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刘劭传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三国志·刘劭传出自《三国志》,史书是由西晋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代历史的断代史,同时也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国志最早以《魏志》、《蜀志》、《吴志》三书单独流传,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书已合为一书。[1]
原文
刘劭字孔才,广平邯郸人也。建安中,为计吏,诣许。太史上言:“正旦当日蚀。”劭时在尚书令荀彧所,坐者数十人,或云当废朝,或云宜却会。劭曰:“梓慎、裨灶,古之良史,犹占水火,错失天时。礼记曰诸侯旅见天子,及门不得终礼者四,日蚀在一 。然则圣人垂制,不为变豫废朝礼者,或灾消异伏,或推术谬误也。”彧善其言。敕朝会如旧,日亦不蚀。
御史大夫郗虑辟劭,会虑免,拜太子舍人,迁秘书郎。黄初中,为尚书郎、散骑侍郎。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明 帝即位,出为陈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称之。徵拜骑都尉,与议郎庾嶷、荀诜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论。迁散骑常侍。时闻公孙渊受孙权燕王之号,议者欲留渊计吏,遣兵讨之,劭以为“昔袁尚兄弟归渊父康,康斩送其首,是渊先世之效忠也。又所闻虚实,未可审知。古者要荒未服,修德而不征,重劳民也。宜加宽贷, 使有以自新。”后渊果斩送权使张弥等首。劭尝作赵都赋,明帝美之,诏劭作许都、洛都赋。时外兴军旅,内营宫室,劭作二赋,皆讽谏焉。
青龙中,吴围合肥,时东方吏士皆分休,征东将军满宠表请中军兵,并召休将士,须集击之。劭议以为“贼众新至,心专气锐。宠以少人自战其地,若便进击,不必能制。宠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为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骑三千,军前发,扬声进道,震曜形势。骑到合肥,疏其行队,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贼后,拟其归路,要其粮道。贼闻大军来,骑断其后,必震怖遁走,不战自破贼矣。”帝从之。兵比至合肥,贼果退还。
景初中,受诏作都官考课。劭上疏曰:“百官考课,王政之大较,然而历代弗务,是以治典阙而未补,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圣之宏略,愍王纲之弛颓,神虑内鉴,明诏外发。臣奉恩旷然,得以启蒙,辄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臣学寡识浅,诚不足以宣畅圣旨,著定典制。”又以为宜制礼作乐,以移风俗,著乐论十四篇,事成未上。会明帝崩,不施行。正始中,执经讲学,赐爵关内侯。凡所选述,法论、人物志之类百馀篇。卒,追赠光禄勋。子琳嗣。
译文
刘劭,字孔才,广平邯郸人。建安时以谋士身份来到许都。太史向献帝报告说: “今年正月初一将有日蚀。”刘劭正在尚书令荀彧的住所,当时在座的有几十人。听到这个消息时,大家议论开了,有的说应停止岁首的朝庙祭祀,有的说应废除各地官员进京的朝会。刘劭说:“梓慎、裨灶都是古代优秀的太史,精通历法,善观天象。但他们在占卜吉凶时,也犯过不能准确推测天时的错误。《礼记》说:诸侯按顺序朝见天子,到了宫门却无法举行完朝见的仪式,这只能有四个原因,日蚀列其一。既然这样,那么圣人传下来的制度,不因为变异而预先废止朝礼的原因是:或者灾祸消除、转移,或者推测有误。”荀彧觉得此言有理,于是下令朝会照常举行。当天也没有发生日蚀。
经御史大夫郗虑推荐,刘劭任太子舍人,后又调任掌管图书经籍的秘书郎。黄初年间,他先后在曹丕左右担任尚书郎和散骑侍郎,以辅助政务和规谏过失。他曾受命汇集五经群书,分门别类,编纂成《皇览》。明帝曹睿即位后,他又出任际留太守,因治理有序,教化有方,而为百姓称颂。后又被授予骑都尉,与议郎庾嶷、荀诜等制定法令条规,编写《新律》十八篇,撰写了《律略论》。被提升为散骑常侍。当时传闻公孙渊接受了孙权所授的燕王称号,谋臣们纷纷提议派兵去讨伐他。
刘劭则认为:“当初袁尚袁熙弟兄俩归降公孙渊的父亲公孙康被其斩首,公孙康把首级送给朝廷,这事表明了公孙渊祖上对朝廷的忠心,再说现在听说的这件事是否确凿,还有待调查。古时圣贤求取处女之地,只修德政而不事征伐,是怕给老百姓增加负担。因此对公孙渊理应表示宽大为怀,让他有所自新。”后来,公孙渊果然斩杀了孙权派去的使臣张弥等,并把他们的首级送给了朝廷。刘劭因写有一篇《赵都赋》,颇受曹睿赏识,又听令写了《许都赋》、《洛都赋》。当时魏国对外频兴军事,对内大兴土木,刘劭为此写了两篇赋,文内都含有对君主委婉曲折的劝谏。
明帝曹睿时,吴国的兵马围攻合肥,当时魏军将士都在分批休假,征东将军满宠请求中军调拨援军,并急召休假将士,以集中兵力抗击敌军。刘劭在议论军情时认为:“敌人刚刚攻到,用心专一,士气旺盛,满宠带着少数兵将在阵地上御敌,倘若此时出击,不一定能打胜仗。满宠只要边坚守边等待援军,就不会有什么损失。我看可以派五千步兵、三千精骑,大张旗鼓,虚张声势。等到了合肥,便拉大行军队伍的距离,增添旗帜和战鼓,以张声势,等把敌人引出,就断其归路,绝其粮道。敌军听说魏国大军已切断了自己的后路,定会惊慌而逃,这样,敌军自然不战而败。”曹睿采纳了他的建议。当魏军逼近合肥,吴军果然退兵回去了。
明帝景初年间(237~239),曹睿诏令刘劭负责制定考察官吏功过善恶的标准——《都官考课》。刘劭完成任务以后上疏说:“考核百官,是国家政治的大事,但是历朝历代都未能实施,大都因为典章制度缺而未补,因此无法正确、明晰地分辨官员的好坏和才能的高低。现在陛下以圣贤的宏图大略,哀怜国家纲常的弛颓,诏令于外。臣下承蒙皇恩,得以进行这项开创性的工作,制定了《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又著有一篇《说略》。臣下才疏学浅,实不足以弘扬您的旨意,编写制定好这篇典章制度!”刘劭还认为应制定礼乐制度,以移风易俗。于是写了《乐论》十四篇,写完了还没来得及上呈,明帝就驾崩了,于是这事便没有施行。齐王曹芳时,刘劭执讲经学,赐爵关内侯。共撰写《法论》、《人物志》等著作百余篇。死后,被追赠为光禄勋。儿子刘琳继承了爵位。[2]
作者简介
陈寿(233年—297年),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人。三国时蜀汉及西晋时著名史学家。 太康元年(280年),晋灭吴结束了分裂局面后,陈寿历经十年艰辛,完成了纪传体史学巨著《三国志》。此书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前四史”。[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