世，終年75歲。有《張愛玲全集》行世。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