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肠断溱湖水(曹学林)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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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肠断溱湖水》是中国当代作家曹学林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一声肠断溱湖水
1946年春日的某一天，溱潼道上，一个身影在匆匆疾行。路边草丛中，几株红杜鹃开得正艳，他只投去一瞥，没有放慢自己的脚步。远处湖岸边，绿杨摇曳，翠柳依依，美好的景致也没有让他有片刻的稍停。只是寂寥的天空中突然传来的布谷鸟的鸣叫，让他禁不住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他是谁？他到何处去？
他是高二适。
他在回归自己的家乡。
他离家已经八年了。抗日战争爆发的那一年，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秘书的他，不愿做亡国奴，将家眷寄养于溱潼岳父家，只身随立法院西迁重庆，直到抗战胜利，八年他未见到自己的妻儿，自己的亲人了！
他归心似箭。
当年离家时，那湖边的几棵树还那样细小，如今已经长得如此高大、粗壮了！那路边盛开的杜鹃，那飞翔于空中的布谷的鸟鸣，更让他想起蜀地那漫山遍野的映山红，那杜宇“不如归去”的声声啼叫。为什么至今才归来？为什么有家归不得？漫漫四野无声，悠悠溱湖无言，可是他的内心却翻涌着不息的波澜。
出蜀希闻子规鸟，
回乡初见杜鹃花。
一声肠断溱湖水，
何事将归不问家？
他仰天长吟。呵，终于回家了！终于可以一家团圆了！然而，愈是离家近，他的思绪却愈是飞出去很远。这条回家的路，他走过多少次？他最早是什么时候从这里走出的？又从这里归来过几回？
高二适1903年2月出生在泰州姜堰兴泰镇小甸址村（时属东台县小甸址乡，解放后划归泰县即今姜堰）一个书香家庭，祖辈高伯星为水部主司，叔父高仕坊是光绪三年进士，父亲高也东为本乡塾师，“国民立达小学”创始人。他四岁入塾启蒙，后就读东台小学，十四岁以全县第一名成绩毕业，随后考入扬州中学。“烟花三月下扬州”，那恐怕是高二适这一生第一次出远门。然而未及完成学业，他就因贫辍学返乡，十八岁就在父亲的学校里担任教员，第二年又接替父亲出任校长。二十岁与溱潼镇干泰昌百货店老板朱竹成之女朱凤子结婚。
就这样在家乡做一个小学教师、校长？就这样与妻儿老小一起固守在乡村一隅？这不是高二适的人生目标，他不满足于此，也不甘心于此。他从小就有着远大的志向。终于，二十五岁那年，他考入了上海正风文学院，二十七岁又考上北平研究院国学研究生。他再一次远离自己的家乡，像一只乡间的小鸟，舒展开翅膀，翱翔于云天。然而二十九岁，他却又因病不得不再次回乡，做起了通讯研究生，同时继续担任起立达小学校长之职。
再次回到家乡，高二适一边继续着他的学业，一边教书育人。那个叫小甸址的村庄里，常常出现一个年轻俊逸的书生身影；那个叫立达小学的校园里，常常传出抑扬顿挫的诵读之声。然而此时的高二适已不是十年前从扬州回来时的高二适了，他已经逐渐有了一定的“名气”。他少承家学，嗜书如命，尤对作诗和写字情有独钟。诗歌上，对唐代的杜、韩、刘、柳和宋代的江西诗派极为喜爱，并深入研究，《古诗源》、《杜诗镜诠》、《山谷全集》以及《后山诗》等诗歌经典无不通读精研；书法上，从小学时就临习晋、唐楷字，尤喜临《明征君碑》、《曹娥碑》、《兰亭序》、《龙藏寺碑》及钟、王书法，作品以行楷为主。其爱诗爱书到了“笔不离手、诗不绝口”的地步，就连携带妻儿到岳父家小住时，也往往一人坐在店堂柜台内看书，或在小阁楼上临池学书。从小的爱好、钻研，让他在书艺诗学上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上海、北京的求学、深造，更为他打开了一片广求师友、研讨学问的新天地。他与地方贤达韩紫石时有交往，他给上海《时报》投寄诗文，结识了同乡名流戈公振，他通过向《甲寅》杂志投稿，与辛亥革命元老章士钊开始了书信往来；岭南派画家陈树人常在报刊上征求题画诗，他屡以诗作应征，为陈赏识。此时的高二适，虽然居于乡村，然而他的孤诣奇才已经开始受到世人关注。
让高二适真正走出家乡，走向广阔天地，走进艺术殿堂的是1935年。这一年的10月，陈树人举荐高二适到南京担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办事员，不久升任科长职务。陈树人虽是一名著名画家，但他与章士钊一样，也是辛亥革命元老，当时正担任国民政府秘书长、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在南京，高二适结识了章士钊、于右任、胡汉民以及江南图书馆馆长柳诒征等社会名流。章士钊长他二十三岁，由于“志同道合”，二人初次见面，即定为忘年交。“七七”事变后，陈树人又介绍他到立法院秘书科任科员。10月份，即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
想不到，当年的那一别，他竟与妻子儿女分开八年。这八年，心中有多少思念，有多少惆怅，又有多少盼望！值得庆幸的是，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游子今天终于回家了！这是应该让人“漫卷诗书喜欲狂”的事，这是应该对着溱湖放歌一曲的事！令人肠断的伤心事还是让它随着溱湖水远逝而去吧！此时应该是“青春作伴好还乡”！在溱潼镇上那座读书的小阁楼里，在小甸址村那低矮的老宅和破旧的校舍里，亲人们、乡邻们正在等着他的归来呢！
行走在溱潼道上，高二适的心情舒朗起来，脚步轻快起来。他没有带什么行李回来，入蜀时留在南京寓所的四千册藏书及少数生活物品全部散失了，在川期间，有限的几个薪资除了吃饭外，都用于书刊笔墨的开销了。肩上背着的一只行囊里，除了很少的一些生活用品外，只有几本旧书和几支毛笔，这是他的生命之所系。在川八年，他除公务代作应酬文字外，悉心攻读国学，校研典籍，不敢一日稍懈。1938年，寓成都，校读《世说新语》；1939年，寓重庆立法院宿舍，读《山谷全集》；1940年，客居巴县山中，诵韩昌黎、孟东野诗文，临《黄初碑》、《龙藏寺碑》；1941年，在巴岭，日日攻诗，复理《古诗源》及杜甫、韩愈、黄山谷、陈后山等；1942年，校读《刘梦得集》；1943年，寓重庆独石桥，尽力于《山谷诗集》，每至夜阑更深，辄放声吟哦不休；1944年，兼任朝阳文学院教授；1945年，读《庄子》、《玉溪生诗笺注》。这样一个年表，足以让人想象，入川八年，高二适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而这种生活于高二适固然充满了乐趣，但其间又饱含了多少不足为外人道的孤寂与清苦！“一声肠断溱湖水”，个中滋味，也只有自己知道。
高二适在家乡与亲人团聚。他住在溱潼镇上岳父家，许多过去的知交都来看望他，他也到左邻右舍以及小甸址村的一些本家亲友处走走。更多的时候，还是跟年轻时一样，钻进店堂或阁楼读书写字，有时也会看见他在小镇的麻石街和夹河边上散步。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南京来电催他回去。于是高二适就携了家眷一起回到南京，继续从事起立法院的文秘工作，并兼任建国法商学院教授、南京第三中学教员。1949年解放前夕，作为国民党立法院的资深文员，他本可以跟着蒋介石去台湾，然而他不愿再背井离乡，他也厌倦了官场生活，从此不再与政治有什么瓜葛，一门心思埋头在文史和书法的园地里默默耕耘。他曾到上海任南京工专上海分校语文教员，后又调任华东交通专科学校语文教员，再后来又回到南京任华东水利学院图书馆职员，直至1958年因病从华东水利学院退职。其间十年，虽然也工作几变，未息奔波，但他却无时无刻不执著于书法和古典诗文的临习研究，浸淫在传统文化的汁液中，广采博取，舞文弄墨，不求人知，独学自成。
1974年的溱潼道上，又出现了高二适的身影。此时的高二适已经七十一岁，进入古稀之年了。
人到老年，最想念的就是自己的故乡，就是自己的亲人。小甸址，有他的亲人；溱潼，有他的故交。有生之年，能多回故乡几次，能与亲人故交多见几次面，这是他最大的愿望。而让他越发思念故乡、亲人的原因，还由于他这么多年不平凡的人生经历，特别是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兰亭论辨”。
高二适在五十岁以后，进入学术研究的厚积薄发期。1954年他始攻章草，并精研《急就章》，至1964年完成书法研究著作《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历时十载。该书存亡继绝，探寻隶、草之演变，匡正前贤讹误，填补了我国文字学和书法史的一段空白。1959年，他撰成《刘宾客辨易九六疏记》上中下三篇，凡五千余言，得到章士钊高度评价。1963年，完成《〈刘梦得集〉校录》一书，并撰《柳子厚与刘禹锡周易九六论书后题》、《跋刘宾客天论》二文，为章士钊收入《柳文指要》。
章士钊与高二适亦师亦友，是高二适服膺终生的人物，其独立自由之心性对他影响很大。二人自相识结为忘年交始，相互砥砺切磋、诗词酬答、书信往来，四十余年从未间断。1962年，高二适应章士钊之邀到北京相会，畅叙别情。章士钊时任中央文史馆馆长，深知高二适的道德文章，有意邀请他到中央文史馆工作，高二适虽很感动，但想到家累太重，还是婉拒了邀请。第二年，章士钊又力荐他进入江苏省文史馆，并赋诗一首相赠：
异同刘柳不需删，
童子隈墙作态玩。
南海共识翁仲殁，
东周谁见冶长鳏。
误书偶得思逾适，
大草偷挥手更娴。
天下一高吾许汝，
家门月旦重如山。
字里行间，倾注了对高二适的相知赞许之情。特别是“天下一高”四字，足以说明章士钊对高二适评价之高。
确实，识高二适者，章士钊也！章士钊是高二适真正的知音。“天下一高”，高二适当之无愧。高二适一生持之以恒于对杜甫、刘禹锡、柳宗元和南宋江西诗派的研究，成果卓著，其诗作“兴托高远，感情丰富”，于高古中寓慷慨气质，尤以古风极为突出，林散之曾咏诗赞叹：“江南高二适，诗力全无敌。……笔驱六代风，手掇西江月”。高二适一生临池不辍，由早年的《明征君碑》、《曹娥碑》、《兰亭序》、《龙藏寺碑》及钟、王书法，到中年的王献之行草等，再到五十岁后的专攻章草，并醉心于《急就章》的研究和考证，直至六十五岁后，诸体贯通，草书突破前人窠臼，自创一格，熔章草、今草、狂草于一炉，形成一分隶、二分楷、三分行、四分草的高体，笔致古拙灵动、苍劲洒脱，书卷气息浓郁。
高二适是一个集学者、诗人、书法家为一身的大家，他的草书被章士钊尊为“第一”，他本人对自己的草书也很自信，自认为天下第一。然而，这样一个在艺术上达到如此境界的人，虽然生性狂直，却清高自守，不喜夸饰张扬，除了几个知己外，了解他的人并不多，在全国的名气也不大。然而，在他进入江苏文史馆之后，发生了一件事，却让他从此名声大噪。
这件事就是曾经震惊国内外学术界、被列为“二十世纪十件文化大事之一”、至今仍然影响深远的“兰亭论辨”。
走在溱潼道上，回忆起这件事来，高二适仍然心绪难平，论辨的经过还历历在目。
1965年6月，高二适读到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和《文物》杂志上发表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大为惊异，对其所提出的观点不敢苟同。郭沫若根据当年南京附近出土的晋人王谢墓石均为隶书字体这一事实，推断晋代不可能有成熟的楷书、行书，从而断言《兰亭序》既非王羲之所作，也非王羲之所书，而是王羲之第七世孙智永和尚所依托。这真是“惊心动魄”之论！刻石书迹与手写书迹岂能混为一谈？楷书及行、草书体在东晋已完全成熟而王羲之又兼善各体的史实岂能随便否定？对于这样的妄断之言，高二适怎么能缄默不语呢？他立即写出《〈兰亭序〉真伪驳议》一文，列举种种可靠事实，一一进行反驳，明确提出《兰亭序》其文其书皆出自王羲之手笔。他将文章寄给报刊，以期引起争论，结果未能发表。他只得寄给章士钊，希望老师能推荐给毛泽东。章士钊于是写信将高文转呈毛主席，毛看了高的文章，对其观点并不完全赞同，甚至认为其世界观有问题，阶级立场不对，但高二适的个性、书风却得到他的关注和欣赏，因而支持展开争论。他给郭沫若写信，提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的著名论断。很快，高二适的文章在《光明日报》刊发，后又在《文物》杂志发表影印手稿。而紧接着郭沫若就在《文物》杂志发表《〈兰亭序〉与老庄思想》、《〈驳议〉的商讨》两文与之辩论，由此一场声震士林的关于《兰亭序》真伪的论战在全国展开，时间延续半年之久。许多人都参与其中撰写文章，然而大多都赞同郭沫若的观点，只有少数人支持高二适。1972年，郭沫若又在《文物》杂志第8期发表《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对《兰亭序》为伪的观点再下定论，且语气强悍、霸气：“新疆出土的晋写本是隶书体，则天下的晋代书都必然是隶书体。所谓一隅三反，所谓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而表现，就是这个道理。在天下的书法都是隶书体的晋代，而《兰亭序》帖却是后来的楷书体，那么《兰亭序》帖必然是伪迹，这样的论断正是合乎逻辑的，而且也合乎辩证逻辑。”面对这样极为武断霸道的强词夺理，高二适没有退缩，他又写出了《〈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然而却无处发表。而在1973年文物出版社编印的《兰亭论辨》一书中，竟将这一论辩说成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斗争”，还给高二适套上了一顶“唯心论”的帽子。
作者简介
曹学林，男，出生于1981年，毕业于榆林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