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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家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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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語： 三家村 拼音： qiāo zhú gàng 同義詞：敲詐勒索 |
成語出處
宋·蘇軾《用舊韻送魯遠翰知洛州》：「永謝十年舊，老死三家村。」
成語釋義
指偏僻的小鄉村。
語法
作賓語、定語；指小地方
成語典故
只有三戶人家的村子。原指荒涼偏僻之地。後用以比喻學識淺陋。清．朱彝尊《汗簡跋》：「嗚呼！小學之不講，俗書繁興，三家村夫子挾梅膺祚之《字彙》、張自烈之《正字通》，以為《兔園冊》，問奇字者歸焉，可為齒冷且張也。」[1]
文革冤案「三家村」
人們不會忘記，1966年5月，表面平靜的中國大地驟然狂飆從天而落，一個又一個政治事件像炸彈一般投向毫無精神準備的人們當中：
在中央內部，5月初召開的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做出了即便是主持會議的劉少奇也暗暗吃驚的關於彭真、羅瑞卿、陸定一和楊尚昆四人「反黨錯誤」的決定。加之那個危言聳聽的《五一六通知》和林彪的殺氣騰騰的「五一八講話」，更給這次會議罩上了一層離奇、恐怖的氣氛。
5月10日，那位在半年前突然從距北京千里之遙的東南一隅拋出「秘密武器」（即對著名歷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大興問罪之師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姚文元，又從老地方向北京射出第二枝暗箭——《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鑑於前番「經驗」，全國報紙一律奉命轉載，不敢有誤。
5月25日，五四運動的搖籃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一篇大字報，更似一石激起千層浪，北大校園內外一時輿論大嘩，人們驚異、困惑、茫然……
5月28日，根據《五一六通知》決定，黨中央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一群慣於躲在幕後活動的人物開始登場，他們是：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等。
當成千上萬善良的人們一再發自內心地「緊跟」、「擁護」黨中央決定的同時，他們並沒有意識到，一場歷時十年之久的巨大災難正是從這個時候起，悄悄降落在他們頭上；人們更不知道，在這以後，他們在無數次大小批判會上按照「上面」的口徑大加聲討的所謂「三家村反黨集團」，竟是這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風暴中的第一樁大冤案！
山雨欲來
所謂「三家村」，取名於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雜誌在1961年10月開闢的《三家村札記》專欄。開闢這個專欄，是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的。當時，我國正面臨「大躍進」和天災所造成的嚴重經濟困難，在黨的號召下，一些文藝理論工作者打破沉寂，創作出許多好的作品、文章，它們對激發人們的鬥志，同心同德地戰勝困難，起到啟迪、鼓舞的作用。如同年3月，北京市委文教書記鄧拓，就以馬南邨的筆名在《北京晚報》上開闢了《燕山夜話》的專欄，前後共發短文152篇，很受讀者的歡迎。其中包括：鼓勵、勸教青年的《生命的三分之一》、《說地氣》、《行行出聖人》、《自學與家傳》等篇，闡述學習精神、態度和方法的《從三到萬》、《一把小鑰匙》、《共通的門徑》、《半部〈論語〉》等篇，強調實事求是、按客觀規律辦事的《王道和霸道》、《「放下即實地」》、《主觀和虛心》、《智謀是可靠的嗎？》等篇，以及談古論今的《三種諸葛亮》、《昭君無怨》、《三十六計》等篇。
同年9年，鄧拓約請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以及《前線》編輯部的幾位同志商定：在《前線》雜誌開闢《三家村札記》專欄，由吳、鄧、廖三人輪流撰稿，署名吳（吳晗）南（馬南邨，即鄧拓）星（繁星，即廖沫沙）。並規定每篇千字左右，題材不限，文責自負。就這樣，「三家村」即告成立。
《三家村札記》專欄自1961年10月開辦至1964年7月迫於形勢而結束，共發表六十多篇文章，其中除五篇由他人代筆外，都是鄧、吳、廖三人所寫。這些文章，以歌頌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的新人新事為主，也有些是對當時社會上的不良現象的揭露，對錯誤思想的批評。在寫作特點上，《三家村札記》較多地採取了以古鑒今、深入淺出的方式，體現出雜文特有的辛辣風格，如吳晗的《趙括和馬謖》，鄧拓的《偉大的空話》、《遇難而進》等。
加上鄧拓的《燕山夜話》，「三家村」前後共寫短文200餘篇，其中，雖有個別文章不盡妥當，但絕大部分作品仍表現出積極、健康、向上的思想，為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所喜聞樂見，如自兩個專欄開闢後，許多讀者紛紛來信表達所受教益。著名作家老舍在談到《燕山夜話》時，曾高度評價是「大手筆寫小文章，別開生面，不拘一格」。老一輩革命家謝覺哉還親自為專欄擬出題目，請鄧拓作談古論今的雜文。 然而，1962年9月，當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指導思想重新抬頭的時候，「三家村」中鄧拓則以「把業餘活動注意力轉向其他方面」和「為了避免自己對自己老有意見」為由，首先中斷了《燕山夜話》專欄的寫作。一個深受讀者歡迎的欄目忽然消失，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關注。就此許多人致信《北京晚報》編輯部，對該事表示大惑不解。但當時恐怕無人知曉，這正是專欄作者「竭力採取委婉的方式」（即沉默）來「表達自己正當的不滿」的一種姿態。
1964年，「三家村」中的另外兩家吳晗和廖沫沙，也分別因主張對封建、資產階級道德應批判地加以繼承和由於稱讚了崑曲《李慧娘》，被扣上一頂頂政治性大帽子而橫遭批判。在這種形勢下，《三家村札記》就不能不被迫下馬了。
但是，以上這些不過是「三家村」劫難的前兆。「三家村」的主人做夢也不曾想到，一場更大的陰謀此時正悄悄籌劃着。
早在1962年，江青就自恃其特殊身份，找到中宣部、文化部的四個正副部長，提出要批判《海瑞罷官》，卻不料受到冷落。1964年下半年，江青又企圖在北京找人寫文章批《海瑞罷官》，再次遭到拒絕。於是，江青不得不把賭注下到上海，並選中姚文元執筆。
1965年初，姚文元炮製出批《海瑞罷官》一文的初稿，經張春橋親自修改後密送北京。為此，江青還特別規定該文章「不叫周恩來看」。
1965年11月10日，江青一夥終於在上海《文匯報》上拋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打響了震撼全國的這場歷史大冤案的頭一炮。
在這篇奇文中，姚文元根據《海瑞罷官》里「退田」、「平冤獄」的主要劇情，在「用階級分析觀點認真地思考」之後，下出這樣的結論，成為該文畫龍點睛之筆：
1961年，正是我國因為連續三年自然災害而遇到暫時的經濟困難的時候，在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一再發動反華高潮的情況下，牛鬼蛇神們刮過一陣「單幹風」、「翻案風」；「退田」、「平冤獄」就是當時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焦點。階級鬥爭是客觀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識形態領域裡用這種或者那種形式反映出來，在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筆下反映出來，而不管這位作家是自覺的還是不自覺的，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海瑞罷官》就是這種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的反映。
一個毫不出名的姚文元，竟不容分說地給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長做了如此聳人聽聞的政治性結論，這不能不使禍從天降的吳晗隱隱感到，事情已「不那麼簡單，這是有來頭的」。如前所述，《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也正是於1961年前後問世的，按姚文元「階級分析的觀點」，「三家村」也肯定是在劫難逃了。
後來人們才了解到，在這場對《海瑞罷官》及其作者的圍剿進入社會之前，已首先在中國共產黨的最高層激起陣陣波瀾。
當姚文元文章正在秘密炮製時，周恩來曾看到載有這一問題討論的《文匯情況》。一次散會後，周恩來馬上安慰吳晗說：「那你打個報告，說明一下好了。」吳晗回去後馬上寫了報告，說明《海瑞罷官》寫作的過程和用意。
在《人民日報》、《北京日報》被迫轉載姚文時，周恩來、彭真親自審定了編者按，提出要對此學術問題「採取說理的方法，實事求是，以理服人」，並重申了黨和毛澤東一貫倡導的「百家爭鳴」的方針，強調對不同意見可以充分展開討論。
1966年1月中央批轉文化部黨委《關於當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問題向中央的匯報提綱》以及同年2月中央批轉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彭真任組長）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中也一致強調：「對於學術上、藝術上的問題，應該本着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原則，鼓勵展開討論，辨明是非。對於反對社會主義的毒草必須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批判方法進行鬥爭，以促進文化藝術的繁榮」；「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軍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與此同時，彭真還幾次就吳晗的問題當面向毛澤東做解釋，據理力爭。
但是，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黨中央集體的努力不僅一再被擱置，而且還屢遭批駁，不能實行。同年4月16日，《北京日報》被迫登出《關於「三家村」和〈燕山夜話〉的批判》材料，以及《前線》、《北京日報》編者按。4月20日，中共北京市委又做出決定，提出「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積極參加對《海瑞罷官》以及『三家村』和《燕山夜話》等的批判，把這場社會主義革命鬥爭進行到底」。 為保護吳晗，在此之前，北京市委已由萬里出面，讓吳晗化名李明光，到北京郊區參加「四清」，以換換環境，減少壓力。
然而這一切，都無法挽回江青一夥給「三家村」既定的厄運了。
欲加之罪
這一年的5月8日，《解放軍報》和《光明日報》同時登出兩篇文章，即高炬的《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和何明的《擦亮眼睛，辨別真假》，對「三家村」窮追不捨，上綱上線，調門甚高。可以說，這兩篇文章是「文化大革命」發動階段的最早的兩張大字報。高炬的文章這樣寫道：
鄧拓的《燕山夜話》以及用吳南星署名寫的《三家村札記》，充分說明了，在我們社會裡，階級鬥爭還是十分尖銳、複雜、激烈的。
鄧拓是他和吳晗、廖沫沙開設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這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一個頭目。他們把持《前線》、《北京日報》以及《北京晚報》作為反黨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我們一定要抓住它，識破它，戳穿它，剝掉它的畫皮，讓鄧拓這一小撮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醜惡面目，統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不僅《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要剷除掉，《海瑞罷官》、《李慧娘》、《謝瑤環》以及《長短錄》中的毒草等等，凡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東西，都要一一剷除，毫不例外。
何明的文章也與之相呼應：
鄧拓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三家村」的一名村長，是他們一夥的一個頭頭。
由於文化大革命的深入，鄧拓、廖沫沙、吳晗等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暴露了，《前線》和《北京日報》才匆匆忙忙地扯起《關於「三家村」和〈燕山夜話〉的批判》這面旗子，發表一批材料。所謂「展開嚴肅的批判」是假的；收緊陣地，實行掩護，才是真的。
我們不能不問《前線》和《北京日報》，近幾年來，你們究竟是無產階級的陣地，還是資產階級的陣地？你們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還是宣揚復辟資本主義的工具？你們究竟要走到哪裡去？
事隔兩天，5月10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同時登出姚文元的《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一文，以空前系統、全面的文字，將「三家村」判定是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店」，由此構築成這一駭人聽聞的文字獄。
姚文共分七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繼高炬、何明之後，繼續指責《前線》和《北京日報》4月16日的自我檢討和批判，稱其是一個「大騙局」；其他六個部分的標題分別是：《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是怎樣開場的？一條黑線，幾股妖風；無孔不入、千方百計地推行「和平演變」；退兵時的策略；徹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徹底肅清「三家村」的流毒。
這篇洋洋兩萬言的奇文里，姚文元一股腦地給「三家村」扣上了這些「罪名」：
一曰「三家村」執行的是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傾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的路線」。姚文一開頭就認定「三家村」是「鄧拓、廖沫沙、吳晗合股開辦的一個黑店」，長期以來，他們把《前線》、《北京日報》和《北京晚報》「當做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工具」，發表了「大量十分惡毒地誣衊黨中央和毛主席、支持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攻擊總路線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政治言論」，「充當了反動階級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党進攻的喉舌」；「三家村」所貫穿的這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是同《海瑞罵皇帝》、《海瑞罷官》一脈相承的。
二曰「三家村」發表的各種言論，是「精心策劃的、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有指揮的向党進攻」。姚文寫道：「鄧拓、吳晗、廖沫沙這個時期所寫的大批向党進攻的文章並不是各不相關的『單幹』，而是從『三家村』的合夥公司里拋出來的，有指揮，有計劃，異常鮮明地相互配合着。吳晗是一位急先鋒，廖沫沙緊緊跟上，而三將之中真正的『主將』，即『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和總管，則是鄧拓。」
三曰「三家村」活動的目的是「配合美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支持封建勢力和資本主義勢力」，以「顛覆黨的領導，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姚文在大批一通「三家村」的言論之後，竟得出這樣的結論：「『三家村』里的黑幕多麼驚人，這一小撮人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懷着多麼強烈的階級仇恨，他們對右傾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者如何無所不至地吹捧和支持。他們盼望中國變顏色，從紅色中國變成黑色的中國。這個黑店是資本主義復辟的一個重要巢穴，內藏毒蛇，必須徹底弄清它，搗毀它！」
四曰「三家村」在用「和平演變」的方式搞「資本主義復辟」。姚文聲稱，「三家村」採取「軟刀子割頭」和「五顏六色的糖衣炮彈」的手法，「全面地用地主資產階級思想腐蝕革命幹部和革命人民」，「在『學問』、『知識』的幌子下」，「反對毛澤東思想，否定社會主義的一切，力圖使幹部、青年蛻化變質，全面地、徹頭徹尾地實現資本主義復辟」。「他們的活動方式和想達到的結果，就是在最準確意義上推行『和平演變』」。
五曰對「三家村」的「讚賞者和追隨者」、「指使」人和「支持」人，都要一一挖出，徹底批判，通通打倒。姚文在最後氣勢洶洶地說：「從批判《海瑞罷官》到批判『三家村』，是一場驚心動魄的階級鬥爭，是一場政治、思想、文化領域中的大革命。面對着這樣艱巨的戰鬥任務，我們一定要敢於革命」；「凡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凡是阻礙社會主義革命前進的，凡是同中國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敵對的，不管是『大師』，是『權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麼有名、多麼有地位，是受到什麼人指使，受到什麼人支持，受到什麼人吹捧，全都揭露出來，批判它們，踏倒它們」。
有必要指出的是，同半年前姚文元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的時候比，中國的政治氣候已發生了急劇變化。那時，姚文還不得不稱呼對手為「吳晗同志」，並且在文章發表後，也的確展開了一場討論，吳晗等人可以在報上發表申辯的文章。這次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儘管何明的文章最後還表示，其觀點如有錯誤之處，請《前線》和《北京日報》「批評、指正」，但這已不過是擺擺樣子罷了。「三家村」——這個為「革命左派」所揭露、批判、踏倒、摧毀的對象，這時已完全被剝奪了任何申辯的權利。一時間，全國上下各種宣傳機器一起開動，萬炮對準「三家村」齊轟，成為十年「文革」期間所特有的「輿論一律」的開場。
文網血淚
「三家村」冤案的後果是極為嚴重的。毫無疑問，作為「三家村」的三位主人：鄧拓、吳晗、廖沫沙，是這場冤案的最早、最直接的受害者。
5月16日，戚本禹在《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一文中誣陷鄧拓「是一個叛徒」。同日，北京市委即派人通知鄧拓在家停職反省，並停發給鄧的各類文件。對江青一夥的這種肆意踐踏黨紀國法的卑劣行徑，鄧拓表示了極大的憤慨，他堅定地對愛人丁一嵐說：「我的歷史問題相信黨組織會弄清楚的。我被捕以後沒有干出對不起黨的事，歷史是可以查的。我要申辯。」
次日深夜，鄧拓伏案給當時的北京市委領導彭真、劉仁寫了一封長信，對姚文元等人的誣衊和誹謗進行了不屈的抗爭。他寫道：
「《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中，我寫的文章171篇，有問題的多少篇，是什麼性質的問題？我相信這是客觀存在，一定會搞清楚的。」
對於一哄而起的批判「三家村」運動，鄧拓這樣表示： 「我完全懂得他們（指批判他的群眾）的心情。我對於所有批評我的人絕無半點怨言。只要對黨和革命事業有利，我個人無論經受任何痛苦和犧牲，我都心甘情願。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永遠是這樣」，「我的這一顆心永遠是向着敬愛的黨、向着敬愛的毛主席」。
在信尾，鄧拓寫下發自肺腑的心聲：
「當我要離開你們的時候，讓我再一次高呼：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在全世界的勝利萬歲！」
寫完給市委領導的信，鄧拓又揮筆給愛人和孩子們留下了他最後的文字： 「盼望你們永遠做黨的好兒女，做毛主席的好學生，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堅持革命到底，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奮鬥到底。」 5月18日凌晨，鄧拓滿懷悲憤，離開人世，終年五十四歲。他用無聲的死，向那顛倒是非的年代發出最強烈的抗議。
在這場沾滿血淚的文字獄中，「三家村」中的另一家吳晗不僅是最早的受害者，而且其結局也更為悲慘。據吳晗的小兒子吳彰回憶：
在批判「三家村」的日子裡，「深夜裡的猛烈砸門聲就常常把人驚醒了，我老是嚇得縮在媽媽懷裡。他們翻過圍牆，破門而入。整個院子貼滿了『絞死』、『砸爛』的大標語。外國友人送給爸爸的禮品當做『四舊』砸爛了，電視機也不能倖免…… 「沒過多久，爸爸進了勞改隊，在那裡被人打出內傷，口吐鮮血。他的身上總是舊創未平，新傷又起。……從那以後，爸爸就開始經常大口吐血了，但他一直瞞着家人。 「緊接着，媽媽在（1968年）4月份也被送入勞改隊。……媽媽身體弱不禁風，患有幾種嚴重疾病……媽在那裡熬過了一個潮濕的酷暑和一個陰冷的嚴冬。媽媽的雙腿癱瘓了。（1969年3月18日）本來可以救活的媽媽就在醫院這個最最人道的地方死去了。第二天，姐姐帶我去太平間給媽媽更衣，看到媽媽雙眼半睜，面頰上還有幾滴淚珠。媽媽是死不瞑目啊！
提出過要見你們，我們不知道你們住在哪裡。』我們絕望地哭呀喊啊，連在場的醫生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淚。……這樣，我們連死去的爸爸也沒有看到一眼。
「舉目無親，更加難的生活開始了，十五歲的姐姐和十一歲的我相依為命。（在『四人幫』橫行的日子裡）因為姐姐去要爸爸的結論、遺骨和抄走的書，他們就找藉口把姐姐抓了起來，還再次抄了家。（1976年9月23日），在那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剛滿二十二歲的姐姐含恨死去了。」
廖沫沙是「三家村」中惟一活下來的人。從前面鄧拓、吳晗及其家人的境遇已不難想像，廖沫沙在「文革」中的歲月會是怎樣的艱難。在長期喪失自由的情況下，他的身心受到極大的摧殘。然而，廖不僅頑強地活下來，並且還作為歷史的見證人出席了1980年冬審判江青一夥的莊嚴的法庭。
在[[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人慘遭厄運的同時，北京市及全國各地的大批幹部和群眾也蒙受株連，先後被打成「三家村黑幫分子」、「馬前卒」、「小三家村」、「黑店夥計」等等。林彪、江青一夥以「三家村」為突破口，大搞層層揪，層層抓，追後台，上把矛頭對準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老幹部，下把罪名強加於一般幹部、知識分子乃至普通群眾。就連給《前線》、《北京日報》和《北京晚報》寫過稿，有過工作來往，甚至家裡有一本《前線》雜誌的，也不免要受審查，挨批鬥。某地一位喜歡《燕山夜話》的讀者，托北京的親戚代訂了一份《北京晚報》，也被追查同「三家村」的「關係」，每天罰跪板凳，「交代」了三個月，「罪」還沒有贖清。有些地方報刊，曾仿照《北京晚報》形式開闢雜文專欄，於是從山東到雲南，從廣東到黑龍江，到處揪「三家村」、「四家店」，甚至遠距北京數千里之遙、被古人稱為「春風不度」的玉門關外的敦煌，也難逃文網，被打成「三家村在敦煌的分店」。
林彪、江青一夥製造的這場現代文字獄，所受株連之多，禍及範圍之廣，已無法用數字統計。
劫後春風
1976年10月，在吳晗夫婦的女兒吳小彥飲恨離開了人世之後不到半個月，黨和人民一舉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1978年，在震撼全國的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空前活躍的政治氣氛下，黨中央開始重新審查「文革」中的冤假錯案。11月15日，《光明日報》刊登了一篇題為《評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作者蘇雙碧鮮明地提出：姚文的出籠，是個政治大陰謀，必須徹底批判，「冤案是『四人幫』製造的，今天我們就是要平冤獄，包括你姚文元《評新編》造成的文字獄，都必須一個一個地清算，一個一個地平反」。這篇文章在全國尤其是知識界引起了強烈反響，為「三家村」冤案的徹底平反打出了第一顆綠色信號彈。
不久，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會議決定要對林彪、江青一夥製造的所有冤假錯案一律平反昭雪，成為人們進一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地重新認識「文革」中重要歷史事件的強大思想武器。 1979年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任文屏的文章：《一樁觸目驚心的文字獄——為〈三家村札記〉、〈燕山夜話〉恢復名譽》。《人民日報》為該文所加編者按指出：「1966年，林彪，『四人幫』一夥出於篡黨奪權的反革命需要，製造了轟動全國的所謂『三家村』反黨集團的文字獄」，「最近，中共北京市委做出決定，推倒林彪、『四人幫』強加在『三家村』頭上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恢復鄧拓、吳晗、廖沫沙同志的政治名譽。」由此，首先公開宣布為「三家村」冤案平反。 2月23日，《光明日報》刊登新華社記者報道：《「三家村」冤案真相》。
2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鄧拓愛人丁一嵐的文章：《記鄧拓——為〈新聞戰線〉作》。
7月18日，中共北京市委發出文件，宣布為「三家村」冤案徹底平反，全文如下：
關於「三家村」冤案的平反決定
一、「文化大革命」前，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位同志應北京市委理論刊物《前線》之約，撰寫《三家村札記》；鄧拓同志應《北京晚報》之約，撰寫《燕山夜話》；以及吳晗同志寫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等，完全是正當的。他們的文章和著作，熱情宣傳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貫徹了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反對現代修正主義、資產階級思想和各種歪風邪氣，對廣大幹部、群眾，特別是青年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向讀者廣泛介紹科學文化知識，做出了貢獻。雖然他們的少數作品有缺點、錯誤，但大多數作品是好的，根本不是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他們之間完全是正常的工作關係，他們各自的政治歷史是清楚的。林彪、「四人幫」和康生、謝富治一夥誣衊《海瑞罷官》、《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誣衊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同志是所謂「三家村反黨集團」，並強加以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種種罪名，純屬他們為篡黨奪權而有組織、有計劃製造的大冤案，應予全部推倒。撤銷原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辦公室對三位同志所做錯誤結論，徹底平反昭雪，恢復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位同志的政治名譽。恢復鄧拓同志和吳晗同志的黨籍，恢復廖沫沙同志的組織生活。為被林彪、「四人幫」和康生、謝富治一夥迫害致死的鄧拓同志和吳晗同志舉行追悼會，並發布新聞。組織專人負責清查被抄走的珍貴的書籍、文物字畫、詩稿文稿和其他財物，退還本人或家屬。
二、宣布北京市委1966年5月25日關於撤銷《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前線》編委會和撤銷范瑾同志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定是錯誤的，文件予以撤銷，為上述單位和個人恢復名譽。強加於《〈前線〉發刊詞》的一切誣陷不實之詞一律推倒。
三、在林彪、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康生一夥的壓力下，1966年4月16日《前線》、《北京日報》所載《關於「三家村」和〈燕山夜話〉的批判》的「編者按」和材料是不實事求是的，宣布予以撤銷。林彪、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康生一夥陰謀打倒北京市委，誣衊4月16日「編者按」是「假批判真包庇」、「舍車馬保將帥」等等，純屬誣陷不實之詞，應予徹底推倒。
四、在報刊上組織文章，批判林彪、「四人幫」一夥誣陷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位同志的罪行，肅清流毒，伸張正氣。
8月3日，《人民日報》報道了北京市委為「三家村反黨集團」冤案徹底平反的消息，摘登了北京市委的平反決定。
9月5日和14日，鄧拓及吳晗、袁震夫婦的追悼會先後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隆重舉行。
1980年7月，廖沫沙為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憶鄧拓》一書作「代序」，他寫道：
當我的思路一走上前面的這些雜感時，就不覺精神為之一振，恍然大徹大悟：所謂「三家村」的冤獄和鄧拓、吳晗同志的犧牲，不過是一場歷史大悲劇的序幕而已；值得我們感情激動的，並不是這場悲劇的序幕，而是我國一切抱有宏圖大志的歷史科學家踴躍前驅，去尋找和發現我們這個九億人口的大國為什麼產生這場歷史大悲劇的真正原因。[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