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性演变史
内容简介
本书旨在探讨中国国民性格的演变历程。
作者认为，国民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如同瀑布一样，飞流直下，越来越恶化。是落后的制度造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
站在空间与时间的双重视角中，本书可说是一部另类的中国通史，也为中国未来的改造和发展寻找真正的出路。
作者简介
张宏杰：蒙古族，1972年生于辽宁。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著有《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简读中国史》等。曾在《百家讲坛》主讲《成败论乾隆》。大型纪录片《楚国八百年》总撰稿。
原文摘录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动荡时期春秋战国，催生了先秦诸子，催生了百家争鸣；第二个大动荡时代魏晋南北朝，则催生了中华文明和艺术质的突变，为以后隋唐帝国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贫困对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后果的无法衡量的，贫穷使人的行为被现实利益完全控制，不再有想象力，不再有风度，不再有超越性。贫困文化的进一步就是沉沦，就是流氓精神，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就是为了一口吃的，什么都干得出来。
书评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是张宏杰的新作，副标题为“专制制度的演进导致国民性格大倒退”。以前看过张宏杰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觉得写得生动有趣且不乏深刻，所以一直对张宏杰抱有很大的好感。这次看到他的新作也就毫不犹豫的买了来，但一读之下真让人大失所望，这完全是一本堆积、拼凑之作，如他自己所言：“有太多的感性……也许有很多不严谨、不准确、泥沙俱下之处。” 从他的序言里就可以看出他这种缺乏严谨逻辑的地方，比如他举了二个例子，一个是抗日战争期间民众为日军挖坑埋自己，一个是歹徒凭一把小刀当着大家的面在长途车上强奸几个女孩。然后得出他的结论：这种“顺民状态”告诉你，他们准备在任何公权力、暴力和不合理现象面前低头，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都会选择顺从，而不是反抗。这种偏颇的全称判断是很让人遗憾的，他选择性的忽视了那些能够奋力反抗的勇士们的事迹，关于和上面例子相反的事迹我们可以俯身即拾，多不胜数，是不是我也可以凭些得出结论，中国人是个多么勇敢的民族？ 更多的硬伤比如他拿尧舜时代的传说来作为他的专制文化起源的证据，比如把中国制度的缺失归结为老子、孔子、墨子、韩非子这些思想家的头上，称他们为专制制度的帮凶，这又是何其可笑的言论，任何时代的任何思想家的自由思考能力是不应为时代实践的错失负责的，这是文明社会关于言论自由应有的共识，在他这里却轻易的丢掉了。更要命的是张宏杰对于这些思想家思想的误读、乱读、曲读之处甚多，让人深引为憾。 此外比如他对商鞅的指责与对古希腊民主的称颂，更是形成显明对比的错误，除了说明他对历史的无知外就是对历史的选择性失明。我们不妨来看看他的论述：……梭伦和商鞅对待“平民”的态度是完全相反的，一个是解放，另一个是囚禁；一个是从野蛮上升为文明，另一个是从文明下降为野蛮；一个是通过社会让步来换得社会的和解，另一个是通过血淋淋的专制来提高国家控制力。 显然张宏杰在这里没有明白商鞅为什么变法，即他的变法背景。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后，大幅改变了原来的贵族世袭体制，而能够解放下层民众的才智和能力，故而人力资源的利用这一块是做得最好的，相反其他六国虽然也有不少政治上的改革，但中央集权这块因为贵族分封势力过于强大，始终不能劲往一块使，王室的核心力量始终不如秦国的举国体制。从人心相背来说，秦国的军功制度和对小农、奴隶的解放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人民也盼望早日结束乱世，秦国军队的入侵对于民众来说除了国家荣誉感外，损失不大，损失最大的是各国的贵族，他们的特权受到贬损，而民众化入秦国是最快的，这就很能说明问题，可以说秦国的“民族”政策比较成功。即商鞅变法其实是把等级森严的贵族社会转变为相对平等的平民社会，商鞅为此也付出了他的生命为代价，因为他为了遵守贵族和平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律条，既割了秦孝公弟弟公子虔的鼻子，又不惜得罪太子即后来的秦惠文王，这在当时可是石破天惊的历史现象。而把当时置于井田制等落后贵族制的下层平民解放出来，可以人人按军功授田。张宏杰只论证负面的东西，而对于这些时代的进步，他视而不见，这文字的偏颇就可想而知了。 对于古希腊，张宏杰就采取了相反的态度，对于古希腊的民主极其赞扬，对于梭伦改革也十分的肯定，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我们的论述应该全面，我们应该认识到古希腊的公民文化正是奠基在极其残酷的奴隶社会制度之上的。由于缺乏准确的普查，加上没有一个确切的奴隶定义，所以很难估计古希腊奴隶的数目。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公元前五至六世纪之间，雅典拥有最多奴隶，可能多达80,000人；每个家庭，平均拥有三个至四个奴隶。在公元前5世纪，修昔底德认为德西里亚战争期间，有2万名奴隶逃走，他们大多数是商贩。在狄摩西尼的时代，估计最少有2万名奴隶，相当于每个家庭有一名奴隶。而当时的雅典城邦有多少享有民主选举政治权利的公民呢？根据史料，最多在三、四万之间。而且雅典的奴隶地位极低，他们是主人的财产，主人可以任意处置奴隶。主人可以赠予，出售，出租或遗赠奴隶。奴隶可以拥有配偶和子女，但国家不承认奴隶家庭，而且主人可以在任何时候将家庭拆散。 对于这些，张宏杰都略而不提了，典型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我并不是说中国文化就完美无缺，中国文化的缺陷的确需要反思和批判，但这种反思和批判应该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对于历史人物也不应苛求，不能拿现代的观念和眼光去要求他们，对历史要有起码的温情和敬意。对于西方文化的美好之处，我们一味颂扬也不能马上融入中国文化之中，而要看到整个历史背景和不同环境所造就文化的适应性。西方文化当然有很多非常好的地方，但并非就是完美无缺的。将中西文化进行机械的对比，尤其是如田忌赛马般的对比，可以说毫无意义，且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贬低自己民族的历史，我觉得这不是一种明智的反思态度，而是一种无知的贬损和文化自卑。 张宏杰的这本拼凑之作，的确让人无法卒读，不推荐阅读，不妨直接丢到垃圾桶里。只是可惜了我的三十多元大洋，那可是能吃上好多餐的早点了。 [1]