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
内容简介
卡塔琳娜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管家，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过着体面的生活，却因一次意外成为媒体的靶子，遭到小报的诽谤，名誉受损，隐私被披露，甚至连亲朋好友都不幸遭到骚扰。忍无可忍的她，最终举起手枪，踏上了以暴制暴的复仇之路。本书首次出版于1974年，先后被译为三十多种文字，并被改编成电影和舞台剧。
作者简介
海因里希•伯尔（1917-1985），德国当代小说家，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战后德国最重要、最多产的作家之一。他出生于科隆的一个天主教家庭，中学毕业后在波恩的一家书店当学徒，1939年入科隆大学学习日耳曼文学和古典哲学，不久即被征召入伍，经历了六年的战争生活。伯尔在战争中多次负伤，并被关入美军战俘营数月，这些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日后的创作。战后，他一边当木匠和统计员，一边继续在科隆大学深造，并开始发表作品。
伯尔的早期作品多以战争为题材，表达他对战争的厌恶和痛恨，如《火车正点》《亚当，你到过哪儿？》及不少短篇小说。20世纪50年代后，他的视野扩展到更广阔的社会，以生动细致的笔触，描绘了形形色色的小人物，通过他们的遭遇和命运，批判和揭露社会的不公，他也因此被称为“德国文学的良心”。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有《一声没吭》《无主之家》《小丑之见》《莱尼和他们》《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和《保护网下》等。
伯尔曾获包括毕希纳奖和诺贝尔奖在内的多个重要奖项，并担任国际笔会主席数年。
原文摘录
至于这两个相爱的人用的是什么具体的词汇，也许人们可以在某些现代的电影中听到。在这些电影里，常常是隔着很遥远的距离，在电话里讲着许多许多表面上看来没有任何意义的话。 例如，在最后一段提到的“不礼貌”，最初在记录上写的是“温柔”，原来的措辞是“这些先生变得温柔起来”。卡塔琳娜·勃罗姆对此极为愤怒，坚决要求改正，于是在她和检察官之间、她和巴埃兹曼纳之间引发了一场真正的有关词义的舌战。卡塔琳娜声称，“温柔”是双方的，而“不礼貌”是一种单方面的行动，而且涉及对方。当先生们认为，这一切并不如此重要，而且会由于她的缘故而使审讯延长时，她就回答说，如果在记录上以“温柔”代替了“不礼貌”的话，她将拒绝在上面签字。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对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为什么她会跟她的丈夫离婚，其理由之一，就涉及这个问题。她的丈夫从来就没有对她“温柔”过，只是一味地“不礼貌”。同样的关于布洛纳夫妇的用词“仁爱”也发生了类似的争论。记录上写的是“对我很亲切”，而勃罗姆坚持用“仁爱”。当人家认为“仁爱”这词太旧，建议用“慈祥”来代替时，她就冒火了。她说，“亲切”或“慈祥”跟“仁爱”都没有关系，只有用“仁爱”才能说明布洛纳夫妇对她的态度。置
书评
现如今科技资讯发达，发现他人、展示自我的手段变得很多。明星、政要、各领域的专家、公众人物、还有这世间所有的普罗大众，我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我们借助窥视他人的生活来愉悦自己，通过发表评论以彰显存在。
我们确实在世间、在社会上、在仿佛不相关的事件中，超过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留下了自己的身影。不知不觉间或有意识地，化为了舆论洪流的一部分，对事件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种舆论，或者说民意，当然是自由民主思想的体现。而这种舆论和民意，是否导向正义与公平，却也是不见得的。如果我们有跟踪过新闻的流向，常常会看到一个人是如何地死里逃生，另一个人又是怎样的万劫不复———舆论和民意有时候并不是同一种东西，在其中一者尚未稳固、尚未表现出确切形态时，另一者往往可以努力控制、施加影响。
应该说，我们已经习惯了做普通人、做边缘人。很难想象，当同样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当镜头在自己蓬头垢面、惊慌失措的脸上聚焦，当你所知道的事实与社会普遍认定的事实产生冲突，应该如何辩驳？常说旧社会的道德观念可以轻易杀死一个人，当今的社会舆论也如此，个人的意识与集体混淆，成为了砸石头的人———当罪行终于发生，我们该怪罪虚张声势的媒体报道？助纣为虐的看客？莫非是那个死人吗？上帝呢？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