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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若镛（1762年8月5日－1836年4月7日），字美镛，号茶山、与犹堂，是位百科全书式的博学家、朝鲜实学派思想家、深具代表性的现实主义诗人，历任朝鲜文艺馆检阅、司宪府持平、司谏院正言、弘文馆修撰、京畿暗行御史、奎瀛府校书、谷山府使、刑曹参议等官职。是续李奎报之后成就最高的现实主义诗人成就最高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留有《与犹堂全书》，其中收录有2400馀首汉诗。丁若镛创作了诸如《饥民诗》、《夏日对酒》、《苦雨行》、《哀绝阳》等反映百姓悲惨生活的诗歌。他还仿照杜甫的《三吏三别》创作了揭露腐败残暴封建官吏的汉诗《波池吏》、《龙山吏》、《海南吏》（“三吏”），以及《石隅别》、《沙泙别》、《龙潭别》（“三别”），此外还创作了鞭挞官僚鱼肉百姓的“三行”（《狸奴行》、《猎虎行》、《僧拨松行》）。经常称为丁茶山，谥号文度公，他“自幼希学圣，中岁渐希贤”，留有1,195篇著述和2,263首汉诗，内容涉及经学、政治、经济、法制、历史、地理、医药等诸多领域，他的茶山实学思想和文学创作在韩国和朝鲜学术界倍受关注，相关的研究则称为“茶山学”。
人物简介
他的茶山实学纵向继承了星湖李瀷、鹿庵权哲身等经世学派的实学传统，横向吸收了明清实学和朴趾源、李德懋、朴齐家等人的朝鲜北学派，以及天主教、西方科技等西学。他所生活的年代正处在朝鲜社会“转型期”的前夜。为“兴我旧邦”，“为天下国家”，他提出了包括等土地制度、行政制度、科学技术等各种社会改革方案。虽然他的改革方案最终没能得以实现，但其中蕴涵的“按劳分配”、“牧为民有”等平等思想对朝鲜半岛思想的近代化起到了启蒙的作用。茶山实学思想中的民权意识也使他在当今韩国学术界和民众中得到推崇。，被认为是韩国“汉字出现以来留下最多著作”的大学者，共留下五百余部著作，在宗教典籍、政治、经济、法律、医学、农事、筑城等方面都有所涉及，是一个各方面皆通的全能型人才，因此也被称为“韩国的达芬奇”。然而，他不仅仅是一位学者。虽然身为贵族，丁若镛仍然胸怀改造现实的想法。他主张对政治机构和地方行政制度进行全面革新，并且希望在土地均分的基础上按照劳动力去分配收获的成果。另外，他曾任京畿道的“暗行御史”，大力打击了铲除祸害百姓的贪官污吏。他凭借“东方筑城术”被认为是朝鲜王朝最杰出的工程师。
生平
1762年，丁若镛出生于京畿道马岘，是“晋州牧使”丁载远的第四个儿子，可以说，他在出生之前就已经与改革结下了不解之缘。丁若镛出生的那年发生了朝鲜王朝最大惨剧之一的“壬午事件”，英祖认为世子无能，就将其儿子困于米柜中杀死。丁载远对于这一事件十分气愤，一怒之下辞去官职回乡休养，而丁若镛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生的。 他自小聪明伶俐、推崇“诗圣”杜甫，并有“杜甫还生诗人”的美誉。不过作为实学思想家，他的思想已经不再像杜甫那样是单纯的儒学，而是以实学思想为核心。这使得他的诗歌作品在内容上与杜诗同中有异，在艺术追求上也有所差别。丁若镛反对盲目推崇中国文化，在朴趾源倡导“朝鲜风”之后，他明确提出“朝鲜诗”的宣言，呼吁朝鲜诗摆脱格律的束缚，用朝鲜人的方式表现。 丁若镛10岁即开始跟随父亲学习儒家经典。15岁的时候，丁载远出任户曹佐郎后，他随父亲搬到了朝鲜汉阳。在京城，丁若镛接触到了朝鲜实学大家经世致用派（又称星湖学派）的开创人和代表人物李瀷（号星湖）的遗稿，深受启发，并从此沉醉于实学。他经常悔恨自己出生太晚，并对后代子侄们说：“余之大梦，多从星湖私淑中觉来。”除研读李瀷遗稿，他还与李瀷的弟子李森焕、权哲身、李家焕、蔡济恭等交往。他一方面向李森焕学习了星湖经学，一方面向权哲身学习了星湖的实践道学。李家焕的博学对他也有很大的影响。除此之外，他还吸收了中国明清实学，并与朝鲜北学派的朴趾源、李德懋、朴齐家等人多有接触，曾先后阅读了朴齐家的《北学议》、朴趾源的《热河日记》等。23岁时，丁若镛从李檗（1754-1768年），开始接触西方天主教和阅读西学特别是科学技术类的书籍。
官场之路
丁若镛的官场之路可谓是顺利平坦， 23岁时考取进士，28岁时文科及第，得到正祖的赏识，奎章阁提学沈焕之称其为“文苑之奇才”。他先后但任过文艺馆检阅、司宪府持平、司谏院正言、弘文馆修撰、奎瀛府校书、谷山府吏、刑曹参议等职务。他在1789年和1792年分别设计了汉江浮桥和水原华城。在修建水原华城的过程中，他运用了滑车、鼓轮等机械装置，不仅解决了工程难题还为朝鲜国库节省了4万馀两的白银。33岁时，他获派为京畿暗行御史，廉查积城、麻田、涟川、朔宁郡等地。他关心百姓疾苦，惩处贪官污吏，深受百姓爱戴，但也因此得罪了朝中权臣。 然而1800年正祖突然去世，丁若镛从此踏上了受难之路。 1801年，正祖忽然驾崩。丁若镛深受西学感染，经常受到天主教事件的牵连，在“天主教迫害事件”中更是惨遭流配。反对派得势后开始残酷镇压南人派，史称“辛酉邪狱”。丁若镛的三哥丁若锺在辛酉邪狱期间被斩首。他的二哥丁若铨则遭到流放。丁若镛也发配到庆尚道长鬐。同年10月，他又因黄嗣永帛书事件而押至汉阳，后再次发配到康津。在流放期间，他近距离接触到了下层社会。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此期间完成，他还创作出了许多反映百姓疾苦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1818年，56岁的丁若镛获释返乡，结束了长达18年的流配生活。后来不复为官，潜心治学，从事著述18年，于1836年去世。1885年，朝鲜高宗追谥他为“文度公 在20岁出头的时候而如此长久的艰苦生活，却使丁若镛领悟了许多东西。他在偏远的山村与百姓们共同生活，亲眼目睹了朝鲜王朝后期百姓遭到压迫的真实情况。于是，直到流配生活结束的那天，他全身心投入到对学问的研究中，写出了许多对百姓生活有实际意义的不朽名著。其中有研究如何运营国家赋税与财政政策的《经世遗表》，研究地方官员应如何为百姓制定政策的《牧民心书》，以及载有麻疹与天花疗法的医书《麻科会通》等。就连丁若镛自己的号－“茶山”，也是根据流配之地康津的山名而得来的。 这样，丁若镛把谪居之苦中遇到的苦难，全部升华成学问。在1818年，他终于结束了流配生活。并且，直到1836年他去世的时候，他还在家乡把研究的学问汇集起来，对实学思想进行再次总结。在1822年，他回顾自己走过的历程，为自己起了一个叫做“俟庵”的别号。“俟庵”是根据“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这一经典名句而来的。在理学名分论盛行的时代，他强调通过“利用厚生”和“实事求是”，去改变自己的国家。然而，他的梦想最终没有能够实现。尽管如此，每到生活艰苦的时候，后人总是会想到他，想要从他那里得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可以说，丁若镛冲破中世的黑暗，为近代的朝鲜王朝带来了一片曙光，他已经实现了他的夙愿，成为了为世人指引方向的指明灯。
思想与修己、治人之学
丁若镛的哲学思想有很浓的唯物主义色彩。茶山实学融汇“经世致用”、“利用厚生”和“实事求是”的朝鲜实学思想，又与西方科学精神和技术合为一体。他的实学思想可以分为修己之学和治人之学。 〔修己之学〕，即茶山“仁学观”可以概括为“行仁主体之实践伦理”。茶山“仁学观”与宋明理学有许多不同之处。宋明理学认为仁是“心之德”，是先天的、内在的。而丁若镛认为宋明心性学说丢弃了儒家的原始道德论。他说：“古学用力在行事，而以行事为治心；今学用力在养心，以养心至废事故也。”他认为仁德不能以心为仁，仁德只能在实践中成就，主张道德与行事的统一。茶山的“行事”有道德实践和事功两重含义。他强调道德修养必须与事功结合起来。有利于国家和百姓的“事功”都是仁的实现，从事“事功”的人都是仁之人，即“仁者非本心之全德、亦事功之所成耳。” 茶山实学思想不仅仅是要“修己”以“为仁”，更要确立一个健全的政治、经济秩序。其实学思想的要领在于“拯救民生”。茶山所处的时代是朝鲜社会“转型期”的前夜。他一生经历了英祖（1724-1776）、正祖（1776-1800）、纯祖（1800-1834）、宪宗（1827-1849）四个朝代。1800年，正祖的突然驾崩使“英正盛世”成为昙花一现。年仅11岁的纯祖即位后，外戚势力很快凌驾于王权之上，对时派、南人派进行疯狂报复与镇压。英正时期的改革成果也在“势道政治”中付之东流。茶山以孔孟之道为根基，为现实社会寻求良方，写下涉及田制、行政、技术、赋税制度、身份制度、人才制度等诸多方面的“一表二书”（《经世遗表》、《牧民心书》、《钦钦新书》）和相关著述，为“兴我旧邦”，“为天下国家”，提出较为完备的改革方案和社会构想。
行政改革
丁若镛有关行政制度改革的思想主要记载于《牧民心书》、《原牧》、《原政》、《汤论》等著述中。。《田论》对土地制度的种种弊端进行了谴责，并提出施行维护农民权益“闾田法”。《监司论》将统治者比喻成强盗，将他们的罪恶昭彰于世。《乡吏论》表达了作者认为乡吏比凶猛的老虎和鹰还凶恶的观点。《原牧》是揭露封建等级制度和剥削的文章，反映出作者民主主义的思想他认为在上古时期，牧民之官都是由民众推举选出。因此，“牧为民有也”，牧民该应民之需，服务于民。他的这种思想的根基是孟子的“性善论”、“保民而王”、“民贵君轻”等爱民思想。在《牧民心书》中，他强调牧民之官应该具有三伦：律己、奉公、爱民。只有严于律己，刻苦奉公，才是真正的爱民。他认为清正廉洁是为官之本，“廉者，牧之本务，万善之源，诸德之根，不廉而能牧者，未之有也。”他还奉劝为官者注意约束亲友，以避疑谤，“亲戚古旧，多居部内，宜申严约束，以绝疑谤，以保情好。”丁若镛的思想虽然没有挑战王权，但降低了两班贵族等当权阶级的地位，提升了民的等级。他的这种民权意识使他在当今韩国学术界和民众中得到推崇。 丁若镛还对朝鲜当时的科举制度和人才任用制度提出了批评。他指出科举制度没有科目之分，也没有荐举之法，无益于选拔优秀人才。他建议科举考试应该分科目进行，这样才能使在各领域有特殊才能的人才脱颖而出。他还主张在人才任用方面打破地域、嫡庶限制，任人唯贤，这样才能举一国之贤强国裕民。此外，他还提出精简政府机构，减少官吏数量，提高工作效率，以解决人浮于事的问题和减轻百姓税收负担。针对当时朝鲜官吏贪腐现象，他还提出健全官吏考核制度的建议。[4]:36-37 在《钦钦新书》中，丁若镛提出了公正断案，减少冤案的刑法观点。《钦钦新书》记载道：“钦钦者何也？人命之狱，治者或寡，本之以经史，佐之以批议，证之以公案，咸有商订，以授狱理，翼其无冤枉，镛之志也。”
土地改革
土地制度改革是丁若镛改革构想中最具创见的部分。《经世遗表》有近一半的篇幅是论述土地制度改革。在丁若镛所生活的年代，土地虽然名义上是归国家所有，但实际上大多数土地都是由两班贵族所控制。国家对百姓征收收入二十分之一的税收，而地主却征收佃农二分之一的收入作为地租。这导致，朝鲜国库日空，百姓生活日窘。在借鉴中国井田制，柳馨远（1622-1673）的均田制，李瀷的限田制后，丁若镛根据朝鲜当时的国情，提出了“农者得田，不为农者不得之”的具有东方平等社会色彩的“闾田制”。 在闾田制下，每三十户左右的人家构成一个国家基本单位闾。每个闾的土地由闾内的居民集团耕种。每个闾设一名闾长，负责管理闾内土地和成员，记录成员的劳动时间。秋收时，收成的十分之一以上上缴国库，扣除闾长的俸禄后，剩下的收成按劳分配给闾民。闾田制体现了按劳分配的朝鲜社会平等思想。劳动者将十分之一的收入上缴后，拥有所有的剩馀。丁若镛认为此举可以激发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力。 在《田论》中，丁若镛指出只要国家保证人口的自由流动，闾田制最终能实现土地和人口的均匀分布。他根据自己在流配期间的亲身经历认为，朝鲜现行的赋税制度的症结在于“漏结”。两班和富商隐瞒土地，偷税漏税现象严重。为此，他提出重新丈量土地的改革建议。丁若镛在《井田议一》中说：“不必天下之民悉劝之为民也，农者为农，矿者为矿，不相妨也。”可见，他并不排斥非农产业，肯定了农业与矿业的并存状况。不过他又说：“君子之道斥利轻财，聚敛之臣不如盗臣，凡言兴利者皆小人也。”可见他所希望的理想社会是以农业为中心的社会，对发展商业持保守立态度。 闾田制是建立在土地国有基础上的，但当时朝鲜土地虽名义上归国家所有，实际上大多数土地由两班贵族控制。因此闾田制在实施上有很大的障碍。闾田制的按劳分配也将两班贵族排除在外。“茶山所以提出闾田制，其目的不在于社会经济的调整，乃在于全面重构社会。” 在《钦钦新书》中，丁若镛提出了公正断案，减少冤案的刑法观点。《钦钦新书》记载道：“钦钦者何也？人命之狱，治者或寡，本之以经史，佐之以批议，证之以公案，咸有商订，以授狱理，翼其无冤枉，镛之志也。”
科技
丁若镛对医学也很有研究。他通过文献研究和实验成功地将种痘术引入朝鲜。他还苦心研究民间疗法，编纂了《村病或治》一书，旨在帮助百姓防病治病，改善朝鲜民间的医疗状况。 朝鲜三面环海，他指出提高造船之法对发展经济和巩固国防都有著重要的意义。他通过实验，提出了多项合理实用的造船方案。他还在和平时期敏锐地预感到战争的临近，极力呼吁朝廷居安思危，巩固国防，说“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备”。他在《地理策》、《民堡议》、《军器论》、《战船策》等文章中极有先见之明地呼吁朝鲜朝廷加固城池，开发火力更为强大的大炮，制造更为先进的战船，同时加强战略、战术的研究和军队的实战能力。 1793年，丁若镛设计了水原华城。《城说》详细记载了他关于华城的设计。华城坚固美观，易守难攻，在建筑技术和工艺水平方面，超出了朝鲜都城汉阳城。朝鲜正祖曾为此给予他高度的评价。在华城的建设过程中，他设计的游衡车和研发的引重、起重技术和起重机等新设备节省了大量的人财物力。 丁若镛与“利用厚生派”实学一样，主张北学中国。他还曾提议在工曹之中设立专门负责从中国学校科学技术的“利用监”。他特别强调学习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知识和技术，培养朝鲜自己的技术人才。他相信“如此一来，不出十年，必能国富民强。”他在《技艺论》中强调发展农业技术、纺织技术、军事技术、建筑运输和医药之学；在《原政》中强调发展水利、种植、畜牧、狩猎、采矿等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